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的可信度？

关于孔子晚年传述《周易》，《史记》有明白无误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对“序”这个字，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包括解为《序卦》。其实，司马迁慎于文字，惜墨如金。此之为“序”，当系“次序”之义，即孔子依次讲授《彖》、《系》诸传。事实上这也符合一般的讲课规律。孔子教授《易经》，首先当按六十四卦顺序阐释卦名、卦辞，学生先心记默诵而后汇编成集，便是《彖传》。卦辞逐一讲解完毕，孔子再从整体上阐释《易经》的由来、宏旨大义、道德蕴涵、吉凶因果、筮占规则、通变要领以及别具一格的象征原理。其间又穿插部分卦象与爻辞举例分析，加深学生理解。所有这些，结集而成《系辞传》，即联系卦象文辞的综合性传述。欧阳公及其唱和者认为《系辞传》就文笔看“非出自一人之手”或许是不错的，但它恰恰反证了其基本内容“出自一人之口”。所谓“繁衍丛脞”，应系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因为孔子讲课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前后自然可能产生一些交叉重复，而学生们的记诵亦会各有一些出入。为了忠实师说，他们各据自己的听讲记忆，尽可能作出如实反映（当然也可能掺杂某些学习心得），以致忽略了必要的文字修饰。所以，传文倘有某些不足，多非讲课者之过而系记述者之失，但也绝不是刻意为之，企图冒师祖之名而在汇编成册时塞进自己的私货。要知道，《系辞传》中的文辞，几乎句句光照日月，字字掷地有声，孔门弟子如果具有这等水平，如是见解，完全可以像《论语》那样，在子曰的行列中戴上类似“有子曰”“曾子曰”等足以载诸典籍的高材生帽子。

顺着司马迁关于孔子传《易》的次序，《彖》《系》之后为《象》，这又是合情合理地讲授《易经》过程的客观反映。因为孔子讲授《易经》，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以《易》为载体，弘扬其日思夜想的道德规范。顺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路子，进一步拓展由“神道”以达“人道”的“荷天之衢”。他通过《彖传》，以象生意，小试牛刀。通过《系辞传》，旁征博引，提阴阳之纲，挈易简之领，打通了“天人合德”的康庄大道。于是，继之《象传》，继续其行之有效的以象生意的教学方法，从卦象结构的角度逐个引申六十四卦的道德含义，并类推到爻辞的解绎。如果说《彖传》突出地强调卦之“时”，则《象传》突出地强调爻之“位”。而无论时位，均贵中正，从而成为《周易》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在此基础上，当学生们对卦象意境的精彩奥妙深感惊奇并引起广泛兴趣的时候，孔子又因势利导，作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的课堂提问。为了具体地阐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孔子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说卦传》。之后的《文言传》，已在第一节中作了研析，不再重复。司马迁把它列于各传之尾，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孔子在对《周易》进行了“质”的阐释后，当有必要抓住乾坤要义，实施“文”的补充。总之，《史记》关于孔子晚年的传《易》记述，既具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教学情理（至于《杂卦传》和《序卦传》，《史记》未正式提及，尚乏佐证。笔者认为，此二者除引申诸传通义外，还有方便记诵的功效。是否老师或学生为此附编，可作商酌）。

怀疑《史记》可靠性的人还认为，司马迁说孔子传《易》于商瞿，六传至汉初田何。而《论语》未见商瞿之名，孔子有无这个门生要打问号。田何自言《易传》源于孔子，口说无凭，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事实上，汉初自高祖而吕后，开始并未尊儒。连司马迁的父亲当时也重道轻儒，以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求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看来，田何若想拉孔子的大旗，不如去拉老子的大旗。何况易、道互动，《先天八卦图》等易学重要文献甚至要秘传到宋朝道士陈抟手中去呢！所以，田何通过再传弟子杨何告诉司马迁父亲《易传》源自孔子的话应属可信。而且，关于孔子门生的记述，《史记》比《论语》更专业、更系统，也更全面。《论语》中通过各种场合出现的孔氏弟子合计仅二十八人，而《仲尼弟子列传》引孔子言“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首先自颜回开始列传，至巫马施，共二十九人，均有姓有名有字有年龄，并记有一定事迹。其中十一人著籍贯。其后六人，自梁鳣至公孙龙，有姓有名有字而无籍贯及事迹。《史记》特别注明：“自子石（公孙龙）以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即以上三十五人是司马迁有根有据地查得的孔子门徒，年龄姓名清楚明确。接下去，《列传》又指出，“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始自冉季，终于公西葴。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仲尼弟子列传是十分严肃而谨慎的，必据书传而求实，将七十七子按可信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疑者宁阙。而商瞿列于第一层次的第二十二名，其前为颜回之父颜路，其后为“长不盈五尺”的高柴。《史记》以简洁肯定的文字写道：“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而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专史勤学，博览广识，身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论其要指，为当时研习经史子集的一流大学者。他亲聆杨何释《易》，直接了解其传授过程，所以信实可靠度极高。再加司马迁长期接触国家文史档案，善于学习考察，自谓“年十岁则通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种广泛涉猎、深入考证、务实求真而取得的史料，岂能轻易贬之曰“道听途说”？事实上，汲县魏冢发掘出来的《周易》经文及阴阳说，也可以证明，不仅《论语》无名的商瞿，而且还有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作为魏文侯生前的老师，同样习传过孔子的《周易》之学。(www.xing528.com)

《史记》的孔子传《易》之说，至东汉再次得到著名史学家班固的认证。他在《汉书》中除对传《易》前期的师承次序略有调整外，总体上保持了《史记》的格局，并且明确肯定，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现代考古发掘获得的帛书《要》，同样写得很清楚：“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子贡问：“夫子信其筮乎？”子曰：“我观其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疑孔之说，观此当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