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纠纷案例的司法判决和医学思考：手术中麻醉医生的艰难抉择

本案的司法鉴定和法院判决中认定医方存在过错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手术医师和麻醉医师之间沟通不够。就麻醉医师而言，观察到引流出“超过1000ml”血液时，应及时要求手术医师关注出血问题，必要时要求暂停手术；于手术医师而言，应随时对出血情况及风险有一清醒的认识，在预防和纠正失血性休克前提下再决定继续手术。确实，这是比较专业和客观的评判。通常认为，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以及手术室护士是一个手术团队，理应默契配合、通力协作。但实际上对麻醉医生来说，要在术中叫停手术并非是个容易作出的决定。理论上来说，麻醉医生是完全有权决定暂停或中止手术的，一些重要功能部位（如心脏、深部脑功能区等）或反射活跃区域（如胆心反射、阑尾牵拉反应等）的手术操作有可能会急剧影响机体的循环、呼吸功能，麻醉医生即应当机立断进行对症处理或暂时叫停手术操作。而对于术中出现大出血、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等突发情况时，大都是由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共同协商来做出是否暂停或中止手术的医疗决策。但鉴于国内麻醉医生的地位明显低于外科医生，因此主刀医生普遍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面对外科医生的强权、质疑、或不信任，许多麻醉医生在多数时候会选择忍让、妥协、或请高年资麻醉医生出面交涉。因为只有高年资、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才能根据其所了解的外科医生水平、大出血的可能原因以及既往的类似情况和处理结果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比较明智、权威、适宜的抉择，也较容易取得外科医生的理解、信任和配合。就如本案一样，突发大出血时，当事的骨科医生必定已是高度紧张，并在急切查找出血部位和实施止血操作，此时被麻醉医生叫停手术和受到干扰，可能会让其产生“不爽”的感觉，甚至被激发恼怒的情绪，因为外科医生总是习惯于采用积极的止血操作来彻底解决大出血问题，并且也确实有较多的成功可能性。而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贸然叫停手术不仅会干扰外科医生的紧急止血操作，同时还面临中断手术后因创面压迫止血效果不佳而渗血、出血仍严重，并导致决策失误或延误止血的风险，这也势必会加剧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之间的矛盾或积怨。

虽然，我们常说：“麻醉医生不要让步于一个生命的危险”，但在国内的现实社会环境里，麻醉医生有着太多的无奈和无助，强硬的立场只会让自己逐渐趋于孤立和被动，而妥协的态度则会让自己增加风险和担责。国内麻醉医生的社会地位、职业收入以及培养模式等，早已决定了其在手术团队中的这种尴尬处境。在欧美国家，麻醉医生很受重视和尊重，其培养模式也和其他临床医生基本相同。因而，麻醉医生的综合素质很高、临床知识很全面，并且由于其承担着患者生命的救治与维护，待遇也是相当之高。然而在中国，麻醉医生普遍不受重视，连很多医务工作者，都不知道麻醉医生的价值，更别说广大民众了。由于麻醉医生的地位偏低，工作偏累、收入偏低，这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优秀医学生愿意选择麻醉专业，麻醉医生的综合素质难以提高。同时在中国，麻醉医生的现有培养模式也和其他临床医生不同，本科阶段就已将麻醉专业分化出来，但带来的却是麻醉医生综合医疗素质不全面不理想的效果。1986年徐州医学院麻醉本科试创办时的要求是，在保持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麻醉学课程。但发展到现在，许多学校已大幅删减临床专业内容，而加入了更多麻醉专业知识，使得麻醉本科的专业特点逐渐演变并趋于“短、平、快”的专科教育模式，麻醉医生的临床知识和素质也偏于狭窄。为有效遏制这一倒退现象，2015年麻醉学教育研究会工作报告中，正式通报2020年将麻醉本科从教育部招生规划中取消。(www.xing528.com)

不过，国内的麻醉学科还是在最近的30多年时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就医的舒适度要求和对麻醉医生重要性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团队合作也在临床实践中被反复强调，因此，对于术中是否需要暂停或中止手术，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应该互相理解、积极协商、共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