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基准有三种：[69]其一，需要服从的基准，也即直接约束条例的内容，不允许条例制定出与其基准相悖的内容，要在其范围内进行条例的制定；其二，标准，也即若有合理的理由，地方公共团体可以按照地域的实情制定出与标准不同内容的条例；其三，需要参照的基准，如果地方公共团体充分参照了此基准，那么即使内容不同，也可以按照其地域实情制定条例。对这种基准的设定，部分学者认为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要参照一定的基准，但地方公共团体毕竟可以按照地方的特性制定出条例，但对原本不拥有条例制定权的国家事务也得到了条例制定权，而且在制定条例的过程中，议会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样地方议会也将变得活性化，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法务能力也会强化。[70]但笔者认为，这种评价仅仅是对条例制定权量上的扩张进行了肯定，因为可以对某些国家事务拥有条例制定权，那么其数量当然会增加，在质上是否带来扩张要进一步探讨。设立基准后，换言之，也即国家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地方公共团体进行控制，若在上述三种基准中需要参照的基准占大部分，则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国家就其委任的范围中，需要服从的基准占一半以上。[71]这就意味着，对地方公共团体来说是双重的负担。一方面，对这些事务一定要制定条例；另一方面，一定要按照其基准。按照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制定条例，也即是否要制定条例应由地方公共团体自行判断，而且对自治事务进行条例的制定根本不需要法律的委任，但这次成为缓和“义务限定”和“范围限定”对象的事务，均成了“条例委任”的对象，故必须要对其进行条例的制定。因为必须要制定条例，条例的数量会大量增加，但同时加大了地方公共团体的时间、人手、费用的负担，与其说实现了“条例制定权的扩张”，不如说实现了“委任条例的量之扩张”。[72]当然，条例的量之扩张也算是扩张，比没有进行改革时为好，但这是否能看作“最佳的选择”，还有待思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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