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传统陶瓷：非遗地区制陶技艺的创新发展

（一）淄博鱼盘的界定

对于淄博鱼盘的起源和发展，由于其“小传统”民间文化属性，现存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无明确记载，陶瓷学界特别是淄博陶瓷研究者对此也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提出，淄博鱼盘生产源于2 200年前战国时期，其依据是当时淄博地区先民已经开始用鱼纹图案装饰盘类器皿；也有学者认为，根据相关出土实物考证，淄博鱼盘的制作年代应追溯至宋元时期，元代淄川西坡窑出土过白釉黑花鱼纹盆，金元时期博山大街窑出土过青釉印花鱼纹盘；还有学者认为，具有完全淄博鱼盘形态、严格意义上的淄博鱼盘的生产起始于清代中晚期，至清末民国时期达到鼎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衰微。

笔者充分肯定前人研究努力和成果。笔者认为，之所以对淄博鱼盘起源时间会产生不同见解，主要在于对淄博鱼盘界定标准存在不同看法。对于淄博鱼盘的界定，笔者主张从以下4个基本要素来把握。

第一，从空间上分布上，是否是在历史上淄博区域范围内及其周边窑址所生产的。

第二，制作材料和工艺技巧上，是否运用传统淄博陶瓷生产技艺。有学者认为，坡地窑为淄博鱼盘的源头。其根据是淄博鱼盘主要产于福山窑，而福山与坡地临近，福山窑为坡地窑缺水衰败情况下兴盛起来。并且早期盘多采用白底黑釉绘制图案，这可以在坡地窑所产器物中找到证据。

第三，从装饰纹饰上看，是否是绘有鱼纹为主体图案（可以装饰弦纹、海草纹等其他纹饰或伴有其他图案）。

第四，从生产规模上，是否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生产和销售能够满足当地和周边民众需要。

基于上述考虑，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历史上产于淄博及其近郊，运用淄博传统陶瓷手工技艺烧造的绘有鱼纹图案的盘类陶（瓷）类器皿，皆可归入淄博鱼盘的范畴。根据现有出土和传世淄博地区窑口所产绘有鱼纹的盘类陶瓷器皿，我们可以认为，淄博鱼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 200年前的战国时期，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淄博鱼盘生产，应该创始于明末清初时期，于清末民国时期达到发展的鼎盛，并且延续至今。

清末民国作为淄博鱼盘繁荣时期，已经引起部分学者关注。有学者提出，淄博“釉下青花瓷绘鱼纹盘，博山窑粗瓷”。“瓷绘鱼纹图案，在民间有‘鱼盘’之称。用笔简约，往往寥寥数笔，一气呵成，立意妙出。绘画风格简明夸张，不拘于物象细节，线条变化有致，逼使顿挫转折。虽在形式上受图案规节性约束，类似相同，却又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期，同一窑口，也是有变化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画法，创造出一种很别趣的艺术审美效果。鱼纹盘源于生活用具，产量大，瓷质粗。尽管如此，由于图样生动，具有观赏性，引人喜爱。”淄博鱼盘“既实用又美观，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青花鱼，似行书，施笔粗犷、流畅，几笔就勾从古至今”。淄博的行政规划多有变化，现在淄博市五区三县的行政格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的，因此对淄博鱼盘的界定应充分考虑此方面因素。

对于淄博鱼盘的认知，我们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民窑生产的陶瓷器皿或粗瓷杂器，而应该将其放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和社会发展中全面考察和审视。

第一，淄博鱼盘作为淄博这一北方陶瓷重要产区的代表性作品，是中国传统陶瓷文化、中国鱼文化、齐鲁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

第二，淄博鱼盘是淄博陶瓷传统技艺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淄博民间陶瓷艺术的经典代表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代表性和影响力，被淄博陶瓷界称之为“淄博土质青花瓷的代表”。

第三，淄博鱼盘是民间陶瓷艺人工匠根据本地区及周边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主要利用当地陶土等自然原料，采用传统手工艺生产方式烧制，源于民间，服务民众，具有浓厚乡土气息，也具有传统民间艺术特征。

淄博鱼盘作为淄博陶瓷技艺的代表器物，是北方民间陶瓷的优秀代表。作为一项民间艺术，淄博鱼盘是劳动人民以传统的、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就地取材手工制作，土生土长，为劳动人民所创造，为劳动人民所享用，具有浓厚乡土气息。淄博鱼盘不追求珍奇华贵，而是以表现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直接抒发劳动人民质朴纯美的情感表达见长，因而受到劳动人民喜爱。

（二）淄博鱼盘生产的窑炉和窑址

1.淄博鱼盘与馒头窑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发明“穴窑”用以烧造陶器。商周时期，又出现了升焰式圆窑和方窑。淄博陶瓷生产历史悠久，窑厂星罗棋布，淄博传统民间陶瓷烧造所用的窑炉为间歇式圆窑，即民间所说的馒头窑。

馒头窑是中国北方陶瓷烧造普遍使用的陶瓷窑炉类型，因其火膛和窑室合为—个馒头形状而得名。馒头窑在卧式窑基础上发展形成，从目前我国发现的古窑址考证可知，馒头窑最早出现于战国，流传至今，窑的结构主要包括窑室、窑门、火膛、烟囱等部分。

馒头窑的烟囱呈圆筒形，窑顶是一个球冠，顶部圆心处留有一圆孔，俗称“天子眼”。窑前设置一窑门，窑后设置两条烟囱。瓷窑内部，前为火膛，后为窑台，火膛下部为“底哨”。窑台大小决定窑炉容量，容量以大匣体的行柱数量计算，横为行，竖为柱。博山区山头镇黄崖根最大的7行14柱馒头窑，可装5寸碗12万个；龙泉镇渭河头村的“大母窑”为6行7柱，可以装大中小缸1 347件。作为淄博烧制陶瓷器皿主要瓷窑类型，馒头窑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据统计，淄博共有馒头窑200多座，至今余存50座左右，26座为清代所建，16座为民国所建，富有北方陶瓷窑炉典型特色。其中，在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八陡镇，淄川区龙泉镇较集中。山头镇河南建中村最为集中，有馒头窑10座。从遗留的馒头古窑残存部分可见，其内部结构厚实。匣钵是窑的外衣，紧挨着匣钵的是石灰黑砖，再是黏土和红砖；再向外层扩展就是一面是空心的墙体，这是用来填煤烧火的炉膛；内部的窑壁是一种能耐高温的砖。作为烧制淄博鱼盘等民间陶瓷产品的窑炉，淄博馒头窑经历了一定演变。

一是瓷窑装量。淄博陶瓷生产伴随规模不断扩大，陶瓷烧制所用馒头窑体积相应增大，容量不断提高。从淄川区磁村出土的北宋中期和金代的两座窑炉来看，窑体由椭圆形向圆形转变，当时馒头窑内径仅2米，容积明显小于后期窑炉。

二是窑内温差。窑内顶部与底部的温差对烧制陶瓷产品质量有重要影响，伴随陶瓷生产发展，为提高陶瓷质量，对窑内温差要求越发严格。人们创造性地在窑的后墙中下部开凿出两个孔眼，竖起两条烟囱排烟，烧窑点火将窑内水分排出后，再堵住“天子眼”。窑内火焰流向成为倒焰与平焰相结合，因而称为“半倒焰窑”。

三是烧窑燃料。考古发现，北宋中期的淄博磁村窑以柴为燃料，金代窑炉以煤为燃料。据此可知，淄博窑从烧柴变成烧煤时间大约为距今900年前。随着陶瓷烧制燃料的改变，陶瓷烧成工艺及窑炉结构也发生改变。为方便煤渣处理，馒头窑的火膛下部设置了“底哨”，中间设置炉条。

四是生产便捷性。馒头窑窑门大小以烧制陶瓷产品大小以及装窑出窑方便而确定。淄川龙泉渭头河窑（主要烧制陶瓷大缸）的窑门，显然比博山山头窑（主要烧制碗盆）的窑门大些，正是出于方便考虑。产品装好后，用耐火砖封闭窑门，只留一添煤用炉口和目测温度的观察口。

2.淄博鱼盘生产的窑址

淄博发现的古代窑址大都建造在地势相对平坦，距离原料、燃料、水源较近的山坡丘陵地带，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关于淄博鱼盘生产的具体窑口，缺乏古籍文献的明确记载。有学者提出，大鱼盘最早由博山区福山窑一带陶工绘制，之后山头窑等纷纷仿制，产量逐年扩大，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也有研究者认为，淄博鱼盘生产的窑口主要在博山福山、山头，淄川西河等地，淄川龙泉也有生产。还有学者提出，“博山各处窑口多有生产，而以东乡所产大鱼盘最为出色者”。

从历史上看，淄博鱼盘烧制区域主要集中在淄川和博山两个主要的陶瓷生产区县毫无疑问。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个地区主要窑址都烧制过淄博鱼盘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次考古发掘中，以上区域范围内也有鱼纹类陶瓷出土。

其一为淄川坡地窑。该窑地处淄博淄川城南约15千米处，周围群山环绕，似一个天然盆地。窑址位于盆地东北，东西蔓延约1.5千米，南北约1千米。1977年6月，相关部门对窑址进行了发掘整理。出土遗物中，有大鱼盘，盘心绘有游鱼和柳叶纹饰，白胎，内白釉，外黑釉，直径29.3厘米，高3.8厘米。另外，还有多个绘有鱼纹的盆型器皿。

其二为博山大街窑。该窑东临峨眉山，西临孝妇河，窑址沿河分布长约1.5千米，宽约0.2千米，是北宋晚期到元代窑址。大街窑1978年10月被发现，1982年6月和10月，淄博市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440件颇具特色的陶瓷标本，包括生活用具、工艺品和烧制工具。其中就有鱼盘类产品，有24件盘上印三条鱼龙逐戏水纹、莲瓣纹，2件印回首鱼纹、莲瓣水波纹。

笔者参考相关资料，走访相关专家学者和当地居民，总结出各个历史时期淄博鱼盘生产窑口情况如下：淄博鱼盘初创时期和发展时期，即明末至清中期，淄博鱼盘生产以淄川的西河为中心，包括淄川龙泉、渭头河和博山福山等窑口为淄博鱼盘主要产地。淄博鱼盘的繁荣时期，即清末光绪时期，淄博鱼盘的制作中心由淄川移至博山的福山窑，福山成为当时主要的鱼盘生产地。

明代之前，淄博地区生产过具有鱼纹图案的盘型器皿，但数量极少，未形成规模生产。当地考古发现早在2 200年前的战国时期，淄博地区先民已开始用鱼纹图案装饰陶制盘类器皿，此时器皿陶胎呈现红褐色，用白色绘料绘制简单朴拙的鱼纹，同时绘有卷云纹、回文、三角纹等。

宋金时期是淄博古代陶瓷发展的兴盛时期，有学者提出，淄博窑此时也有精美鱼纹盘型器皿生产。此时鱼盘烧造工艺采用砂圈叠烧法，青釉造型规整，制作精细，刻花、印花、剔花和酱彩鱼纹装饰独具特色，构图巧妙。

另外，元代坡地窑出土白底黑绘鱼盆，体形硕大，鱼纹装饰粗犷奔放，成为釉下彩装饰淄博鱼盘的先声，其鲜明特色技法，为淄博鱼盘产生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沿袭清末风格基础上，又创作出红绿彩和金鱼盘等品种。此时鱼盘不仅技艺娴熟，生产规模也达到鼎盛，工艺精湛，价格亲民，产量大，销售旺，深受周边地区民众喜爱。山东很多地区特别是鲁中和半岛地区城乡普遍使用淄博产鱼盘作为生活器皿，这也形成了淄博陶瓷生产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淄博陶瓷生产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无论是日用陶瓷、美术陶瓷，还是建筑陶瓷，其质量或产量均超过以往，成为长江以北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

具体到淄博鱼盘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淄博鱼盘传承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鱼盘制作和绘画技艺的继承，特别是对清末民国鼎盛时期鱼盘艺术的沿袭。走访调研和查阅资料得知，博山福山瓷厂在20世纪50—70年代批量生产过鱼盘产品，其中刘泉德、刘泉水、朱振增等陶瓷艺人是当时比较出名的鱼盘制作者。当时鱼盘生产的主要目的已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主要用于满足各种陶瓷和美术工艺展览。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贻谟、冯乃藻等也曾制作或画过传统鱼纹图案的鱼盘，工艺美术大师朱一圭更是被称为“淄博鱼盘绘画最后一人”。

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淄博地区部分陶瓷艺术大师在传统技艺基础上弘扬和创新，运用更加优质的陶瓷材料、突破传统鱼盘的绘画形态，以新的鱼纹艺术样式制作出更加适合现代审美的鱼盘作品，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居家装饰需要。

纵观历史长河，淄博鱼盘的历史发展阶段无论如何划分，其悠久历史、鲜明的地域特色都引发人们美好遐想。淄博中国陶瓷博物馆对淄博的鱼盘产品有这样的总结：“唐末五代鱼儿游，白瓷点彩绿悠悠。宋金莲盛戏鱼乐，青瓷印花尽风流。白底黑绘起元朝，明末青花初露头。清初繁荣中吉庆，神笔游龙竞自由。清末民初大鱼盘，龙腾鱼跃占鳘头。快乐吉祥和富裕，陶人心中逍遥游。”

表7-1　淄博鱼盘主要历史时期工艺特色

（三）淄博鱼盘的生态系统与遗产价值

人类学在对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中，并非将文化现象视为孤立个体，而是将各种文化现象看作存在于一定系统中有机联系的部分，这正是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文化整体观。在考察和审视文化现象时，我们不能将其与文化传衍区域的历史发展、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宗教艺术等分割开来。脱离了自然和文化生态整体性，孤立分析某一文化事象，将不能获取对其文化内涵的真切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特定自然、文化和社会生态的，特定生态场域作为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决定了非遗的存在、发展和消亡。非遗传承发展必须依赖这样的场域，或者营造新的场域，以便非遗的创新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必须有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和其他社会及自然结构”。割断与社会生活环境的根本联系，使其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非遗就失去最为核心的生命力。非遗保护应遵循整体性文化原则，从其生存背景出发看待非遗，从培育有益于它们存续发展的文化生态入手进行可持续保护。在当今社会变迁加速条件下，此种认识尤为重要。

淄博鱼盘在内的民间陶瓷发源于鲁中，具有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生态。淄博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辖区临淄古为齐国故都。淄博作为地域名称，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淄川、博山煤矿开发逐步形成，而煤炭是陶瓷烧制的必备原料。淄博鱼盘的产生、发展与当地独特的文化积淀、自然物产、餐饮文化、大众审美、习俗信仰以及地理位置等密切相关，并对当今社会形成重要的遗产价值。

淄博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区域名称，是从1938年10月成立中共淄博特委时开始的。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始于1945年8月23日中共鲁中区党委建立的淄博特区专员公署。

1.淄博鱼盘的生态系统

（1）自然生态系统

地理环境对民间陶瓷生产具有重要影响。淄博民间陶瓷主产区位于鲁中山区丘陵地带北麓，向北为淄博盆地通向华北平原，向南为峡谷通向山东腹地，自古是南北交通要道。此处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开掘作为燃料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此处蕴藏被称为“青土”的陶土，埋藏浅易开采，分布广储量大，但同时多杂质颗粒粗，还掺杂含铁金属化合物，因而陶瓷烧成后胎质疏松颜色较深。清末民国时期，淄博青花鱼盘正是以当地钴矿原料制成的土蓝色青花颜料所制造出来的瓷器代表。陶瓷生产所必需的三大自然条件—瓷土、燃料、相对便利的交通，这里都具备，而受瓷土质地制约，与景德镇洁白细腻的高岭土烧制后呈现“白如玉，明如镜”的特点不同，其产品带有粗厚色浓的特点，形成了淄博陶瓷独特风格。

①丰富的陶土。充足的陶土原料是民间陶瓷生产的首要和基本条件。淄博矿产丰富，种类繁多，为淄博陶瓷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淄博当地用于陶瓷生产的主要有三类：其一为黏土原料，有焦宝石、铝矾土、瓷石、青土、黄土、红土、耐火黏土等；其二为硅质原料，主要是石英；其三为熔剂原料和助溶剂原料，主要有石灰石、方解石、钟乳石、萤石、白云石、滑石等。这些原料在淄博均有广泛分布。

淄博已发现的矿产达54种，主要包括煤炭、铁、铝矾土、耐火黏土、石灰岩、陶瓷土等矿藏和铝、钴、金、银等贵重金属。矿物储量大、分布广、品质高，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其中，铝矾土占全省的90%，耐火黏土占全省45.9%，铁矿富矿占全省的25%，化工石灰岩、陶瓷土也是省内主要产地。陶瓷主产地博山、淄川的陶瓷原料主要有白药石、焦宝石和各种陶土。在淄川磁村与大昆仑之间的宋家坊一带，分布的优质陶土不用任何配方和不加任何配料即可直接用于烧制瓷器，为民间古代陶瓷业的长时期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淄博主要陶土原料分布如表7-2所示。

表7-2　淄博主要陶土原料分布

（续　表）

②充足的燃料。陶瓷烧制必须经过窑火高温，因而燃料是陶瓷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淄博丰富的煤炭矿产，为淄博民间陶瓷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青石山，黄石岭；不是炭，就是珙”，这句朗朗上口、千年流传的民谣，生动地描绘了淄博煤矿资源的富饶。

淄博地区的煤田分布，南依沂蒙山脉边缘，北临渤海平原，西与禹王山大断层与岭子煤田相隔，东至奥陶纪石灰岩山与煤系地层接界处，南北延绵52千米，东西横宽大约12千米，矿区面积为624平方千米。

历史上，淄博煤炭开采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地位。据考古发掘证实，在北宋末和金朝时期，博山地区烧窑已经使用煤炭。对于博山的矿藏，明清时期，地理学家和人文学者多有著述。

清初孙廷铨所撰《颜山杂记》中的《物产篇·石炭》一章，记述了博山古代煤矿地质、凿井、石拓、采煤、通风等技术发展状况。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年），博山的凿井采煤已经相当规模。康熙《颜山镇志》记载，“煤则凿石为井有至二三百尺深者”，说明在15、16世纪，博山地区已经可以开凿100米深的矿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载：“颜神镇，府西南百八十里……地宜陶，又产铅及煤，居民稠密，商旅辐辏……”。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载：“青州府益都县去郡二百余里，地名颜神镇，土多煤矿，利兼窑治，四方商贩，群聚于此。”1990年出版的《博山区志》也对博山区主要矿产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日记》中，记载了博山煤田数世纪的开采史。(www.xing528.com)

淄川境内同样也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淄川地下煤炭早在唐代前就有人工开采，至宋代煤窑已非常发达。

因为淄博地区煤炭和陶土等资源丰富，就地取材，因材施艺，所以产品价格低廉，质量较高，满足了当地民众生活需要，是淄博鱼盘生产历史悠久而长盛不衰的燃料基础。

淄博矿区煤炭古井分布如表7-3所示。

表7-3　淄博矿区煤炭古井分布

③充沛的水源。淄博地处暖温带，属湿润温带季风气候，虽不临海，但雨量充沛，域内有大小河流70余条。发源于淄博的主要河流有沂河、支脉河、北支新河、淄河、孝妇河、东猪龙河、乌河等，过境河流有黄河、小清河等。

淄博的“母亲河”孝妇河水量充沛，长年不断。该河古称为袁水，后改称笼水、孝水，清朝改称孝妇河，源于博山区神头泉群，向北流经淄川、张店、周村、邹平、桓台，穿过马踏湖汇入小清河，境内长108.6千米，是纵贯淄博南北的一条主要河流，也是淄博市自然地理的重要标志之一。生产淄博鱼盘等的民间瓷窑，便主要分布在孝妇河的两岸和周边区域。

另外，淄博市另一条主要河流淄河，由南至北流经博山、淄川、临淄等地，北入广饶，境内长112.5千米。大小河流均为淄博民间陶瓷生产提供了充沛水源保障。

④便捷的交通。淄博鱼盘在内的民间陶瓷生产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有密切关系。淄博地处鲁中，是山东重要交通枢纽，即使稍显偏远的陶瓷主产区淄川、博山，近代以来也有公路、铁路相连，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南北贯通，生产运输极为方便。20世纪初开始，淄博民间陶瓷生产和销售蓬勃发展，特别是鱼盘产品产销两旺，进入繁荣发展期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张博线的先后通车所提供的交通便利。

清朝末期，张店至博山的铁路于1903年5月—1904年6月由山东铁路公司承建，1904年6月胶济铁路全线建成，博山支线同期竣工通车。博山铁路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铁路之一，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见证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博山铁路北连胶济线，沿线煤、铝矾土、耐火黏土、陶瓷等资源物产丰富。博山线对加速煤炭外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联系淄博南北地区为淄博市发展依托的重要铁路线之一。便利的交通，也成为促成清末民国时期淄博鱼盘产销两旺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因陶土、煤炭、水源等自然资源均取自当地，加之便利交通节省运输物流成本，再者淄博自古就有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和工艺，能工巧匠云集，因而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造就了淄博青花鱼盘量大价低的优势。

（2）文化生态系统

任何一项传统手工技艺，都在特定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存在和发展，反映一定时期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审美需求。淄博鱼盘是中国陶瓷文化和鱼文化的载体和延续，与当地文化生态相伴相生，与地方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①深远的齐文化。淄博是齐文化发祥地，文化积淀深厚，成就光辉灿烂。早在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便为闻名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学者汇聚，百家争鸣，著述丰硕。淄博历史上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军事家孙武、文学家左思、农学家贾思勰等；而《管子》《孙子兵法》《考工记》《齐民要术》等著作灿若星辰。齐国故城临淄还是现代足球运动发源地。博大精深的齐文化，加之独特的陶琉文化、商埠文化、丝绸文化等，彪炳史册。

明清时期，淄博形成具有相当影响的“孝妇河文化带”，由南至北，博山的孙氏、赵氏，淄川的高氏、张氏、毕氏和新城的王氏等，对淄博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赵执信、蒲松龄、王士祯等，更是在后世产生了广泛而久远影响。

淄博鱼盘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的形成和发展，受到齐文化的深刻影响。齐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地域文化，开放性、兼容性、务实型、求变性是其突出特点和文化优势。淄博鱼盘立足生计，重实用，富变化，历久弥新，是齐文化“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体现，也是齐文化“与时变，与俗化”变革观念的产物。

在悠久历史进程中，淄博地区积淀了丰富的民间传统技艺，除了淄博陶瓷烧制技艺外，还有如周村烧饼制作技艺、博山琉璃制作技艺、淄博菜肴制作技艺等。长期以来，传统技艺直接为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服务。在这些传统艺技及其产品中，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淄博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丰富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享誉世界，看似平常一日三餐，却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我国历代饮食器具品种繁多，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中鱼盘以独特纹饰，艳丽图案。特别是以鱼通“余”，寓意年年有余，备受人们喜爱。清代文学家袁枚曾云：“美食不如美器”，足见美食与美器间依伴相生关系。饮食器具特别是陶器餐具发展过程，印证了中华文明悠久进程。从古至今，我国的饮食文化一直强调“食”与“器”之间的和谐统一。

淄博古为齐都，饮食文化悠久，是鲁菜发源地之一，与孔府菜、济南菜、胶东菜共同组成鲁菜四个直系。淄博鱼盘主产地博山，涌现出诸如博山酥锅、博山豆腐箱、博山烤肉、博山水饺（石蛤蟆水饺）、博山菜煎饼等名吃。山城博山自古矿产丰富，陶琉生产兴盛，商贾云集，餐饮文化底蕴深厚，所谓“要想吃好饭，围着博山转”，正是对博山饮食文化的真实写照。淄博菜肴烹调方法全面，爆、炒、炸、熘、蒸、烤、炝、汆、煎、酱、酥、机、焖、拔丝等各种烹调方法技艺精湛，配之以淄博鱼盘更是相得益彰。

明末清初时期，博山一批乡贤，如孙廷铨、赵执信等人，通过考取功名进京为官，接触到南北饮食风俗，领略宫廷及地方名吃，其中一些烹饪精粹和饮食文化被带回乡里，丰富了博山饮食，提升了淄博菜肴文化内涵和品位。淄博菜肴用料考究，做工精良，讲究原汁原味，具有咸、鲜、脆、嫩的特色，注重菜品色、香、味、形，是北方典型的“功夫菜”。

淄博鱼盘与当地饮食多有美好传说。据传，为了盛放糖醋鲤鱼，博山福山窑民间陶瓷工匠用手拉坯拉制了既能盛鱼又能盛汤的大盘。施上釉的裸盘盛放鱼不够美观，于是窑匠便依照糖醋鲤鱼形状将其绘制在盘子内，烧制成功后煞是好看，淄博鱼盘便传承和兴盛起来。又传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福山有一对刘姓年轻夫妇，因为家贫，常年给窑厂主做大小粗陶盘。一年的腊月三十，丈夫从集上买了条大鲤鱼准备过年。妻子回家看见，便想要把鱼画在盘子里，不是年年有鱼（余）嘛。于是她将鲤鱼画在盘坯上，烧制成了鱼盘。盘里的鱼红眼睛，蓝分水，绿水草，鱼头、鱼尾、鱼鳞清晰可见。这样鱼盘不仅实用还能作为装饰品，为此福山大鱼盘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至今，福山现在仍流传着一段夸奖大鱼盘的顺口溜：“大鱼盘，真正好，家庭离不了。釉面光亮像水滴，大鱼盘里蹦打跳。有钱买去盛大鱼，逢年过节吃水饺。山珍海味皆能放，五谷杂粮也能装。吃饭看着大鱼盘，都有一股鱼味香。”

19世纪中叶后，博山陶瓷、琉璃、煤炭三大产业繁荣发展，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匠人组成了城镇人口主体，其他行业随之兴盛，形成了异于农业文化的特色的产业型、商业型市民文化，也刺激了饮食业蓬勃发展和饮食文化弘扬。

淄博文化学者王颜山曾对淄博鱼盘与当地饮食文化进行生动描述：“凡节日庆典，筵席之上多见鱼盘。尤其岁尾春正之际，鱼盘实用之功能可达极致。扣于酥锅之上以保汤闷火靠，压于煮锅之内以防肉浮而味淡，状若覆斗，涵盖周全，久煮无伤，涤之无垢。以贮年菜，以盛饺馅，沉着而稳重，推拉不损桌面。最是除夕团聚，堂上红漆方桌列坐八方四面，长幼有序，总角苍颜，杯碟八副，鱼盘四件，肴兼水陆，陈酿开坛，列张布阵，是谓家宴。老少微醺，笑语声喧。热气蒸腾，清水汤锅迅出水饺，满把漏勺倾入鱼盘，蘸醋佐蒜，鲸吞虎咽。每值此时也，吾则忘情，尤瞩鱼盘。熙熙然不知乎人乐鱼耶？心境双畅，物我两忘，人与鱼之谐乐也。”

淄博鱼盘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器皿，在当地却并不只盛鱼，也用来盛放水饺和其他菜肴之用。淄博人喜好水饺，由于鱼盘深浅得当，朴实沉稳，旧时包水饺喜欢用鱼盘盛放水饺馅，水饺煮熟后又可用来盛水饺。淄博鱼盘形制硕大、胎质粗厚，用来装水饺不会烫手，而且装得多，适合全家人围坐进餐。正因如此，民间也有将淄博鱼盘称为水饺盘一说。盛放水饺的淄博鱼盘，已经成为50岁以上淄博人美好的童年记忆。

③特色的鲁中习俗。淄博鱼盘作为中国鱼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当地民众对丰稔物阜、繁衍生息和美好生活的祈盼，淄博鱼盘与当地民间风俗信仰有着更加丰富的结合。

博山孝文化源远流长，被称为华夏孝乡，其起源就是淄博的母亲河孝妇河。前文提到，孝妇河是淄博主要河流，其名源于孝妇颜文姜的故事。据《齐乘》记载：“齐有孝妇颜文姜，事姑孝养，远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灵泉生于室内。文姜常以缉笼盖之。姑怪其需水即得，非意相拱。值姜不在，入室发笼观之，水即喷涌，坏其居宅。故呼为笼水，今孝妇河也，出益都县颜神镇孝妇祠下。”乾隆《博山县志》卷一载：“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没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

据传，孝妇河有一种白条鱼被称为孝鱼。母鱼甩籽出小鱼后，眼睛就失明了，小鱼围绕在母鱼身旁，以己身为母食。等母鱼恢复生活能力后，才散去。这种美德备受人们推崇，因此当地民众在盘中绘制鱼纹图案，对孝文化弘扬和传承。

淄博鱼盘寓意吉祥，旧时当地人在女儿出嫁时，大都买一对新鱼盘作为陪送。逢年过节，特别是端午节和春节，女儿和女婿回娘家必带的礼物中必有两条大鱼，以示对父母孝敬和尊重。鱼和鱼的形象在淄博民风民俗中广为流传和应用，鱼盘正是其重要载体。

博山等地自古陶瓷业繁荣兴盛，当地民众信仰窑神，并为之修建窑神庙供奉，香火不断。目前，博山北岭窑神庙、山头窑神庙、龙五村窑神庙、万山窑神庙、福山窑神庙、淄川渭头河窑神庙等依然有迹可循。旧事鱼盘被用作供奉食物的盛器，以鱼奉神，以表众生对窑神的虔诚。

④繁荣的地方经济。淄博自古便是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区，鱼盘作为淄博传统民间陶瓷品种，与淄博地区地方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一是淄博鱼盘是淄博经济发展繁荣的产物。淄博为齐文化发源地，临淄为齐国故都，自古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战国策·齐策一》对齐都临淄繁荣有形象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其富而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毅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秦汉后，尤其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及交通发达，淄博地区民众生活富足，财富累积。这当地的各阶层人群更加注重精神生活，对使用的餐饮器具讲究起来，这为淄博青花瓷盘出现奠定了基础。社会审美影响普及使得鱼盘在寻常百姓家中广泛使用，同时带动了餐饮发展，造就了鱼盘的兴盛。

二是鱼盘也是当地陶工生计来源，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鱼盘主产地博山、淄川均属于丘陵山区，山多田少，农业产量低，迫使许多人要依靠陶瓷生产维持生活。大量陶瓷工人投入到包括鱼盘在内的陶瓷用品的生产，满足了地方及周边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使陶瓷工人获得了养家糊口的工作，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特别是清代，博山成为江北重要陶瓷产地和销售中心，淄博鱼盘质朴厚重，坚固耐用，价格低廉，深受百姓喜爱。博山所产陶瓷器除供应本省外，还销售到周边省份，鱼盘生产空前繁荣。

2.淄博鱼盘的遗产价值

近年来，伴随对非遗保护的开展，人们对非遗了解和认识有所加深，我国各类传统手工技艺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少人问津的局面，文化遗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淄博陶瓷烧制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民间陶瓷技艺，已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对淄博传统陶瓷的认知和保护才刚开始，特别是鱼盘等淄博民间陶瓷技艺的典型代表，世人对她的了解、认知和研究还远不够，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多努力。

目前对淄博鱼盘的研究，最多的是对其艺术价值的关注，这当然是其重要价值构成。但实际上，淄博鱼盘作为民间实用的生活用具，不仅是一项优秀的民间艺术，其传统陶瓷制作技艺、鱼纹绘画技艺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具有综合价值。文化遗产学者苑利和顾军提出，非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包括（但不仅限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多个方面。从人类学视角，我们可以对淄博鱼盘在内的民间陶瓷的遗产价值进行系统梳理。

（1）文化价值

非遗作为真实反映民众生活的人类文化成果，文化价值是其核心价值。丰富的非遗是民族民间文化传递和保存的有效手段、工具和载体，能够将民族精神等文化信息传递到每一代人，这些鲜活的文化载体能造就具有独特个性和崇高精神的伟大民族。保护、传承、弘扬非遗，展示和宣传其中美好的伦理道德内容，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出类拔萃的传统知识与技能，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是人类文化基因，在帮助后人认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人类新文化的发展留下更多的种源。非遗鲜活、多样且丰富，所体现的文化传统集中反映和表现了民众共同的心理结构、思维习惯、生活习俗等内容，规范着群体生活方式、价值判断和思想取向，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群体性认同和共识，发挥社会认同与社会和谐的作用。

具体到淄博鱼盘而言，如前文所述，其文化内涵丰富深远。鱼类作为“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人类将种族繁衍、生活富足的愿望寄托于对鱼的顶礼膜拜，在陶器上反复地绘制鱼纹符号作为“图腾崇拜”，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审美意趣。淄博鱼盘承载和发扬了中国陶瓷文化和鱼文化，是他们的重要载体。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亲和关系。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其制作和艺术想象的形成，既有人工精巧，更有自然造化，是人巧与天工完美结合，使欣赏者从中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感受到自然带给人类的勃勃生机。鱼盘作为源于民间、服务民众生活的日常用具，遵照实用艺术的基本法则，以产品功能效用为根本，运用当地的陶土等自然原料和传统陶瓷制作技法，将浑厚、朴实、天然的民间审美与实用功能使用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所倡导的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文化理念。

淄博民间陶瓷特别是淄博鱼盘在文化交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淄博当地文博工作人员和艺术家在国内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中，淄博鱼盘均发挥过重要作用。笔者拜访淄博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张光明时得知，20世纪80年代淄博文化界赴日本交流讲学，所携带的纪念品就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淄博鱼盘，受到日本同行和友人的极大欢迎。以鱼盘为代表的淄博民间陶瓷，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形态，它清晰反映着这片土地的文化，给人以思维启迪，其精神和文化价值远远胜过作为商品的价值。

（2）历史价值

“历史是现在的追忆，未来是现在的想象。未来也许可以通过现在的努力加以塑造和预设，过去了的历史却一经发生便不可更改”，历史对于人类的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非遗历史悠久，承载丰富历史信息，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从中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生活风貌、道德习俗和思想禁忌。这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为地方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提供了详细资料，对于认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迁历史轨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淄博鱼盘历史悠久，是淄博民间陶瓷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淄博陶瓷平民化、生活化、世俗化的标志。不同时期的鱼盘，是不拘古法、传承创新发展的最好体现，记录了淄博地区陶瓷发展历史。鱼盘与其他民间陶瓷制品一起，构建了淄博传统陶瓷生产的辉煌，是淄博陶瓷历史的记忆，也是淄博人民勤劳智慧的历史体现。

淄博鱼盘反映了不同时期淄博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淄博鱼盘为代表的淄博民间陶瓷器皿，虽与景德镇官窑相比略显粗笨，但质地坚硬，抗磨耐摔，价格低廉，能够满足各个历史阶段民众的需要。无论是鱼盘所用的原材料，还是鱼盘的绘画技艺，都是对淄博及周边地区自然资源、文化生态、审美取向、民风民俗等的历史记录。淄博鱼盘历史悠久，经历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但其传承发展脉络清晰，从中可见淄博传统陶瓷生产技艺的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

（3）艺术价值

非遗源于自然，产于劳作，表于情达于意，内涵丰富，反映了区域民众特有的生活风貌、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力，显现出绚丽多彩的艺术之美。淄博鱼盘作为民众的艺术，强烈体现着民众的审美观念。其价值不仅在于实用，还在于艺术审美，是民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产物，贴近生活又融入了审美意识，是民间生活用品，又是艺术品，集中体现了当地民间生活风貌。淄博鱼盘散发着淳朴、豪放、自然、随意和无拘无束的“陶味”，凸显地域特色和人文个性，洋溢着浓郁山野的气息，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旨趣。

首先，淄博鱼盘浑厚朴拙，地域特色鲜明。淄博地处长江以北，濒临黄河，受齐鲁文化和黄河文化影响，鱼盘无论制作还是绘画都不拘小节，豪放大气，朴实厚重，反映了山东人豪爽大气的性格，是北方民间陶瓷艺术的优秀代表。鱼盘以“不似”之笔写“神似”之形，自然形象被概括成点线要素，巧妙搭配，简练和谐，充满艺术感染力。

其次，鱼纹种类繁多，装饰性强。淄博鱼盘根据不同方法，可分为诸多类型，多变的纹样构成生动场景，表现出巧妙的创作思维、积极乐观的心态以及纯真质朴的风格。鱼盘除主体鱼纹图案外，还包括各种装饰纹样，类别之多、造型之美、装饰性之强，在淄博传统民间陶瓷艺术品中独树一帜，是当地民众智慧、精神和境界的充分展现。

再次，淄博鱼盘从写实到抽象，由繁到简，由单一色彩到红绿兼施，一路走来，不断创新发展。作为传统鱼文化载体，淄博鱼盘以鲜明多姿的鱼纹形象、丰富深厚的文化寓意，表达出吉庆有余、幸福美满、高升昌盛、生命繁衍的吉祥寓意，为普通民众的精神追求增添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志于传统文化传承和艺术创作的淄博陶瓷艺术大师，通过自己对淄博鱼盘的理解和艺术灵感，创作出更具文化价值、符合现代审美的鱼盘艺术精品，这些作品凝聚着艺术家们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精品。

20世纪70年代开始，淄博当地以及济南、北京等地美术工作者发现了淄博鱼盘之美，开始对淄博鱼盘关注。淄博鱼盘从日常生活用品变成了艺术观赏品，其画风独特、形式完美、品种多样，被誉为“19到20世纪中国民间美术经典”。1983年春节期间，山东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淄博鱼盘亮相，并且赢得了美术界和收藏界广泛关注与赞赏。我国文化艺术名家张仃、吴作人、臧克家、韩美林等都对淄博鱼盘喜爱有加。张仃赞淄博鱼盘“根植于民间，返璞归真，稚拙中见灵性，它所显示的民间文化底蕴是陶瓷艺术之根，世界艺术之精华”。吴作人曾在1989年给博山籍画家吴荣杰的书信中，称赞淄博鱼盘“朴实可爱”。臧克家1995年为淄博鱼盘题词“名传年代久，淄博陶瓷都”。韩美林曾到淄博进行艺术研究和创作，并制作了一批精美的刻釉鱼盘。

（4）科学价值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遗具有更多的跨学科、跨领域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是对历史上不同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保留和反映，也是后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源泉。许多非遗本身含有相当科学因素和成分，具有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陶瓷制作技艺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造成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特别是瓷器的发明，对于人类的贡献，不亚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技术，其科学价值不言而喻。千百年来，中国陶瓷制作技艺日益完善和精进，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出优秀的陶瓷品种和作品，如夏代蛋壳陶，商代青商瓷，西周印纹青瓷，汉代釉陶，唐代唐三彩、宋代汝窑、钧窑、官窑、定窑、哥窑、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石湾窑，等等，丰富着中国陶瓷科学发展的历史。

淄博鱼盘作为淄博窑代表作品，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流程明晰，工艺科学，分工合理，其生产所用窑炉、烧制工艺、绘画工艺前文已有论述。当地广为流传、专门给小孩子识字之用的《山头杂字》对淄博陶瓷生产工艺流程也有明确说明：“博邑窑场第一行，三房九匠一齐忙。匠人攻作大博士，每人一脚工难旷”“匠人括来博士旋”“摁泥揉泥攻作做”“匠人搅轮旋风转，攻作药坯在坯场”。淄博鱼盘的生产工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对陶瓷进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体现出淄博地区陶瓷生产的科学史。

（5）经济价值

淄博鱼盘曾经是满足当地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其经济价值不言而喻。淄博鱼盘的初创和发展时期，即明末至清中期，主要销售范围在淄博和鲁北地区。到了淄博鱼盘的繁荣期，即清末民国时期，淄博鱼盘产销两旺，销售区域扩展到济南周边以及青岛、烟台、威海等胶东地区，甚至周边省份也有销售，其使用范围较以前更加广泛，促进了当地和周边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烧制的淄博老鱼盘成了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艺术品。近年来，淄博鱼盘收藏品价格的高涨，说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对于淄博鱼盘价值的认可。

当然，淄博鱼盘价值和功能在新的时期需要实现拓展，鱼盘从单纯实用器，到实用、观赏、收藏为一体的多功能器物，鱼盘传统制作技艺，也应与文化体验功能相结合，让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提升认识，主动参与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