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感叹:“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把《周易》之成书归功于上古伏羲、中古文王和下古孔子一脉相承地完善创作。此中一个“深”字,道尽了它的文化价值与一代胜过一代的学术意义。南宋大儒朱熹则另眼相看,他认为“《易》本卜筮之书”;“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六)。由此来看“三圣三古”之《易》,可谓“一代不如一代”。其实,“《易》本卜筮之书”虽非妄语,但说“孔子之《易》”“本意浸失”,不如“文王之《易》”,更不如“伏羲之《易》”则未免荒诞。因为正如班固所言,从伏羲到孔子最终形成的《周易》,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特别是孔子晚年传述《周易》提出的大量论说经由后世弟子编纂而成《易传》,构筑起一个以思想道德理论为核心的古典哲学体系,使《周易》由卜筮之书彻底转变为崇尚道德的哲理经典与慧思源泉,实现了从巫术文化迈向理性文化的时代跨越,从而表现为一场具有东方道德哲学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化伟大创新。
当今,在国学热的大潮中,易学又风生水起。但风有顺逆,水有清浊。我们必须把握方向,走直道而避斜径,取精华而弃糟粕。最重要的是,正诚敬之心,十分珍视这份历史赋予的稀世文化资源,汲取其唯物主义的道德辩证思想,自觉走上“天人合德”的真实般若之路,形成超越宗教(神秘性)范畴的经典权威,承前启后地建构并确立指引人生根本价值观的中华民族理性文化信仰。为此,当务之急首先在于让《周易》之学回归孔子!
孔子之《易》的最大特色,照朱熹的说法,就是“急着要说出道理来”。“急”反映孔子的心情。他为扭转礼崩乐坏的社会危局,立意推行政治改革,直至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撞墙碰壁,有时竟“累累如丧家之犬”仍矢志不渝。而《周易》筮占的权威性,恰恰在诸侯、士大夫乃至广大社会阶层得到强烈的反响与肯定的确认,这使他感悟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奥妙,从而下定决心要在伏羲画卦、文王系辞的基础上“说出道理来”。
通过苦心孤诣地传述《周易》,孔子终于抓住天道、地道、人道这一核心问题,周密而系统地说出了一系列善世化俗、天人合德的大道理。概言之,可以归纳为“一极、二仪、三道、四德、五谛”。
“一极”即“易有太极”。它是世界之原、万物之本、道德之根、生命之蕴。
“二仪”即一阴一阳。它是世界形成的基因、万物生长的密码、运动变化的根据、生生不息的动能。
“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表现为阴阳交和,地道表现为刚柔相济,人道表现为仁义兼行。就本体言,仁属阳,义属阴。就功用言,仁属柔,义属刚。因此,遵循天道,效法地道,践行人道,集中地体现了天人合德的根本要求。
“四德”即“元亨利贞”,亦即六十四卦第一卦乾的卦辞。孔子阐释道:“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所以“元”反映善,对应于仁;“亨”反映美,对应于礼;“利”反映和,对应于义;“贞”反映恒,对应于正。善、美、和、恒,仁、礼、义、正,全面地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人性之“真”则十分自然地蕴藏于“四德”之中。
“五谛”即太极生生律、易简成位说、通变知几论、道德性命观与意象思维学。五谛作为《易传》的精粹,构筑起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各谛既自具核心,又互相会通,形成了一个足以包容中华古典哲学和道德伦理学说最高成就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一谛要义在明原正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二谛要义在怎样做人,正确实现生命价值;三谛要义在适时当位,应运行事;四谛要义在正性立德,顺天休命;五谛要义在启发智慧,提升境界。五者融会贯通,千秋万代地向人们传教思辨的大智慧、行为的道义性、勇于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和有益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基本价值观(平等、公正、人道、民本等)。
我们研习《周易》,首先就要研习《周易》蕴含的大道理。它凝集着孔子的道德观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在世界轴心时期高举起一面区别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文化大旗。然而,近百年来,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传述《周易》的伟大理论成果不仅被人轻视,甚至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无端攻击与否定。即使上世纪6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对孔子晚年传述《周易》的史实作出了铁定证明,至今仍有一些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遂使孔子对于《易传》的述作权阙以存疑,置为悬案。而研究孔子思想者则大多唯《论语》为据,自觉与不自觉地封闭了孔子最重要、最精辟的思想宝库之门。另一方面,偏离孔子传《易》之道的文人术士则各取所需,将《周易》之学带向神秘的星天、幽冥的大地或者脱世离俗的“象牙之塔”。对此,有识之士应当大声疾呼:让《周易》回归孔子!诚然,我们提倡“孔子之《易》”,只是要突出强调《周易》的道德理念、哲学思想与教化功能,使之成为推动思想建设、改善社会风尚、促进文明进步的宏大力量。而绝非主张封杀多姿多彩的各种易学流派。按《四库全书总目》概括,自汉魏迄清,易学在“互相攻驳”中形成了“两派六宗”。象数派的第一宗是汉儒,义理派的第一宗是三国魏王弼。其实,最早以义理阐解象数的正是孔子,而最早以象数演绎义理的也正是孔子。孔子既是义理派的宗师,又是象数派的鼻祖。因此,凡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者,无论何派何宗,均可入于“孔子之《易》”之门。(www.xing528.com)
孔子之《易》的又一鲜明特色,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在历史的传承中融合时代精神,不断发展与创新。孔子通过传述《周易》弘扬道德哲理,既立言于已知的时代,也建言于后来的时代。其理性文化之光足以穿越时空,千秋万代地照亮历史发展推陈出新的征程。《易传》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便是《周易》卦中应有之义。而“《易》与天地准”,反映了《周易》一系列概念、范畴与论述的真理性。“《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反映了《周易》理论体系的无限包容性。“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则反映了它的广泛适应性。正是这样的真理性、包容性和通变创新的适应性使《周易》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月异日新,在凝炼社会价值观的思想文化大熔炉中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热能。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中的这段言辞,表明子贡由于错过了孔子晚年为传述《周易》开辟哲学思想新领域的机遇而无比惋惜。但“一阴一阳之道”、“天人合德”之理,以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形上形下,道器一体”、“无思无为,感而遂通”等等精深的论述,终究随着时代的前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四端说”,荀子的天道观等,实际上都接受了《易传》思想的熏陶。其后,汉代开始升温的经学与“天人合一”观,魏晋的玄学思潮,唐代儒释道的融合,至宋辉煌一时的理学,无不立足于《周易》的深厚文化土壤。明代王阳明于政治生涯黯然失色之际,探易理而“龙场悟道”,把发端于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推向新的高度。清代易学重考据而轻开发,仍然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朴学,并为西学东渐开启了文化交流之门。历史实践证明,源远流长的《周易》以其“与天地准”的客观真理性,“广大悉备”“殊途同归”的包容性和“唯变所适”的适应性,完全能够奏响时代和谐的乐章,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轮。当今,在全社会凝聚核心价值观共识的思想文化建设进程中,更需要加深认识和大力开发《周易》蕴藏的时代正能量和新动能。所以,让易学回归时代,既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文化需求,也是孔子之《易》发挥自身功能的内在要求。
孔子之《易》还有一个根本性特色:力求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实践应用。《易传》在定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后指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之道”为什么很少有人理解与阐扬?因为“仁者”“智者”各说其是,而百姓虽在日常运用却不明其中原理。有感于此,孔子匠心独运,以门户为例,深入浅出地给弟子们上了一堂大众哲学课。他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通过平铺直叙门户开关、出入通行这样一个极其平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竟然系统而明白地解读了“乾、坤、变、通、象、器、法、神”八大相互联系的玄深概念,令人拍案叫绝:孔子之《易》妙哉!孔子之《易》伟哉!这里孔子之《易》的微妙在于一个“神”字,孔子之《易》的伟大则在于“民咸用之”。什么是“神”?子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无方而易无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它表明:所谓的“神”,既无形态,亦无存在处所,绝非外在于人的某种古怪精灵。“神”其实是人们的一种感受、一种体悟:忽觉于阴,忽觉于阳,往来难测。反之,人们倘能感悟阴阳变通之“道”,即能通神而推知未来。孔子还特别注重“未来”与“已往”的内在联系,把“神以知来”与“知以藏往”结合于一个完整的命题中。“知”即“知识”,包含着已往实践的经验及从中总结出来的事物规律,它为“知来”准备了进一步加深认识的前提。而要达到“神”的境界,更须经过广大民众再实践的检验,证明乾坤变通之道确实行之有效,验明“神”的正身,方成“神”的正果。这是一个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升华过程,而实施并最终完成这个过程的,只能是现实世界的人。据此,孔子旗帜鲜明地断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把“神”从天上拉回人世,拉回民间。今天,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它与日益成熟的网络世界正在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新觉醒。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有理由大声倡言:让《周易》之学回归大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倘如国民教育得当,孔子切望《周易》之道进入千门万户的愿景,应有可能成为现实,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南宋进士、历史易大家杨万里说:“《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得其道者,蚩(痴)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生动地点明了《周易》蕴藏极大正能量的实质:启悟智慧,完善人性,造福社会。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应当也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提出相互联系而各有侧重的价值观导向。总的来说,少年阶段的重点是“知善美”,使“天人合德”“三才之道”和“元亨利贞”四德印记于赤子之心。青年阶段的重点是“造良材”,懂得“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的精义,坚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力求“革故鼎新”,“开物成务”。中年阶段的重点是“明成位”,领悟“易简”之理、通变之道,找到落实人生价值的合适目标与现实处所。老年阶段的重点是“得自在”,防止阻碍身心自在的心理痴呆。心理痴呆有多种表现,包括无知的执著、无端的怨恨、无由的猜忌、无故的愤怒、无理的要求,以致终日忧心忡忡,疑神疑鬼。如此等等的不尽烦恼,倘能手捧《易经》,日坐片刻,或“观象玩辞”,或“观变玩占”,当可平心静气,自除其疾。
综上所述,我们倡导易学回归孔子,就是要坚持和弘扬《周易》的道义性与思想性;倡导易学回归时代,就是要坚持和弘扬《周易》的普适性与创造性;倡导易学回归大众,就是要坚持和弘扬《周易》的实践性和人民性。
倡导易学回归孔子、回归时代、回归大众,还将促进国学主流回归孔子、回归时代、回归大众。须知从本质上定义,国学乃是蕴藏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思想精华的历史文献体系。其核心是以《周易》为原的六经,纲领则是道统,即以阴阳交和的天道、刚柔互济的地道为准则的仁义兼行的人道传统。国学主流三回归,重点在于构建融合时代精神的社会整体价值观,确立以“三才之道”为根本来凝聚社会共识的理性文化信仰,从而潜移默化地实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顺时通变、开物成务、道济天下的人生理念。这将是一场其重大意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道统复兴”,也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启蒙”。毋庸讳言,作为一项极具建设性、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使命,它必然会现实地考验当今易学界以至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学术文化道统意识与承前启后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责任感。
“履道坦坦”,任重途远。“同人于野”,相与共勉!
(在四川省成都市传薪书院易学座谈会上的发言,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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