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论语》，讲的是“修齐治平”，求的是国泰民安。仁者之本在爱人，政者之正在惠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当政者最重要的功业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2·7）。而其中第三条更是重中之重，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己以安百姓”（14·42）是极其崇高的德行，甚至超越了仁，达到尧舜还存在不足的“必也圣乎”的境地。可见孔子的民本思想何等深厚坚实。然而，矛盾来了，同样在《论语》中，孔子又有“民斯为下矣”（16.9）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的对民的“贬义”文辞，如果不加细心体会，甚易产生误解。笔者认为，首先，孔子自幼即被逐出社会上层，身根于民，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身世，坦白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所以对平民大众的情况十分了解。“民斯为下矣”应当看成是孔子对当时民众现实处境的一种深刻剖析，所以在这句话前面设置了“困而不学”四字。老百姓为什么会处于如此低的地位？因为他们“困而不学”，缺乏知识呀！事实上，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怎能具备上学读书的条件呢！因此，孔子的教育方针之一是“有教无类”，在彼时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绝不排斥接收平民学生。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文句，自古至今许多学者都作了错误的解读，主要问题出在一个“可”字。笔者认为，这里的“可”，不应释为“可以”，而应释为“适宜”“适合”“宜于”。概而言之为：老百姓适合于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做什么，怎么做，而不适合于讲一大套他们听不懂的高深原理。套用现代流行语是，对人民群众要多说实在话，少讲空道理。显然，今天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准比之于古代百姓，自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如此，当今我们仍须强调实实在在地同老百姓对话，那么针对两千多年前民众理论知识贫乏的实况，孔子说了“可与不可”的大实话也应在情理之中。人们应当懂得，正是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孔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6·22）须知在一时还说不清鬼神的那个社会条件下，作为儒者的知识分子，既要随乡入俗与民众一起敬鬼神，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切实“远之”，以免跌入迷信的深渊，丧失了做人的主动权。
孔子在《论语》中的民本思想，同样鲜明地见之于《易传》。《彖上传·颐》云：“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彖上传·兑》云：“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象上传》云：“君子以振民育德”；“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又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系辞传》更高屋建瓴地指出，要以易道为根据，“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而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对话交流，将心比心，则是君子修身立业的必修课：“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系辞下》第五章）诚然，正如《论语》中广大民众对“修齐治平”之道并不完全明白一样，《易传》也指出一般民众对“一阴一阳”之道缺乏了解：“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然而，孔子是怀着真诚而关切的心情作出这种评述的：撇开仁者与智者的理论思辨，老百姓尽管“不知”，但真正付诸日常应用的主体却是他们。所以，孔子切望民众提高知识水平，在实践中掌握阴阳之道的理论体系。他以千家万户日用不辍的门户为例，深入浅出地向广大民众解释“乾坤变通，象器法神”之理，谆谆教导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而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往来不穷、民咸用之谓之神。”（《系辞上》第十一章）请注意，孔子把“民咸用之”，即老百姓的普遍实践作为检验易道是否真实不虚而达“神明”境界的最终标准，正如在《论语》中把人民的信任作为当政者的最高原则一样，无疑地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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