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于3“S”理念，“由一个组织对核安全、安保和保障措施实施监管控制，在系统有效性和效率方面具有优势”[34]，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方案。实践中，核安全监管体制设计受到诸如法律基础结构、历史文化传统、政府组织形式、技术因素、财政和人力资源等诸多因素影响[35]，很难按照一种固定模式展开。从国外情况看，关于核安全监管机构的设计安排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性质是政府行政部门。在这种类型下，核安全监管机构是政府所属部门，在法律授权下从事核安全事务监督管理，与运营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它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对核有关事务进行监管。例如，1986年，前苏联成立了核动力工业部；1994年，比利时根据《保护公众和环境免受辐射影响法》设立联邦核控制局；2001年，斯洛伐克成立了核监管局[36]；2002年，法国重组成立了核安全与辐射防护总局[37]等。第二种形态是将监管机构设置于一个母组织中。[38]这个母组织可能是核能开发利用部门，如，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前，日本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工业安全局设在经济、贸易和工业部下；也可能是生态环境部门，如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下设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瑞典环境部下设辐射安全局等。从趋势看，下设在生态环境部门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其原因在于可以保持机构独立性，避免核安全监管与核能开发利用归属于一个部门管理。例如，2012年，日本成立核监管局替代了核工业安全局，并从经济、贸易和工业部下属司局转变为环境省下属司局。
第二种类型——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性质属于独立机构。它们一般以委员会、理事会命名。如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西班牙核安全委员会、印度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等。有些委员会或者理事会履职时直接对总统或者总理负责。如美国核监管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1945年法国设立的原子能委员会直接对总理负责。组成人员的任命一般比较慎重。例如，美国核监管委员组成人员由总统在参议院建议情况下任命；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总督会同行政局任命。此外，为了保持机构独立性，一些国家对委员任职年限、资格作出了规定。例如，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常任理事是永久性的、兼职的，只能因故罢免。他们必须恪守最高道德标准和利益冲突准则并公正地履职。[39](www.xing528.com)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模式下监管机构属于行政序列中的一员，可以依循行政组织管理原则进行分工安排，明确监管职责，实施行政许可审批、检查和处罚，便于对营运者进行监管。其不足之处在于偏重行政化，技术支撑亟待加强，仍然需要借助外部组织，如咨询机构提供专业建议和意见。同时，监管机构有时会面临平衡安全监管与核能发展目标的困境。例如，1954年美国《原子能法》赋予了原子能委员会探索和平利用核能的责任，但面临协调监管和能源开发职责的矛盾[40]，之后该委员会被拆分为两个机构。核监管委员会负责安全监管，能源部负责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2012年以前，日本将核工业安全局设在经济、贸易和工业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调查指出，“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被认为是事故的原因之一”。[41]之后，日本不得不新设核安全监管机构并将其置于环境省。第二种模式也有优缺点。优点是监管机构相对独立，受到其他政府机关、企业等的影响较少，能够根据科学知识依凭专业判断作出合理决策。不足之处则在于，决策和执行可能分离，检查、强制执行立法、处罚等措施仍然需要其他机构配合；由于不是行政机关，需要新建一整套规范其运行的程序、救济措施等。
事实上，“现有方案中没有哪一个方案对所有国家都适合”[42]。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比较两种模式的优劣，更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管哪种模式都应该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确保“关键的监管职能和决策存在必要和有效的分开和独立性”。[43]无论监管机构是政府部门还是独立机构，都应确保安全监管决定不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确保机构能够履行义务以及高效、独立地执行职能”。[44]它不仅需要确保监管机构配备充分的人员、资金、办公条件、信息技术、支持服务及其他资源，还需要建立符合监管机构使命的强大安全文化，包括独立、公正、透明、客观和基于证据展开决策；基于科学和技术方法对安全的承诺；为公共利益行事，对决定负责任；在监管机构的所有活动中都应尊重、公平和礼貌；与公众和其他有关方面打交道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增强对监管机构的信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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