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异彩思想文化，尽览世界文明史

1.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理现代国家。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学的精髓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程中，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处于动荡中。社会各阶层都对社会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墨等家，他们各自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这不仅繁荣了文化，也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中，春秋时期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维护“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主张以德治民，要统治者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在政治上，主张逐步改良，“损益”旧法。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中的正统思想。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秦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在秦朝时，还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事件。但是，自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一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后，符合了统治者“有为而治”的实际需要，儒家思想才在中国思想界初步确立了主流地位。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以唯心主义神学论的形式发展了新儒学。提出了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强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孔子

两汉尊儒促成了经学的发展，形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等不同流派。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即《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战国以后，这些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到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便成了治国的法典，儒学也就成了官学。但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没有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武帝想用儒家思想加强统治，只得求助于原来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古文经学在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与今文经学不同，进而在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与之异流。古文经学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把儒家典籍看做历史资料，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没什么“微言大义”，认为《六经》皆史籍，平实地讲理经书。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刘歆为代表，另有杨雄、桓谭、王充、贾逵、马融、郑玄等。冯友兰（1895—1990年）先生认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来源可能要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所以公元1世纪的古文经学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独尊儒术的主张提出后，儒学并没真正实现一统的地位。事实上，自从汉武帝以后，一方面，儒术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另一方面，道、法等其他思想并没有受到限制，佛教传入（东汉时），道教兴起（东汉末），使儒术没有能够实现独尊的局面，其地位的真正确立要到唐宋时候。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老子是陈国思想家，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4]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老子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见解，力求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传统的宗教神学和思维定式的束缚。

在战国中期，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他将老子的主导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并给人以无限的思考余地。到西汉初年，黄老思想成为指导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主导思想，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之后，道家思想仍然继续传播。魏晋时，形成儒道融合的玄学。“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并以此作为清谈的主要内容，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两百多年的乱世，使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如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开创一代风气。魏晋玄学依靠注释经典的方法阐释自己深刻的理论思考，沿着儒道两家对于天人之际的思路进行探索，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表现出独步千古的潇洒。玄学的主要代表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等。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做的哲学反思，是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努力。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与佛学逐渐合流。

2.长期领先的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在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中间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到汉宋元达到两次高潮。

商周在科学技术方面，以青铜冶炼技术的纯熟掌握和应用最为突出。如今能见到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还有万件之多。记载周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周礼·冬官·考工记》，介绍了“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技术经验。《墨子》记载了许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包括对力学、光学、几何学等的很多现象都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并进行总结，上升为理论。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显示了我国先秦时期科学发展的水平和成就。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天文历法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周烈王时，即公元前370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365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公元前46年，古罗马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似，但要晚300多年。在医学方面，神医扁鹊成为我国中医脉络学的创始人。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进入全面奠基时期，同时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由于新兴的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炼铁渗碳钢技术，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冶铁技术的发明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成文理论的开端。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标志着古代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其中对生产工具、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的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墨子》一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其相关成就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得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力”概念的提出，光沿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更是为《墨子》增添了亮丽的光彩。《考工记》与《墨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高度概括的成果，一起被看做是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

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了广泛的发展。十进位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对地理资料的简单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和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对自然界物质本源认识的探求，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其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科技本身已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著作大批问世、成果灿烂辉煌、对生产的渗透愈深、与生产的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其特征是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在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在相互融合。为此，它将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并在当代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重新焕发青春。

古代历法已经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对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极大地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氾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具有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其中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3.意境悠远的文化艺术

（1）文学

文学是文明的彩虹。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上古时代就有口头创作的文学——歌谣和神话等，神话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诗歌和散文是最早的文学形式。

《周易》是商周之际的一部巫书，大约编成于战国初期，其中记载了古代的社会情况，并保存了部分古代歌谣，有朴素的文学色彩，是甲骨卜辞的发展。

《尚书》是一部分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反映了我国早期历史散文的面貌。其中《盘庚》篇是商代的重要文献，《周书》保存了周代的历史文献。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汇集了商末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史料价值，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西周初年的诗歌，有歌颂祖先功德，追叙周部族历史之作，也有描写农业生产、祭祀、贵族宴享的作品，反映了西周初年政治安定的局面。东周的诗歌，有大量描写婚姻爱情之作，也有反映在长期战乱中人民的不满和怨恨的作品，还有揭露贵族奢侈残暴、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讽刺诗，表现了东周时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巨大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期在文化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在学术上有着辉煌灿烂的成就。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大文学家屈原等人的相继出现，揭开了我国文化史上崭新的一页。(www.xing528.com)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有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交的散文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论语》为简短的语录体，《墨子》是在对话中杂有议论的文字，初具说理文规模。战国中叶的散文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孟子》是对话式的论辩文，《庄子》突破了对话体，开始向专题论文过渡。《孟子》和《庄子》语汇丰富，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量，文学性较强。战国末叶的散文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它们都具有体制宏伟，注意文章结构和修辞，逻辑性强的特点，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最高成就。春秋以来，楚国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学术文化。楚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融合，为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条件。战国中期以后，楚国朝政腐败，在强秦的威逼下面临覆亡的危险。屈原以悲痛深沉的感情创作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离骚》，表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屈原根据楚国民歌创制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领域，在诗歌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和散文，它为我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作家，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两千年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汉代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汉赋的勃兴、史传文学和乐府诗三个方面。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西汉初年，由于全国统一，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富庶。统治阶级大治宫室园苑，田猎游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与之相适应，产生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基本上为宫廷上层统治者服务的贵族化的宫廷文学——汉赋。汉赋的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并称“汉赋四大家”。其中司马相如最为有名，其《子虚》《上林》二赋也最为驰名。张衡的《归田赋》是首开抒情小赋先河的作品。作品篇幅短小，文句清丽，情境优美和谐，语言清新，一扫大赋虚夸堆砌的特征，汉代辞赋开始由专为帝王歌功颂德的体物赋转变为表达个人胸怀情趣的抒情赋，由鸿篇巨制变为短篇佳作。汉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和“不歌而诵”。其特色主要有：扩大描叙，尽情铺张；整齐的句式和散形的句式兼用；主客问答式。

乐府民歌是汉代的又一重要文学形式。汉武帝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音乐的机关，这个机关叫“乐府”。乐府机关掌管朝会、宴饮、祭礼以及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收集各地民歌，后来就将这个机关所采集的、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就成了一种古体诗的名称。后代文人用“乐府古题”或仿效乐府风格即事名篇而写的歌辞也称“乐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乐府所采集的民歌有138篇，现仅存40多篇，大部分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汉乐府根据所用音乐不同，被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等。其中相和歌辞保留民歌最多，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也有不少民间作品。著名的乐府诗有《陌上桑》《东门行》《上山采蘼芜》《上邪》《孔雀东南飞》等。

（2）史学

史学，一般起源于记事。在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据传人们有用结绳方法来记事的。因为这种方法过于简陋，他们所记的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大多是由口头流传下来的，如“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因而有“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开始时，“巫”“史”不分。到了所谓“重黎绝天地通”之后，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开始时，以记事为主，史学水平较低。自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虽然史官仍要参与龟筮占卜，解释天象，是预言祸福的半神秘人物，但开始重视史事的垂训和鉴戒作用，使史学由“记事”发展到“经世”。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一年代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罕见的。

到了公元前722年，中国历史有了更详细、更完备的记载——《春秋》。《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到过“百国春秋”，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

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孔子根据他制定的和史官们所共同遵守的史法进行修订，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有褒有贬，从而使“乱臣贼子惧”。

自平王东迁后到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孔子绝口不谈“怪、力、乱、神”；左丘明在《左传》里记载了不少怀疑、否定天道和鬼神的言论，如“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家，如孔子和左丘明等，都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他们使史学初步摆脱了神学，因而他们在我国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战国期间，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系统的编年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又产生了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

战国时期，人们对史实的考订也开始给予重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

我国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代史学的开山，而且注重把史学作为人们的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字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学习的榜样，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御、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

两汉史学在我国史学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划时代的不巧之作。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年）创作的《史记》全书有十二本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自黄帝起至汉武帝太初之间约三千年的史实，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它首创了用人物传记为中心这一新的史学方法，并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因此，《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中国的第一部“正史”。班固的《汉书》模仿《史记》体例，但它只写西汉一朝之事，所以又是“断代史”的创始之作。《汉书》在汉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后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籍数量剧增，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书的。《后汉书》总共120卷，是南朝宋范晔所撰；《三国志》总共65卷，由西晋陈寿所写；《宋书》共100卷，为南朝梁沈约（441—513年）所著；《南齐书》总60卷，乃南朝梁萧子显（489—537年）之作；《魏书》共130卷，北齐魏收（506—572年）所撰。

总之，从夏到隋之前，虽然还不能说史学之作汗牛充栋，但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已属罕见。史学为炎黄子孙启智养性，为千古帝王提供前车之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织部分。

（3）艺术

先秦的艺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雕塑、绘画、书法和建筑。雕塑包括青铜雕塑、陶塑、玉石雕刻和木雕。青铜器发端于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阶段，已出现黄铜或红铜锻打的工具及青铜铸造的铜镜。青铜是铜锡合金，较之铜有熔点低和硬度大的优点。由形制、花纹、雕塑、铭刻结合而成的青铜艺术可以说是当时匠心凝聚的最高艺术表现，彝器（青铜器礼器通称彝器）在政治、社会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是青铜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先秦具有圆雕性质的青铜雕塑，包括铜铸人像和鸟兽形铜尊卣，其艺术成就十分引人注目。玉石雕刻在商代就十分发达，其特点是：造型简洁，讲究对称，结构紧凑，立体感很强。春秋战国的玉石雕刻向精雕细刻方向发展，神秘色彩减弱；夔龙形玉佩多数饰有蟠虺纹及涡云纹，形式多种多样，造型矫健自如。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战国石卧牛，呈扭头蜷腿打滚状，标志着战国雕刻已突破商代左右对称的呆板造型。

先秦绘画主要包括先秦壁画、青铜器上的纹饰图案、战国帛画。1975年冬，在殷墟小屯曾发现建筑壁画残块，以红、白两色在白灰墙的表面绘出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春秋战国时代，壁画创作更加兴盛。大多数公卿祠堂及贵族府第都以壁画作为装饰。《庄子》说“叶公好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称“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诡，及古圣怪物行事”。屈原仰见图画，呵而问之，才成《天问》之作。商代青铜器纹饰以饕餮纹（又称兽面纹）为主。西周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因此纹饰删繁就简，兽面纹已衰退，凤纹渐多，出现如∫或∪的波曲纹、动物纹、鳞带纹。西周晚期则出现重叠交叉（如龙相交缠）的纹饰或较复杂的四方连续动物纹。这种风格一直发展至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城、台榭等图案纹饰，广布于青铜器上。战国帛画以长沙楚墓先后出土两幅旌旛性质的战国帛画为代表。先秦书法，商、西周的文字已具备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的三个要素，标志书法已初步形成。商代、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金文产生了地方风格，北方晋国出现尖头肥腹的笔形书法文字，即所谓的蝌蚪文，例如《智君子监》；南方江淮一带的文字，笔画多曲折，有的以鸟形和点子作装饰，这种很像图案的文字常在兵器上看到，应是所谓的鸟书。

学习思考题：

1.古代苏美尔的文明成就表现在哪里？

2.印度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宗教、语言的“博物馆”？

3.中华古文明的特色与成就是什么？

【注释】

[1]李保华、郑殿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2]［印度］塔巴：《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页。

[3]《老子·五十八章》。

[4]《老子·道德经》，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