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仓村栗和田组担任过助理工作的我,在池田组虽然是新来的人,但很快地便崭露头角,两个月后,老板便经常“佐川”“佐川”地找我去商量一些事情。
池田组虽然是承包占领军方面的土木工程,但工作却多得不得了,最伤脑筋的是人手,因此常有因人手不足而必须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好工程。
有一次,“你来一下好不好?”老板把我叫过去,他一边抱着头一边向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您是指什么?”
“人手啊!”
“人手?”
因为老板突然接到来自占领军方面限期完工的一笔大工程,对方也一再拜托无论如何要池田组承包,而老板也希望能包下这笔工程,奈何没有人手,所以才在那里抱着头。
我一边听着老板说话,一边想起了我在板仓村做孩子王时几个伙伴的面孔,同时刚好这个时候刚过了制曲子的季节,而到我家里来做季节性工作的工人,现在也应该有空闲才对。
立川有堆积如山的工作可以做,但是缺人;相反的新潟有人手,可是工作却没有那么多。我想,如果这个供需能平衡,就可以报答老板对我的信赖。“我有一点构想,请给我两三天的时间。”
于是我立刻奔回板仓村。当我向他们说出我的来意,大家“我也去”“我也去”,马上就招集到75个人。
我把这个消息用电报告诉了老板,于是老板便接下了占领军的工程,等待我们回去。
成了75个人的领导者的我,将那批工程提早在限期以前完成了。
工程完工后,为了感谢和慰劳大家的辛苦,摆设酒宴。
“多亏大家的帮忙,辛苦了。”
我向大家表示了衷心的谢意,席上不知是谁开口说:
“以后还想再跟老哥一起工作。”
于是,“我也想跟老哥一起工作!”
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工地的工作是一件工程完工以后,就要各奔东西,再到别的工地上工作。
75个人全部一起留在池田组工作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的意思是劝我独立,当我把这个意愿告诉老板时,“你这个人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的人。”(www.xing528.com)
他欣然地应允了我的独立。
“佐川组”就这样在公元1948年(昭和23年)诞生了。
当时我才26岁。
在板仓村的家里我曾担任制曲子的指挥工作,在高松丸源我出掌为了恢复业绩的经营任务,在栗和田组担任助理,但这些都是被雇用的身份。而正式拥有“自己的公司”,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决定社员(工人)的工资时,我厉行一向坚持的信念,那就是将工资定为一般“行市”的两倍。
所谓两倍,这个数字的本身,并没有特别值得提出来的价值。但这是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很高的工资,而这个数字照我的算法是相当于一般工资的两倍。如果可能的话我倒很乐意付给3倍甚至4倍。不过也不能一开始就抱着那么高的希望,所以才定在两倍。
我对工资的看法是,他们一定能做到适合于自己工资的工作。不,我更确信,他们所做的比所拿的还多。那是我在指挥做曲子,以及在尾道丸源和栗和田组,从我的经验中印证到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虽然年纪很轻,但却担任发放到我家来做曲子的那些工人的“日薪”,不过那不是现金而是米。
那时,后母认为必须要在量米的方法上多用一点脑筋,她教我如何在分量上动手脚作弊。她还说别家都在这么做,所以命令我也要在发放米时作弊。跟后母的关系搞得很不好的我,倒并不是为了工人着想,而纯粹是对后母的一种叛逆行为,我不但没有作弊少发,相反地还多发给他们。
我虽然没有想借多发给他们一点米,而希望他们做比这一点代价更多工作的企图,可是大伙儿都说:
“阿清大方,我们必须要为阿清加倍努力工作。”他们那么善意地传说着。
在成绩数字上可以看出的确是提高了我多付了一点米的数倍,不,甚至数十倍的工作效率。
当我被高松丸源的老板叫过去,“高松丸源托付你了”,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真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心情拼命工作。在栗和田组被提升为助理时也是如此,而当老板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管时,我觉得为了这个老板,自己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要钱,人类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也是一种真理。但是我总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是我们更更需要的。
所谓“人”(我总认为我就是一个典型),就是如果觉得被对方所期待,我就要做出更高于其所期待。
工资表示对对方的“信赖度”和“期待度”,是一种尺度。认为压低工资才是经营者的想法,我觉得是愚蠢的。
因此我决定在自己将来成为老板时要以同业两倍的工资付给社员。这在佐川组创立后就付诸实行了。
在工地做包工的老板都是从工资中抽成的,于是同业们对于我的这种做法都十分瞩目,结果我手下的工人工作效率高得出乎我的预料。
大家都说,佐川组员真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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