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从美国传入中国以来，学界围绕着这一主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既有理论上的吸收借鉴，同时也有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推陈出新，总的来说，国内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还不深入。“Soft Power”概念诞生后，国内学者围绕着这一词语，长期存在着“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及“软国力”等几种不同译法。
至于中国的软实力的来源或构成要素问题，更是各抒己见。王沪宁指出，影响国家“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7]倪世雄认为，国家软实力包括三方面的要素即价值标准，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8]朱峰认为，软力量的资源在于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吸引力、制度化的国内体系和竞争性的领导、适当的国际战略以及确立国际机制的能力。[9]姜奇平在信息化条件下认为软力量进一步表现为话语认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个人的价值认同。阎学通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而并非文化。[10]主要包括国际吸引力、国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等六个三级要素。[11]俞新天认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主要包括政府提倡或人民认同的思想、观念、原则，战略和策略以及制度等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12]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研究课题组认为，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主要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体现为国内政策、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国民素质等五个方面的内容。[13]俞可平指出教育水平、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状况、技术进步、国家文化的优越性、人力资源及战略、民族凝聚力及团结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都是软实力的组成部分。[14]龚铁鹰提出，软权力依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维度：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是国家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认同性权力是主导国家通过使其他国家认同其领导地位而拥有的影响他国的权力；同化性权力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15]
一些学者还从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两个方面来分析软实力构成要素。郭学堂认为，从国内来看，国家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先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良好的国民素质；从国外来看，国家软实力来源于一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力量。[16]门洪华把软实力要素分为五种：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其中前三要素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是联结并跨越两者而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17]赵磊则对中国软实力的理解归纳为三个维度：文化外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政策。[18](www.xing528.com)
中国学者在借鉴约瑟夫·奈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地探讨了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不断拓展了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发展和提升中国软实力是目前软实力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大部分的专家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以硬实力发展为第一要务，并在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基础上寻求软实力的提升。至于在如何提升软实力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上，针对软实力建设的制约因素，中国的学者和战略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本书在总结归纳上述理论依据以及赵磊的中国软实力三个理解维度基础上，重点从文化外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政策、国际机制的参与及建设四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软实力的传播、构建与运用及与拓展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互动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