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华文化瑰宝，也是一宗秦汉以来众说纷纭的易学疑案。
图书之说，有文字记载者，首见于《尚书》。其中《洪范》篇记叙箕子回答周武王的请教而告以政事方略，述及“天乃锡禹洪范九筹，彝伦攸叙”，即天赐夏禹九类治国大法，以确立正常秩序。“畴”，《说文解字》释为“耕治之田也”。“九畴”，可释为“九个领域”、“九个方面”或“九个门类”。联系《洪范》，当指九大法则。《顾命》篇则在描述周康王接受成王遗命时的话语与情境，讲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据此可知，“河图”是置放于周室大堂东侧的一种玉石器物，其上可能看见天然的或人工刻画的图文。
早期的图书之说又见于《周易·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此引出种种见解。朱熹的《易学启蒙》引西汉孔安国之说：“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东汉郑康成则认为“《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此后唐孔颖达等皆循其说。宋郭雍更系而统之地概括道：“河出图而画八卦，洛出书而定九畴，故河图非卦也，包牺画而为卦。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陈洪范，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则肇于河图洛书，画于八卦九畴，成于周易洪范。其序如此。”总而言之，《河图》是八卦的蓝图，《洛书》是九畴的样书。然而《河图》《洛书》究竟何等模样，没有一人说得清楚。即使是秘藏此宝的陈抟，其《龙图序》也只是说，龙图三变：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河图》《洛书》两个图式。而两者何为《河图》，何为《洛书》，直到传于刘牧之手，方将九组点数者定为《河图》，十组点数者定为《洛书》。结果又引起一场发自北宋延至南宋的大争论。终由朱熹以学界泰斗之权威，敲定十组点数者为《河图》，九组点数为《洛书》。经此一锤定音，五百年间几无异议。
清代尊汉贬宋，图书之说备受质疑。最为激烈反对者，当推康熙年间的胡渭。他在七十岁时为其倾心著作的《易图明辨》作《题辞》中说：“《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认为后人附和《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中有《河图》《洛书》是“妄矣”，而宋代发现的《河图》《洛书》则是“妄之中又有妄焉”！
《易图明辨》批图书之妄的论据大致可归纳为六点：（1）天地之数，一奇一偶，与“五行五方”无关，与“天地生成”无关，更与“河图洛书”无关。（2）据清代易学家毛奇龄《河洛原舛编》考证，东汉郑康成为“大衍之数”（推演求取卦象用数）作注，即已提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东，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阳无耦，阴无妃，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三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而大衍之数成焉”。由此可见，陈抟的“河图”是从郑康成的注中得到启发而摹画出来的。（3）郑康成之注“乃刘氏（汉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数，非伏羲大衍四营之数”；“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不可以画卦也”。（4）“河洛者，地之中也。圣人兴必出图书，伏羲则之以画卦，文王、周公则之以系彖爻而开物成务之道备矣。三圣之事，不必专主伏羲，亦不必谓洛书禹时所出。”结论是：《河图》《洛书》与卦象无关。（5）“图书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即《河图》《洛书》只是《周易》将兴的吉祥瑞兆。（6）真正的《河图》已亡失于周幽王遭遇犬戎之难时。
胡渭的上述六点论证明白无误。但第三点尚须探讨。因为陈抟的图书是否源出郑康成之注，并不一定。这里应提及1977年安徽阜阳双土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考其图式，竟与“洛书”相符。它足以表明，类似图书之文，汉初即已面世。而《河图》是否亡于周代犬戎之难，亦仅系推测。
其实，早在陈抟秘藏的图书问世之初，北宋大家欧阳修便质之为“妄”，全盘予以否定。他还抓住《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叙，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及《说卦传》关于“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与阴阳而立卦”的论述排比在一起，认为三者相互矛盾，进一步否定《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诸《传》非孔子之作。然而欧阳修的论断很不缜密，未被当时学术界主流所信。尤其是他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理解，虽可据孔安国等前人注释，终究只是对孔子《易传》的明显误读。联系“则之”的前后章句，全文应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可以看出，这段文字的核心词是“吉凶”二字：则之神物（蓍龟），在于定吉凶；效之变化，在于观吉凶；象之天象，在于见吉凶；而则之图书，同样在于示吉凶：展吉兆而消凶朕。在孔子眼里，图书是吉祥的征兆，因此在伏羲之世出现，在尧舜之世出现，在太平盛世均有可能出现。反之，则图书皆隐。所以孔子曾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子罕第九》）与《史记》所载“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乎”大同小异。反之，“河出图，洛出书”，表明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君子时来运转。于是圣人以此为指针，通过仰观俯察，创设八卦，这就是“则之”的含义，而绝无以河图为八卦蓝本之义。至于“生蓍立卦”，唯指用蓍求卦，更无借蓍画卦的半点意思。欧阳修对《河图》《洛书》的否定与对孔子传述“十翼”的否定一样，只能成为易学历史长河中翻起的一片小小浪花。然而，胡渭的《易图明辨》则条分缕析，论说周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胡渭事实上提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图书：一种是宋代问世的《河图》《洛书》，一种是《洪范》所述的河图、九筹与孔子所言的《河图》《洛书》。前者为妄，后者属真。
基于上述历史资料及诸家之言，今天我们应当也可以作出合理的分析而推断如下。(www.xing528.com)
一、《洪范》所记与孔子所言的河图，是大自然的瑰宝，像蓍龟一样属于“天生神物”。
二、《洪范》的九畴明指治国的九类大法，与洛书无关。孔子所言“洛书”，应系类似河图，被古人视为祥瑞征兆的天然器物。如果说，河图洛书是表面具有（或刻画有）纹理的玉石器物，发现（或采制）于新石器时代的伏羲之世；则洛书很可能是龟甲文物，发现（或成形）于夏末商初始创甲骨文之际。它们与象形文字形成前古代人文符号的创造进程密切关联，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三、上古的河图洛书实物至今已无法考证，即或有朝一日可能发掘出土，也难以实复其名。因为《洪范》与孔子并未描述过它们的基本特征，后人岂能自作名副其实的结论？但绝不能由此否定它们的历史存在。诚若苏东坡所论：“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他这番话是针对其师欧阳修说的。今天看来，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一段不容忽视的过程。
四、河图虽非八卦蓝本，但在古人创造文化符号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各处于一个时间区段的两个节点，反映着文化脉络的持续延伸。
五、宋代问世的河图洛书，虽非《洪范》、孔子所言之真品，但数理蕴藏精深，文化内涵丰富，特别是经过朱熹等学者的义理发挥，形成了一个深入浅出的哲学思辨体系，堪称易学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它使图书之学独立于象数之学而蔚现新观，并且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如蔡元定《启蒙附论》所云：“图书为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为圣神之制作，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权舆。”应当说，宋版图书的思想文化意义不在《太极图说》之下，切不可以一“妄”字轻率否定。
六、胡渭等人认定陈抟的河图洛书并非《洪范》、孔子所言之河图洛书，其论据基本正确充分。为此，宜将自宋至今通行的河图洛书各加书引号，以《河图》《洛书》的形式加以规范，并且统一文字标注。于《河图》下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于《洛书》下注：“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五中为身。”以兹明瑰宝而消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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