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学　孔子哲学思想解读：启迪理性文化信仰

各位学界同仁、领导、嘉宾：

刚才郑宇民会长的主旨讲话高屋建瓴，精彩纷呈。可以确信这次研讨会提倡“《周易》的现代表达”，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当代易学面临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既要承传统之精华，又要发前人之未明，更要站正推动时代文明创新、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发掘经典普世价值，弘扬孔子深博思想，凝炼道德智慧观来建设东方精神家园，增强本土软实力以扩大国际文化影响。为此，我认为目前最需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一、旗帜鲜明地为《周易》传述者孔子正名，以完整阐解孔子的论述而顺其言，系统弘扬孔子的思想而成其事。

《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上古伏羲画卦基本上是美丽的传说，中古文王演易也系无证的推测，而下古孔子传《易》则有史籍的信实记载，且为近数十年来出土文物《帛书》《楚简》所证实。然而，发端于北宋欧阳修的“疑孔”孤鸣沉寂近千年，居然在上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的风浪中受到一些名人的响应并推波助澜，影响深广，致令孔《传》“疑”名迄今未消。即如《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关于《易传》文章，虽赞赏有加，功果则弗及孔子。实际上，具有远见卓识甚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数字世界恢弘神奇的孔子，不愧为真正的未来学家。他认真观察当时世俗心灵之象，即类比预测到后世或有疑孔之意，因而感慨系之地说：“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对于筮占之问，则明确回答：“我观其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见《帛书·要》）其神机妙算，或能令疑孔说者幡然醒悟。

现有充分依据足以表明，孔子传《易》系自在史实，应去外加之“疑”（详见拙著《意象悟道》中《孔子是〈易传〉的作者吗》、《从〈论语〉到〈易传〉——孔子晚年的思想升华》、《究〈论语〉〈易传〉之际，通孔子思想之变》等文）。当务之要在于广泛形成共识，理解把《易传》的述作权明确复归孔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神州大地名正言顺地奏响孔子之《易》的思想文化号角。首先，它将有利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孔子思想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起步，直到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的高境界。其次，它也有利于以形而下行为指导为目之《论语》与以形而上哲理探究为纲之《易传》珠联璧合，使孔子思想更周全、更系统、更缜密、更完美。同时，它更有利于孔子思想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构建共同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启导和确立理性的文化信仰。

二、深化对孔子之《易》的认识，积极启导理性文化信仰。

“孔子之《易》”倡说于朱熹，原在划清其同“伏羲之《易》”、“文王之《易》”的界限，为他的“《易》本卜筮之书”造势立论。朱熹的话并未讲错，然而他对孔子传述《周易》的苦心孤诣缺乏体认，实际上是在暗批孔子的《易传》背离了前圣创设古经原本的功能与意图。而从《帛书》和《系辞传》中有关文句可以看出，孔子晚年铁定主意传习《周易》，主旨唯在借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史事，利用《周易》这块“广矣大矣”的文化平台，以全新的维度与形式继续宣扬其“一以贯之”的道德文化思想。凭借广启智慧之窗的哲理阐述，把这部文化意蕴深厚但昧于神灵之秘的古代筮占书彻底改造转化为现实的人本论、道德经和智慧学。这是东方乃至全球最具革命性的一次历史文化伟大创新，它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提供了承前启后、万古长青、价值无与伦比的文化经典。它绝未背离以伏羲、文王为代表的文明进步趋向，更且顺时应运，因势利导，激浊扬清，革故鼎新，让根植于巫术文化的古经踏上理性文化的通途，使之进一步发挥思想慧力与教化功能。它为两千多年来的易学主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当代易学与时俱进、在“天人合德”与时代价值观的会通中启导理性文化信仰高悬起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孔子之《易》”是一整套以道德为经、哲理为纬、象数为综、思想为机、错综交织而成的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体系与教化范文典章，也可比拟为一台以文字为硬件、以象数为软件、以智慧为芯片、以哲理为程序、以思想为鼠标、以智慧为搜索对象的经典文化电脑。历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周易》是什么东西都能套得进去的“空套子”。“空套子”其实不空。《周易》所以能够容纳、诠释万事万物，恰恰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睿思、富有创意、包含着无穷想象空间的卦爻、概念、范畴以及在道德意义上“天然”正确的命题。孔子正是通过阐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卦爻和隐晦多义的古经文字，以其超凡脱俗的创造性思维为上述卦爻、概念、范畴与命题注入了新颖生动而精义独到的内涵，同时推演出启悟德性与慧思而令人振聋发聩的种种外延。易学史上所谓的“二派六宗”，都不过是从孔子思想硕库中各窥一端，各取所需，继而各自张扬、尽情发挥的各种见解。因此，坚持孔子之《易》并不排斥形形色色、绚丽多姿的易学流派。其根本要求唯在突出主流思想来引领当代易学全局，懂得研习开发《周易》不可离开时代，不可离开道义，不可离开哲思，不可离开理性，不可离开历史文化的民族精神与启导理性文化信仰的社会责任。

信仰是关于崇敬对象的一种情感，一种经过深沉思考的精神追求，一种基于现实的观照和超越，也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能量。

自远古起，图腾与巫术就与天地风雷山泽水火等自然物象崇拜一起融入原始文化，形成充满悬念的本初信仰，极大地影响着当时人类的生活，并为此后宗教的诞生撒下历史因缘的种子。时至今日，无论西方或东方，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宗教信仰仍在广博的大地上滋润人们的心灵，折射出千姿万态的神圣光芒。即令科技发达、物欲横流的美国，普选的获胜者还要手捧《圣经》宣誓总统就职。

政治信仰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文化信仰则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就其中的宗教而言，不论佛、道、耶稣、基督、伊斯兰或印度教，它们共有的包容性都体现为教义中的一条基本准则：善，与人为善、劝人向善、去恶从善。然而，宗教信仰常或伴随着某种不可知的主宰者与由此导致的玄意冥思，一旦偏离方向，即易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甚至陷入宗教极端主义泥潭，引发近害自身、远伤周遭的悲剧。所以宗教活动强调理性教义，匡正辟邪，当属维护自身圣洁与社会祥和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性发展，推动着文化信仰超越宗教的范式而上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大家知道，“日心说”的创始者哥白尼曾被中世纪执掌神权的宗教折磨得奄奄一息，却始终抱定对天体认识的文化信仰至死不渝。而经过将近三个世纪，在他的祖国波兰又出现了一位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的肖邦，这位带着装满家乡泥土银瓶出走异国整整十九年的艺术大师，临终前嘱咐姐姐躲过反对派政府的监视，把自己的心脏运回华沙，最后封装在圣十字教堂的一根柱子里。二战期间，教堂神职人员面对纳粹军机的狂轰烂炸，完全不顾自身安危，冒死在烟火中寻找出肖邦的心脏，其中七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肖邦的心脏终于获得保护并被转移到国外隐藏，战后又在隆重的仪式中重新回置教堂柱内。这是一种何等壮丽而悲凉、可歌又可泣的文化信仰啊！

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由来已久。孔子处礼崩乐坏之世，始终坚持忧国爱民的信念周游列国。纵使面临生命危险，依旧从容自若，慨然言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它展示了中华先贤文化信仰的浩然气势，展示了文化信仰的伟大能量。孔子晚年通过《周易大传》对其毕生信仰的文化作出了极其鲜明的经典性定义。他指出：“物相杂，故曰文。”“刚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刚柔之文”既涵养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使命感，也涵养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正义观，为形成内涵精深的理性文化信仰奠定哲学思想基础。这样的文化信仰世代传承，表现于司马迁忍辱负重地写作《史记》，表现于岳武穆壮怀激烈地高唱《满江红》，表现于文天祥悲壮豪迈地吟诵《正气歌》，也表现于《正气歌》所赞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近代以来，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白莲教到青红帮，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无不晃动着某种文化信仰的影子。而《周易》首创的“革命”概念，则已发展成为以孙中山、毛泽东为旗帜的亿万群众决心改变国家命运的伟大实践。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思想与基本理论引导着文化信仰的不同方向并渗透于实践过程。《周易》导出的理性文化信仰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也有益于信仰者自身“进德修业”，增长智慧。这样的理性，足以支持“修齐治平”“革故鼎新”直至“革命”的重大举措，因为正如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此种理性在本质上“顺乎天而应乎人”。

三、注重教化，营造、集聚与适时释放理性文化能量。

文化信仰蕴含着宏伟的精神能量。如果我们善于运用《周易》推崇的意象思维（见《意象悟道·上编·下篇》），就可以借鉴爱因斯坦在科技领域提出的一个著名公式悠然自得地推演出人文领域的特定公式：

爱因斯坦的物理公式是：

E（物质能量）=m（物质质量）c（真空光速）2(www.xing528.com)

易道推演的人文公式是：

E（文化能量）=m（道德质量）t（思想慧速）2

上式表明：文化能量主要来自两大因子：一是道德质量，它反映文化的内在特性。《易传》云“厚德载物”，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根植于道德的文化能量是人类生存的能量、生活的能量、生命的能量。文化能量的另一因子谓之思想慧速，即思想交融智慧的运化速度与运化效率，它体现文化的基本功力。众所周知，光速是物质的光子运行于自然的宇宙，慧速则是思想的流束穿越于认知的宇宙。光的运动有波、粒两重性，思想活动也蕴含知识（知性）与智力（慧性）“二重性”：既依赖于知识的深广度，又因缘于智力的敏锐度，从而以二次方的数字形式与文化能量构成正比。

通过E=mt2这个人文公式，我们将进一步发现：

第一，道德质量是文化能量的决定性因子。因为道德质量包含善恶两端而在数值上有正负之别。道德质量趋善，产生越来越大的文化正能量；道德质量趋恶，产生越来越大的文化负能量。同时，道德质量还可能引起思想慧速的损益效应，诚如孔子所云：“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第二，思想慧速以几何级数正比于文化能量，表明其影响甚巨。它的实质在于通过思想活动显示其吸收、消化与运用知识的效能，亦即人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在运动变化的世界里适时解决种种主客观问题的反应能力。虽然知识有博微深浅之分，智力有慧愚敏钝之别，但一般情况下均呈单向递进而保持正值，平方数更无负值可能。因此，人们应力求扩大知识量，提升智商度。唯一的前提在于不能突破道德底线。

第三，人文公式融合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进步的价值观。前者表现为积累文化能量必须“尊德性而道问学”；后者表现为在力求扩张文化能量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完善知识结构，创新知识体系；倡导自由、平等、和谐、文明。

第四，道德、思想和文化相互依存于理性的王国而和谐一致。当思想运行于非理性状态时，如果它并未超越道德底线甚或“高尚其事”（这种情况常见于艺术领域），文化依然以正能量显示思想的生气勃勃。但如果思想以非理性状态运行而突破道德底线，则文化将以能量的负值表现抗拒。

第五，力求文化正能量的极大化，意味着努力接近《易传》崇尚的“神明”胜境。《易传》认为：“阴阳不测之谓神”，把“神”视为人对客观世界运动变化难以揣测的一种主观性感受。《易传》描述说：“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什么东西能达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呢？回答是“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就是感悟，就是思想的智慧运化。“感”升至“神”的水平，即能比较准确地推断未来，故《易传》云：“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了解“往”的历史凭“知”，即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而推断未来则既需知识，更需智慧，二者结合而化“神”。因此，《易传》进一步指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的人，正是知识极其丰富、智慧极其广大、品德极其高尚的人，也是文化能量极大的人。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就表明他此时已成为几近“神明”的人。

第六，人文公式研析的文化能量，是人的个体蕴藏的文化能量。它的释放状态、程度与社会影响则随时空环境等客观条件而定。

第七，道德质量、思想慧速与文化能量固然无法像物理领域的各种参数那样精确量化，但它可以对比观照，昭示人性世情。何况，定性也可以分等评级，如将道德质量分列正负各十等，思想慧速分列六档（参照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六个时段），每档三级，合为十八级。据此运算，则文化能量的最大差距将达三百六十个等级，在正能量范围内，差距亦有一百八十个等级。它告诉我们：开发文化正能量，潜力巨大。

开发、营造、集聚和适时释放文化正能量，根本在于教育。毛泽东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什么？为了教育干部群众，启导与确立相应的政治信仰。而启导确立理想的文化信仰当系人之大慧、国之大策、民族之大计、时代之大机，自宜列为思想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观古鉴今，岂可不察？岂可不教？历史上，汉代设五经博士，首尊易学。武帝开王朝年号之先（西周“共和”除外），意味深长地诏名“建元”，接着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元”者，《周易》开门第一卦（乾）、第一句经文“元亨利贞”的第一字也。唐太宗登基，亦即敕立年号“贞观”，其义发自《易传》：“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自宋至清，年号寓易道者迄未鲜见。博学多识的康熙为《御篡周易折中》亲自作《序》，内云：“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他自己“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对《周易》还不够纯熟，因此特命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的大学士李光地修撰《周易折中》，目的在“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与”。所谓“正学”，首推孔子之《易》，自汉至清纳入正统教育，两千余年文脉相继。经过“五四”大浪淘沙，又遭“文革”狂风暴雨，历经磨砺而益显其颠扑不破的真理之光。倘能在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中因势利导，分别情况，合理设置简明课程，分类纳入相宜院系学校的规范教育，更辅以家庭社会的普学互教，改变《易传》指出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局面，则“君子之道”可入于大众之心，世风民俗当顺时而化，蕴蓄其中的宏大正能量必将获得有效的集聚和释放。

四、进一步研究开发易理，注意会通以当代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时代精神。

理性文化立于文化理性，文化理性滋养理性文化。《周易》的文化理性，体现于它的卦爻、概念、范畴、命题，也体现于由此引出的“天然”合理的推断，即符合客观规律的推断。它那超凡脱俗的所谓“空套子”，经过百世千秋，证明代代可套。这种与时俱进的内在特质，源于其博大精深的哲思与义理。那么，《周易》的文化理性，即根本性哲理究竟是什么？最早的说法是“《易》以道阴阳”，接着是东汉郑玄提出的“三易”说：变易、简易、不易，后世添说“交易”“反易”之类，实皆未离其宗。宋初，周敦颐以《太极图说》独树一帜，进而发展成为包括气学、数学和图书之学而引领风骚数百年的程朱理学，并由此生发陆王心学。南宋进士、“历史易”学者杨万里则将《周易》之道归结为“中正”二字，可谓简明扼要。上述诸说，各有所据，共存的不足在于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当代易学的历史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发掘《周易》的文化理性中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提炼出纲领性的哲理体系。它还应当会通时代精神，与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价值观相融合。

按照以上要求，笔者在《意象悟道》中尝试着在“一极（太极），二仪（阴阳），三道（天地人），四德（元亨利贞）”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五谛”（见《意象悟道》上编中篇《解读〈周易〉五谛——孔子的伟大创见》），使之构成一条贯通《周易》全经的基本哲理链。其中“一极”阐述世界之原、动静之根、万物之始、百事之本、理气之先、有无之分、和谐之意、平衡之象。“二仪”展示事物运动变化、对立统一的根据。“三道”明论立天之道在阴阳交和，立地之道在刚柔互济，立人之道在仁义兼备，启引人们遵循反映客观规律的天道，效法调节事物情性的地道，践行协和三才关系的人道。“四德”诠释“元”是首善，对应于仁；“亨”是嘉美，对应于礼；“利”是适宜，和合于义；“贞”是正固，真实干事。“五谛”中的“太极生生律”告诉我们明原正本，生生不息；“易简成位说”告诉我们生命价值，真诚做人；“通变知几论”告诉我们审时当位，趋吉避凶；“道德性命观”告诉我们正性明义，顺天休命；“意象思维学”告诉我们开发慧思，创新理念（详见《意象悟道》上编下篇》）。这条哲理链纵横交织，纵向，前后环节因缘链接：一极生二仪，二仪合三道，三道继四德，四德启五谛。横向，会通时代精神，以东方哲思的独特维度阐述富强、民本、文明、和谐，诠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见《意象悟道》上编上篇《〈周易〉是时代价值观要素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智论慧述中，孔子还谆谆教导人们认真体悟卦象，借为明鉴，观察与研析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并且从中探究形而上的哲思精义与形而下的实践指南，使六十四卦卦卦显道，三百八十四爻爻爻见德。他更胸怀融合百家的坚定信念，发出谐振人类心灵的金玉之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明确地将《周易》的终极理性定格于“致一”。因为“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一者，本也，道也。当天下一致之日，即世界大同之时。

（中韩《周易》文化交流暨当代易学研讨会专题发言，2014年7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