古希腊文明：城邦的形成及特征

1.早期奴隶制城邦

荷马时代以后，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期间，希腊人不仅在其本土和小亚细亚海岸先后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城邦，而且通过殖民活动在殖民地建立了许多城邦。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平民反对氏族贵族统治、扫荡氏族制度残余的过程。因此这一时期，有的史书称之为殖民时期，有的则称之为古风时期。

希腊城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自然条件使各地人们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山区以放牧或栽培葡萄、橄榄为主；平原和盆地的人以种植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沿海的人则多从事工商业。经济上的多样性为古希腊各式各样的城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数以百计的城邦成为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特征。

古希腊城邦包括三个要素即城市、国家机构或国家机器、公民公社或公民大会。希腊城邦历时四百年。分为形成期（公元前8—前6世纪）、繁荣期（公元前6—前5世纪末）、衰落期（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下半叶）。

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城邦建立的时期。所谓城邦国家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把周围的若干村镇附属于城市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城邦地方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大的也不过数十万人，具有小国寡民的特色。当时各地先后建立过二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米利都和以弗所；中希腊的特尔斐与雅典；南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和斯巴达。

城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各城邦原则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也经常通过结盟的方式保持政体治、军事方面的联系。古希腊虽不统一，但在语言文字、宗教节日活动、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基本一致，且都自称是“希腊人”。各城邦建立之初，氏族贵族多独揽政权。在政体上，有贵族共和、贵族寡头和君主制等不同形式。贵族共和制是指贵族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两名或数名执政官当政。执政官一般有一定任期，卸职后进入贵族会议。在遇到紧急事务或战争时，从执政官中选举一名总裁官（“埃修尼德”），任职期限半年或一年，或以完成某一大事为限。有的城邦因贵族斗争而形成僭主政治。希腊城邦并不完全是民主制。希腊公民的职责是随时准备打仗和进行思考，而不应为生存去劳动，这种贵族观念对于希腊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2.最重要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

（1）斯巴达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早在迈锡尼文明时期，这一地区就有一个奴隶制城邦，即荷马史诗中的斯巴达，后由于多利亚人的南侵，原先的城邦消失了。“斯巴达人”以后专指居住于此的多利亚人。斯巴达人在长期的征服战争中加剧了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在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斯巴达国家大约到公元前7世纪完全形成。

斯巴达国家的建立及社会特点体现在：斯巴达人是通过征服战争进入半岛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部落结成了联盟。他们把土著作为共同的奴隶，称为“希洛人”。部分被赶到山区或沿海的土著从事农牧工商，有人身自由，被称为“庇（皮）里阿西人”。庇里阿西人没有公民权，不能与斯巴达人通婚，但要交税或服兵役。全体斯巴达人都是胜利者，成年男子都是国家全权公民，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构成国家的统治阶级。经济上，斯巴达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奴隶制城邦，实行土地和奴隶国有的“希洛制”。这是古希腊城邦中的一种经济类型，即国家将全国土地划分成均等的若干小块（每块约20公顷），交斯巴达公民各户占有，只许世代相传，不准转让或买卖，以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财产分化。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份地由希洛人耕种。希洛人居住在斯巴达人的庄外，有自己的家庭，带着自己的农具、种子给主人种地。收获后把一半左右的谷物和乳酪交给主人。主人无权出卖和释放希洛人。

国家政权体是一种寡头政体，有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等。

国家政体(www.xing528.com)

斯巴达的军事制度是全民皆兵。斯巴达人的婴儿刚降生，就由长老检查，健壮者留，病弱畸形者扔入山谷。男孩7岁起送入儿童营，由国家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冬夏都要用冷水洗澡、赤脚、剃光头。）18岁开始，一律参军，平时练武，战时出征。30岁后才许过家庭生活。但白天仍回兵营，直至60岁才可退伍。因此整个斯巴达像一座兵营，崇尚军事和武力，要求公民具有勇敢、坚韧、严格守纪的精神，目的是保证斯巴达人的统治。正如其统帅所言：“我们只能靠战争和胜利来维持”。公元前530年斯巴达靠军事优势组织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展开了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

（2）雅典

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在荷马时代，阿提卡的居民分属4个部落，每部落有3个胞族，每胞族有30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时并未侵入阿提卡，但其他地方的居民纷纷逃来，被接受为阿提卡的公民。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希腊古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赛顿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棵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此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酷爱和平之城”。

雅典以其民主制度而闻名。恩格斯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1]它是古代希腊工商业城邦的典型代表。公元前8世纪起，因农、手工、商三次社会大分工而带来的新情况，以及贫富分化、本族人与移民矛盾等新问题，使雅典在向氏族公社瓦解国家初步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提秀斯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①设中央管理机关，把各部落的重大事务收归中央议事会管理；②把雅典的所有公民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掌管行政、司法和宗教权力。这反映了雅典的这个“王”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维护的是贵族特权。

公元前8—前7世纪，雅典设立执政官—贵族会议—公民会议等机构。执政官由一人后增至九人，分掌内政、宗教、司法和军事。由公民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一年一任，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决定国家一切大事，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成员都为贵族，实行终身制。公民会议则由自备武装的军人组成，这些军人有权参加国家官史的选举，但出身平民者无权出任。

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产生发展期（公元前6—前5世纪中叶）；繁荣期（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5世纪末）；民主制衰落期（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下半期）。其间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延续了近二百年。

雅典民主政治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是：①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保持了一个强大的、本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集团。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且年满18岁的男子，才具有公民权，且在取得公民权前必须履行一系列复杂的手续，拥有公民权的人才有政治权利。因而雅典民主制实质上是寡头政治的扩大。②雅典的民主政治既是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有识之士不懈改革的推动与完善的结晶。如影响较大的有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公元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公元前443至前429年间的伯里利克改革。

贵族专制统治的确立和商业高利贷经济的发展，使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逐渐激化，工商业奴隶主也逐渐不满贵族专权。因此，公元前594年，首席执政官梭伦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梭伦（公元前约639—前559年）出身于破落贵族，经商致富，立过战功，同时又是位出色的进步诗人，因经常挥笔揭露贵族的贪婪与残暴，而深得平民的支持和拥护。改革的主要内容：①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措施。②建立新的四个等级制度。按财产多少，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不同等级享有不同政治权利，财产愈多，权利愈多。为新兴奴隶主登上政治舞台敞开了大门。③创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制。改革后，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可以同贵族一样参加国家的统治，扩大了雅典奴隶主统治的基础。债务奴隶制的废除，使雅典走上剥削外族的道路。公元前509年，首席执政官克里斯提尼又一次实行改革，用五百人会议代替了四百人会议，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行政机关，其成员由10个选区各选50名代表组成。这次改革标志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此后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雅典是十分典型的奴隶主民主共和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公元前500—前449年的希波战争，使希腊人获得了自由、独立与和平。从此，希腊奴隶制经济进入繁荣阶段，雅典民主政治也进一步发展。奴隶劳动广泛使用，他们根本不被当成人看待，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称之为“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雅典民主只是奴隶主的民主，奴隶、外邦人、妇女根本无份。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雅典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2]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阶级性的。

公元前431—前404年，斯巴达和雅典为争霸希腊而爆发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斯巴达取胜。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的是严重灾难，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城邦出现了危机。公元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公元前276—前146年，希腊进入安提柯王朝统治时期，奴隶制经济进一步萧条，城邦制度进一步衰落，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