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局势,是中国新外交形成的国际环境因素;中国国内发生的剧烈变迁是中国新外交形成的国内环境因素。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日益紧迫。
第一,海外利益的维护关系到中国的战略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倾向日益明确,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需要考虑如何进行外交上的调整来有效化解霸权主义行为对自身的威胁和挑战,同时,还必须考虑和探索在怎样的一个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机制下,更能够维护中国的权益和世界的稳定,以及如何为建立这样的全球和地区机制而展开外交。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参与现有世界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未来的中国是现有体系的维护者,还是颠覆者、挑战者的疑虑也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制定的参考因素。全球化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加深的一个进程,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量在迅速地上升,可以说,海外利益已经凸显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海外利益的维护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发展。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作为为内政服务的外交,其作用不可能不反映到正在变化以及将继续变化的中国国内社会变迁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此,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外交服务于根本国家利益,中国新外交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意志,努力为国内发展及建设营造一个相对宽松以及和平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为战略机遇期服务,为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服务,中国新外交任重而道远。中国的快速发展并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向全球延展,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去”的客观现实服务,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三,海外利益维护是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极其关注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大国崛起战略选择的核心要素,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就被传统西方强国所认识。[18]1621年,英国人托马斯·孟发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系统思考英国海外利益范围和来源,推动英国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海外开拓成为英国的战略选择。[19]正是对海外利益的追逐,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殖民网络的国家,此后,各欧美国家相继步其后尘。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则是美国的世纪。在仅仅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海外利益的扩张与追求。通过美西战争及门罗主义的出台,进一步巩固了在美洲后院的利益。到了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之时,美国为进一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原本已被瓜分完毕的海外市场,并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政策。虽然各国不愿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进行让步,但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海外利益扩张步伐在20世纪大肆展开。[20]同时,日本在其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也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海外利益的步伐。二战后,由于本国资源不足,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出现了以“雁型”模式为代表的海外经济利益战略部署。如今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海外利益在东亚进行重新组合,亚洲的国际经济格局仍在进行着微妙的调整。[21]在中国古代,尽管历朝历代都进行着对外交流活动,但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海外利益诉求的有限性,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是缓慢的、谨慎的,甚至有些保守的色彩。直到当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逐步开始了探求海外利益的征程,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却牵动着世界发展的脚步。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谋求政治承认、维护主权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维护的着眼点,经济利益从属于政治和安全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主要局限于本国疆域范围内的维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自己,融入并走上影响、塑造世界的大国发展之路,经济利益开始与政治、安全利益并驾齐驱,进而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体系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对外投资的加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外利益凸显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内涵。“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集中体现了中国决策者对海外利益重要性的认识和在战略全局的部署。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进程的加速,中国因素无处不在,海外利益在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展现出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起,大国兴衰进入新时期,促使世界进入转型期,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加深、加速,这种变动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开拓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安全风险同步增加,中国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日渐显现,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挑战既来源于细微之处,亦来源于战略层面。从细微之处说,随着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公民日益成为国际日常旅客,许多企业遭遇海外利益侵害,中国公民遭遇安全威胁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中国公民的海外人身财产安全已成中国海外利益的重大威胁。从战略层面上看,中国海外资产的规模在扩张,海外资源的分量和重要性在迅速上升,但我们的相关维护手段和能力严重不足;随着中国在非洲、拉美经济利益的拓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在上升,利益协调的难度在加剧,中国自身的利益易于受到损害;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高成本”的时代,国际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中国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增强,随之“中国威胁论”出现新版本,“中国责任论”对我压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说,全球竞争态势已经明显,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维护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战略挑战越来越突出,中国承受不起对海外利益的忽视。
【注释】
[1]Griffiths M,O’callaghan 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p204.
[2]Exuberance S. Pursu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1990s,Frankel B, 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National Interest Reader.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Interest,1990.
[3][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5]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59—61页。
[6]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8页。
[7]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9页。
[8]汪段泳、苏长和主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www.xing528.com)
[9]张曙光:《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6—12 页。
[10]周程:《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载《国际融资》2005年第7期,第24—28页。
[11]李继东:《软权力与国家利益——儒学的借用》,见许嘉主编:《中国国家利益与影响》,时事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5页。
[12]《孔子学院概况》,网络孔子学院(http://college.chinese.cn/article/2009-10/23/content_77852.htm)
[13]倪建中:《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14]杨洁勉:《大体系——多级多体的新组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15]中国新闻社课题组:《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zgqj/news/2010/05-20/2293574.shtml), 2010年5月20日。
[16]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主编:《中国外交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17]鲁毅:《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18]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5页。
[19]Sved berg,Peter,“The profitability of U.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colonialism”,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Vol.11,Dec.1982, p273—286.
[20]Joseph A Frey,“From open door to world systems: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 of late 19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5,No.2,1996,p277—303;H.W.Brands,“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2,1999,p239—261.
[21]Takatoshi and David E. Weinstein,“Japan and the Asian Economies: a ‘Miracle’in Transition”,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Vol.27,No.2,1996,p20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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