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堂：双水村的第一好汉与两大历史事件的不同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强人”。他是双水村集体的创始人，他长达二十多年担任双水村党支部书记，他是政府主要官员田福军的胞兄，他是双水村“革命家”孙玉亭的主心骨，他是村里威望最高的人，他是双水村阶级斗争的最高掌舵人，他是双水村农田基建的“战略”策划人，他是双水村所有公共事务的最终拍板人。村里新晋的两位“能人”，无论是孙少安还是金俊武，都不得不承认田福堂是双水村的第一条“好汉”，双水村很多事情离开田福堂，便无法转动。

“强人”是否一直强？回顾双水村先后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田福堂。

一是“偷水事件”。大伏天里双水村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太阳像火盆”高悬，庄稼都快被晒干了，“东拉河和哭咽河像两条死蛇一般躺在沟道里，河床结满了龟裂的泥痂”，严重的旱情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全村人指望着田福堂，“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田福堂在自己和全村人“心也晒干了”的严峻情形下，召开了“大小队干部”会议——“豁坝偷水”会议，并决定兵分三路，统一调度，统一行动。然而行动中因为金富、金强兄弟俩不听孙玉亭的约束，“在石圪节的坝梁中间豁开了一道口子”，水像山洪暴发一样满河道涌向了双水村的土坝，“双水村的土坝顷刻间就像一道纸墙一般被汹涌的浪头冲垮了”，洪水在将人们的希望一卷而空之时，也将在河道里大便的金俊斌卷走，淹死。

二是“炸山筑坝事件”。在田润叶嫁给李向前之后，心情大好的田福堂准备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搞“农业学大寨”，“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并决定将农田基建作为突破口。秋后庄稼收割时，田福堂突发奇想——“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然而在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了村里“几万斤储备高粱”，用掉了“几千斤炸药”成功爆破了哭咽河两面山后，除了将可怜的“半脑壳”老汉田二埋在被炸起的土里不省人事，以致抢救无效而死，修筑起的大坝只留下了“被山洪从中央豁开”的“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等，统统付之东流。(www.xing528.com)

“偷水事件”和“炸山筑坝事件”都意外失败，并闹出了人命，这两个事件就像两面镜子，照出田福堂性格中特殊、庸常、狭隘和自私的一面。在“偷水事件”中，田福堂和金俊武及双水村的男女老少一样，充分地暴露出“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此时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田福堂和他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只顾本村的利益，而不顾及大体了”，在村里一言九鼎的田福堂对这种狭隘与自私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田福堂在闯下大祸病倒后，却让自己的副手金俊山去“背锅”，同时用村里的集体财富和利益去安排家属，这不仅狭隘，也体现出他在处理突发难题时缺乏魄力和能力，更体现出他的自私和没担当。“炸山筑坝事件”则映射出了田福堂做事好大喜功、虚荣心强的性格和办事草率、不实事求是、自不量力的特点。在“炸山筑坝事件”中，田福堂与其得力干将孙玉亭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纯粹是一拍脑门的“狂想”。两人力排众议耗费巨大物力和人力修建大坝，仅仅是为了谋求自身的政绩，大坝最终也成了毫无价值的烂尾工程，成了田福堂和孙玉亭“炸山筑坝”“狂想”的笑柄。

田福堂在双水村是一个“大人物”，二十多年来他都是村里的“强人”，有地位、有权势、有手腕。然而他的地位、权势和手腕仅仅在双水村范围内有效，也仅仅在应对金俊武、孙少安等村中“能人”“强人”时，在应对像孙玉亭这样热心“革命”且有一定小聪明的人时占点优势。这些，在小说的“偷水事件”和“炸山筑坝事件”中有充分体现。可一旦出了双水村，村支书田福堂就什么优势也没有了，他和众小人物无甚差别，虽偶尔会借借胞弟田福军的势，但也仅限于在石圪节。在他的思想深处，中国千百年来官民有别的意识和坚决服从上级的观念非常突出，面对原西县城或者公社的那些官员，他显得微不足道。

“强人”田福堂，其实并不强。归根到底，他是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狭隘、怯懦、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