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哲学：发现儿童主义

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生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灭，回复中古时代的黑暗和愚蠢，进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蒙昧和残暴，使人类倒退回复吃人肉的状态中去。

——沈从文：《青色魇》

在大正时代，日本儿童文学界曾出现童心文学运动和童心主义思潮。日本的童心主义文学思潮不只是发现了童心的天真无邪，而且对儿童文学创作方法，对儿童观、教育观和文化观的现代化，都有伟大贡献。大正时代如火如荼的童心主义思潮的背后，阳明学派尤其是李贽的童心说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儿童本位的思潮和运动。这是可以与日本大正时代的童心文学运动、童心主义思潮相类比的。无论是日本的童心主义，还是中国的童心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深化人类对童心、童年、儿童的研究与发现。随着对童心、童年、儿童之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联的发现，童年哲学和童心主义一定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许多中国人认为教育学中的儿童中心主义（儿童中心论）是纯粹来自西方的，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事实上，尽管中国至今尚未形成比较完备的教育观念的现代体系，而且还没有认识到西方儿童中心主义的高妙之处，致使还存在对这种观念的批评和排斥，其来源于西方而非本土自生甚至成为某些人对其批评和排斥的全部依据，然而，中国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脉，从古到今，绵延未绝的，那就是童心哲学，它是可与西方的儿童中心主义相会通、相媲美的。

我将中国的童心哲学所主张与推崇的哲学观和方法论称为童心主义。所谓主义，是指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童心哲学便具有自己的一套“主义”，即童心主义。

在《童心哲学史论——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一文中，我试图简要而系统地介绍古代中国人的童心主义思想。陆续有读者向我咨询：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儿童文学界也出现过所谓童心主义，中国思想史上的童心主义与日本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

我并不具备充分占有日本童心主义研究资料的日语能力。不过，面对问询，我无法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于是在自己所能掌握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谈谈我对这些研究资料的判断、理解与阐释，谈谈我对日本大正时代童心主义的感悟与认识，以此抛砖引玉，冀望早日看到对于大正时代童心主义的学术文献更多更新的研究。

“童心主义”是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术语。在大正时代，日本儿童文学界曾出现童心文学运动和童心主义的文学思潮。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儿童文学”这一名称直到昭和（1926—1989）初期才正式出现。在此之前，明治时代（1868—1911）称其为“故事”，大正时代称其为“童话”。而日本的童心主义出现于大正时代的“童话”界。

对日本儿童文学有丰富研究的朱自强写道：“日本儿童文学界已经普遍把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精神和创作态度、方法概括为童心主义，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称为童心文学运动。”[1]朱自强将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与童心文学运动联系起来，将这种童心主义视为一种文艺精神和创作态度、方法。

日本学者如何解释“童心主义”呢？宫川健郎写道：“所谓童心主义，是一种将儿童理想化、视其为纯真无瑕的想法。而这同时也是支撑着整个大正时代的童话、童谣、教育的儿童观，以及文学理念的想法。”[2]可见，日本的童心主义不只是大正时代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而且还是大正时代的教育观。

有了这种童心主义的认识，当然会引发相应的意愿。每种意愿都想得到实现，而实现意愿就需要行动。可以说，认识注定与去行动的意愿、意志是绑定在一起的。童心主义思潮与童心主义运动是一体的。

大规模的童心主义文学创作始于大正时代的“赤鸟运动”，其发起人是铃木三重吉（1882—1936）。铃木生下一双儿女后开始“童话”创作，大正七年（1918年）创办并主编《赤鸟》杂志。

《赤鸟》杂志使日本的童心主义大放异彩。创刊号上刊有《〈赤鸟〉的宣言》，其中写道：“《赤鸟》乃是排除世下低俗无品的儿童读物，为了保存与开发儿童的纯真性，集合现代第一流艺术家真诚的努力，更为栽培新人创作家出现的划时代创举。”[3]请特别注意《赤鸟》杂志将“儿童的纯真性”作为“保存与开发”的对象，以便了解大正时代童心主义的基点是对“儿童的纯真性”的发现。

《赤鸟》杂志吸引了一批主张“童心主义”的作家。例如，童谣诗人北原白秋（1885—1942）倡导“恢复童心”，他认为童心即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思无邪”。再如，作家岛崎藤村、坪田让治认为，“童心是人生的动力、能源”。其他一些作家也认为，“童心的芯是诗”。[4]

掀起童心主义艺术思潮的“赤鸟运动”并不局限于童话和童谣，还扩展到音乐、儿童画、作文、自由诗、自由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场综合的儿童文化运动。[5]

最早将童心作为文艺理念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的是被誉为“童话之父”的小说家小川未明（1882—1961）。[6]

小川未明认为孩子的心是新鲜、纯真、洁净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儿时的心灵那样伸展开自由的羽翼，能像儿时的心灵那样不被污染。没有什么时代能像少年时期那样，面对美丽的东西就直率地认为美丽，遇到悲伤的事情便感到悲伤，对正义的事情便感到感慨。”可见，小川未明是童心或人的天性热情的讴歌者，是儿童世界热情的讴歌者。他接着写道：“……通过创作诉诸于这种纯真感情的闪光和自然的良心的裁断，并表现少年时代的特有的梦幻世界的故事，使读者沉醉于美与忧愁的氛围之中，这即是我追求的童话。依据纯情的儿童的良心来裁判什么是美、什么是恶，这即是这一艺术所具有的伦理观。”[7]只有以童心为镜子，才可能追求人性。因此，“童话是从童心出发，以童心为对象所描绘的艺术”，“纯情的艺术——童话以浪漫的诗、虔诚的自然观察为核心”，其使命正在于“恢复童心，与诗的感情共鸣”。在小川未明看来，成人也有不泯的童心，创作童话便是在成人、儿童共通的童心世界里耕耘播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日本告别了民间故事翻版的“故事”时代，迎来了“创作童话”的时代。这种由作家自己创作、主张童心观点的童话被称作“童心文学”。[8]

小川未明的观点后来不断受到日本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几乎贯穿于20世纪日本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每一紧要关头。以至于儿童文学作家与评论家古田足日在一篇文章里批评小川未明所代表的日本童话作家是祷念咒术的“原始心性的持有者”，并将该文名之为《再见吧，未明》（收入论文集《现代儿童文学论》，黑潮出版社，1957年；1961年，小川未明死于脑溢血，享年79岁）。但在我看来，这种反思与批判并不能抹杀小川未明的理论贡献。每次围绕小川未明的反思、批判和辩论，都是对小川未明童心主义观点的修补、调整、调适，当然还有可能是误解。就如花朵是对花蕾的反叛与否定一样，但显然，没有花蕾是不可能有花朵的。每次反思、批判和辩论，小川未明的观点都是由头，这刚好证明小川未明的童心主义是日本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无法避开的重要生长点，恰恰表明小川未明的童心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小川未明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童心”这个基点，这个基点也是后来者反思与批判的依托。因而，这种批判反而将“童心”不断推入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中心区域。可以说，小川未明对童心文学的贡献已经沉淀为日本儿童文学的根部，他可以被超越，却难以被跨越。

再加上小川未明的创作生涯横跨明治末期、大正、昭和时期，长达60年之久，创作了大量童话、诗歌、戏曲、文学评论和随笔，以至于日本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与田准一（1905—1997）认为“未明即等于日本的儿童文学史”[9]。朱自强也认为小川未明是“近代日本儿童文学史上象征性的一棵巨树”[10]。

其实，小川未明不只是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也致力于为成人创作文学作品。“我的童话并不是只让儿童感到有趣。另外也不满足于仅是一篇有寓意的故事。我追求的是更广阔的世界和从所有事物中发现美丽心灵以及如何把它们置于最正确的调和的状态，我希望把这些变成诗。在这个意义上，我所写的童话可以说处于与从前的童话和世俗所说的童话有些不同的立场。不如说，给大人阅读反而是我的意愿所在。”[11]可见，小川未明不只是为儿童创作，更愿意为成人创作。他是以童心为镜，认识人性，批评和改造成人社会和成人世界。这应当也算是大正时代童心主义的应有之义。

于是，儿童文学界便有人批评小川未明的作品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不过，如果超出儿童文学界这个圈子来看小川未明的作品，就净化成人世界和社会文化而言，这些作品未必不是一种新发现、新方法、新门径，这可能正是小川未明高迈、超越的地方。因而，我主张超出儿童文学创作来看小川未明及其童心主义思想。

小川未明期待自己成为儿童的解放者。他在《儿童默默忍受虐待》一文中自许：“我要做儿童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去抗议、去申明主张。”[12]从其文学创作的意愿——“给大人阅读反而是我的意愿所在”——来看，小川未明也试图成为成人的解放者。

北原白秋对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也有重要的贡献。北原白秋发表过不少很好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成人，都不能失去作为本性的童心。正是因为不失童心，才有人的尊严。”“我经常说：回归童心。但是，其意思并非是将儿童的无知当作优点，更非是模仿儿戏，讨好儿童。我所指的是凭借童心彻底达到真正的思无邪的境界。在恍惚忘我的一瞬，与真正的自然浑然融合。”因而他认为，“童谣是童心童语的歌谣”。[13]显然，在北原白秋看来，童心是宝贵的，成人不应亦不能失去童心；回归童心并不是将儿童的一切作为膜拜的对象，而是提升成人境界的方法，也是童谣创作的方法。这让人想到孟子的赤子之心说，想到中国的童心主义的某些主张。

童心主义文学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除了小川未明、北原白秋，还有日本作家有岛武郎（1887—1923）。有岛武郎在其不长的一生中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儿童观、教育观等。

有岛武郎写道：“我们随着长大，逐渐远离儿童的心灵……我们明显不能和儿童一样思考、感受。但是，我相信，是否自觉到这一事实，却会使人在面临儿童世界时的做法产生天壤之别。如果我们自觉到这一点，即使不能给儿童以教导，也会给儿童以自由。并且能够保护儿童的自由发展，给儿童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14]这段话有以下几层意思：成人不能再像儿童那样思考与感受；而能不能理解儿童那样的思考与感受，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与儿童打交道的方式；所以，认识和理解儿童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认识与理解儿童，才有可能保护儿童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满足儿童正当的需要。这与卢梭《爱弥儿》中的儿童观、教育观是一致的，而且也超出了教育的范围。

有岛武郎对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各自的特点与相互关系也有深刻发现：“夜深时，一个人醒来，守视着熟睡的孩子，我的心渐渐凄凉起来。他的脸颊因健康和血色而红扑扑的，其皮肤没有一道被苦虑刻上的皱纹。可是，在他那不晓世事的面容的背后，不是令人窥见到那可怖而黑暗的命运吗？”[15]这段话颇值深思玩味。

“他的脸颊因健康和血色而红扑扑的，其皮肤没有一道被苦虑刻上的皱纹。”这是对儿童与成人生命活力的对比与感叹，让读者不由想起《老子》中的那句话：“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婴儿是如此精力旺盛、生机勃勃，我们成人还能再次回到生命的这种原初状态吗？

“在他那不晓世事的面容的背后，不是令人窥见到那可怖而黑暗的命运吗？”这是以一个成人的生活经历来判断这可爱的孩子会重蹈所有成人的现实命运。说起来，其道不孤。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华兹华斯的《颂诗》以及丰子恺将童年视为“人生的黄金时期”，等等，不都在揭示类似的人生真相吗？问题的关键是，有岛武郎过于悲观，而华兹华斯则在《颂诗》的结尾处为成人寻找提振生活态度的方法——其实不只是结尾，整个《颂诗》都在为成人寻找人生的希望与幸福的出路。这种人生的希望与幸福的出路是与对童心的回归无法割裂开来的。

有岛武郎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表白：“我的立场一直置于从儿童的立场出发……”[16]在有岛武郎那里，“我的立场”就是“儿童的立场”。这不由得让人想到文学创作中的“儿童视角”。有岛武郎的这种创作立场并不是将儿童文学矮化，而是为了增加作品的深度以及寻求实现这种深度的方法。

有岛武郎还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好观念，例如“养儿方知儿女恩”。依然有不少父母认为，养育儿女是单方向的向儿女施恩，所以，父母是可以要求儿女还债的。“养儿方知儿女恩”则显然是将父母养育子女视为一种双向慰藉、双向施恩的关系。相较于《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故事，有岛武郎的儿女养育观显然发生了哥白尼式革命，进入了更高的人生境界。这也会让人想到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7]所表达的类似观点。

有岛武郎之所以能讲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话来，应当是其养儿育女的亲身感悟。不过，依然有许许多多父母会忘记当年年幼的子女给他们带来的人生欢愉，而将养儿育女视为单纯的付出，于是一跃而变成儿女的恩主乃至债权人。“养儿方知儿女恩”，这句话潜藏着对那些自居恩主的成人的批评。

周国平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过去常听说做父母的如何为子女受苦、奉献、牺牲，似乎恩重如山。”[18]对于子女来说，父母确有养育之恩，这是需要铭记的。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有岛武郎所谓“养儿方知儿女恩”，合而言之，父母与子女的恩情应当是相互的、双向的。所以，周国平接着说：“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这受苦同时就是享乐，这奉献同时就是收获，这牺牲同时就是满足。所以如果要说恩，那也是相互的。而且，愈有爱心的父母，愈会感到所得远远大于所予。”[19]周国平坦言这是自己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周国平的话似可增援有岛武郎“养儿方知儿女恩”的感悟。周国平继续说：“其实，任何做父母的，当他们陶醉于孩子的可爱时，都不会以恩主自居的。一旦以恩主自居，就必定是已经忘记了孩子曾经给予他们的巨大快乐，也就是说，忘恩负义了。人们总谴责忘恩负义的子女，殊不知天下还有忘恩负义的父母呢。”[20]显然，这振聋发聩的批评，是针对天下那些忘恩负义的父母的。这批评里也分明隐含了对旧的和新的亲子关系的解构与建设。“养儿方知儿女恩”这句话足以表明，在建设相互感恩的亲子关系方面，有岛武郎是先驱者之一。

从有岛武郎、小川未明等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童心主义文学思潮不只是发现了童心的天真无邪，而且对儿童文学创作方法，对儿童观、教育观乃至对文化观的现代化都有伟大贡献。

大正十五年（1926年）七月，《赤鸟》杂志宣告休刊，意味着大正时代儿童文学界童心主义运动的衰落。

日本的童心主义产生于大正时代。让我们先看看大正时代的历史背景。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政治性纲领《五条誓文》，其中有“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语，意味着日本决心告别吸收与适应中国文化的时代，转向全盘向西方学习，由此迅速走向现代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胜利，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使日本人产生了跻身世界一流国家的自信。大正时代便处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里。

该时代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大正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大正时代的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独占鳌头，堪称大正哲学的主流，其影响不限于狭义的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

在教育领域，欧美的现代教育思想已经陆续传入日本。瑞典爱伦·凯的著作《儿童的世纪》迅速被引进日本，日本于1906年出版了其德文版的选译本《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1916年又将其英文版译出，以《儿童的世纪》为题出版日文全译本。1906年，日本文部省刊印了杜威《学校与社会》，后来《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所有民主教育家的基本经典。1914年起，意大利蒙台梭利的著作《蒙台梭利教育学及其应用》等译本在日本出版。倡导儿童中心主义的“新教育”思想在一些学校流行起来。这种西方的儿童中心主义为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提供了支援。朱自强曾对当时传入日本的西方教育与大正时代的儿童文学的关系做过深刻的描述：“正如自由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特别是以儿童生气勃勃的生活为中心展开教育一样，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主潮童心主义也把自然和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心灵作为开掘人生价值的矿藏。在两者的深层，共同浸透的是与封建的儿童观背道而驰的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近代儿童观。正是由于立于这一坚实的基础，日本儿童文学在大正时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21]

在大正时代，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主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教育学以儿童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童心主义儿童文学作家有岛武郎也被公认为白桦派文学兴盛期的重要人物之一）。至1923年（大正十二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倡导自然主义文学，将“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创作出许多作品，哺育了不少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大正时代出现了民主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等思想，它们同气相求，相互支援，共振齐鸣。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暖春里，日本的儿童文学界出现童心主义文学运动是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出，日本的儿童文学界出现的童心主义与白桦派“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的思想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当时的各种思潮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与思想市场都为日本童心主义准备好了登台亮相的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童心主义登场以前，日本还出现了女性解放的思潮。由于女性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都与人性的发现、人的自然权利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所以在逻辑上，儿童的发现往往与女性的发现存在紧密的“伴生”关系。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即大正元年的前一年，日本诞生了最早自发结成的女性社团组织“青鞜社”及其机关刊物《青鞜》。从《青鞜》主创人到编辑、撰稿人，乃至青鞜社的全体会员都是女性。《青鞜》杂志亦宣称其办刊“只依靠女性，只为女性服务”。《青鞜》以及青鞜社的中心人物是平塚雷鸟（1886—1971），她为《青鞜》所写的发刊词标题“女性本是太阳”后来成为名言。《青鞜》的创刊如同一种象征，宣告了女性走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已经到来。《青鞜》从其创刊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也受到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大正五年（1916年），走过四年半历程、发行六卷五十二期的《青鞜》被迫停刊。[22]

我们在这里谈论日本大正初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及其遭遇，对于了解大正时代童心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生态及其衰落的命运，会有所启示。

尽管日本古代亦有杀婴风习，但亦有“惜婴”思想。“溺婴的结果，使得留下来的孩子备受爱惜，倍加培养。在同佛教的风俗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地藏菩萨的信仰中，地藏菩萨既是在地狱守护失去的孩子的在天之灵的菩萨，又是活着的孩子的守护神。对孩子的这种情爱，山上忆良咏为‘惜婴’。”[23]山上忆良（660—733）是日本奈良时期的诗人﹑汉学家。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他随遣唐使粟田真人（？—719，日本第八任遣唐使）赴唐。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研习汉学﹐对他后期的知识﹑思想﹑作品有很深的影响。山上忆良《万叶集》有这样的诗句：

食瓜思子深，啖粟怀儿切。
童竖自何来？搅挠眠七绝。
（和歌）
玉英何价有，岂若孩童杰。[24]

此歌表达了山上忆良对未成年子女的怜爱与珍惜，将孩童看作无价的。

在日本古代歌谣集《梁尘秘抄》[25]中，还可发现这样的诗句：

身为游戏生，心随游艺长？
闻罢嬉童声，手舞复足蹈。

可见，古代日本已有人对儿童游戏、游艺表现出理解和激赏。这种童年崇拜传统作为一种文化潜意识，对于接纳现代社会对儿童的发现以及现代教育对儿童地位的尊重，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古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中的童心思想尤其是阳明学的接纳，特别是近代对李贽学说的推崇，对日本童心主义的产生当然也有正面的影响。

在大正时代，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大正文化清新而繁盛，然而，思想繁荣的景象很快被抑制。大正时代文化昌盛的面貌未及充分展开，便匆匆落幕。

进入昭和时期，普罗儿童文学开始兴盛。普罗儿童文学的理论指导者桢本楠郎（1898—1956，日本儿童文学作家）等人批评童心主义忽视了儿童所体现的阶级性。桢本楠郎写道：

就我对现实社会中儿童的观察，实在无法不指出他们（引者按：指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作家）口中的“儿童”不仅过于偏颇，且流于抽象、概念化，同时也过于偶像化与神秘化。……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观看现实生活中遍及社会各界落的儿童。真要说他们有注意的，也绝对仅止于某一阶级，而且还是他们眼中“可爱的”儿童，即那些能够满足他们的概念与观念、那些从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的儿童。一提到儿童，在他们的脑海浮现的就只有这群孩子，并且以为所有儿童都是同一个模样。

然而，从社会科学中，我们明确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对立，与自身所属的阶级。当今社会无时无刻不分立成两个阶级，斗争日趋激烈且尖锐。对此，儿童的世界亦有巨大变化，亦将分裂成两个不同世界。[26]

这就是普罗文学对童心主义的批判。尽管他们批判童心主义文学，但在创作技法上亦不脱离大正时代“童话”（童心主义文学）的影响。例如，桢本楠郎在评论《饭团》（《普罗艺术》，1928年4月）时曾说：“这种表现手法充分运用、发挥了童话文学的技巧，相当值得重视。”[27]

对于普罗儿童文学评论家桢本楠郎，朱自强有过这样的评论：“与艺术性相比，桢本楠郎优先考虑的是政治性宣传，而且除鼓动宣传斗争的儿童文学之外，他不容许有其他内容形式的儿童文学存在，其结果脱离了群众，倾向于激进主义。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衰微，其外因是官方残酷的镇压，其内因则是自身理论的偏颇、急进。”[28]这种批评是合理的。

普罗儿童文学在理论上宣称儿童有阶级性，但实际创作时对笔下的儿童充满信任。在他们眼里，儿童才是正义的。例如，猪野省三将作品中的主角分别命名为正一、清一（《喷嚏婆婆》，《普罗艺术》，1928年3月）、真二（《饭团》），其中的“正”“清”“真”体现了作家对儿童的认识。这与日本童心主义的儿童观、文学观又是一致的。

普罗儿童文学作家坪田让治（1890—1982）的《妖怪的世界》（《改造》，1935年3月）和《风中的儿童》（《东京朝日新闻》晚报，1936年9月5日—11月6日），取材自数年前发生于家乡某公司内部纷争的亲身经历，以儿童视角进行阐述。菅忠道评论“以社会的纷乱与纯真的儿童对比，更能突显（儿童）惹人怜爱的效果”[29]。这与大正时代童心主义对儿童的唱颂又是一致的。《赤鸟》杂志休刊后，依然出现了不少具有童心主义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因此，宫川健郎评论道：“可以说，童心主义强力规范了从大正到昭和时期的儿童文学。”[30]

为什么大正时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呢？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即大正元年前两年，《白桦》杂志创刊，大正十二年（1923年）停刊；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即大正元年前一年，《青鞜》杂志创刊，大正五年（1916年）停刊；大正七年（1918年）《赤鸟》杂志创刊，大正十五年（1926年）《赤鸟》杂志停刊。……这些杂志命如昙花，其间的原因不存在某种关联吗？

大正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是表层的，难以得到整个社会的深层依托。经济的繁荣以及欧风美雨对全盘西化中的日本人的冲击，大大推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与现代观念的生成、繁荣共始终的。现代观念的繁荣体现在包括童心主义的一整套家族性观念的繁荣。但在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层，也有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军国主义的壮大。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又战胜俄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兵不血刃获取了巨大利益。经济空前繁荣，进一步激发了大正时代的思想繁荣。被一系列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不会满足于此，它的战车朝向对世界更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冲刺。

结果有二。其一，由于难以得到整个社会的深层依托，大正时代思想繁荣的局面迅速凋敝。其二，军国主义的壮大不仅为其他国家带去灾难，日本自身亦险遭灭顶之灾。历史已经给出结论。

日本史专家赵德宇曾这样评价大正时代：“从明治初年到昭和战败为止的日本文化史上，也只有大正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文化进步的景象。大正文化的自由民主风气使日本充满了希望，如果这股清新闪亮的文化景象继续下去的话，很可能使日本免遭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毒害而放弃侵略战争的思维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为日本带来社会进步曙光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一样，仅只是昙花一现，日本最终选择了黑暗，令人扼腕。”[31]这一评论于我心有戚戚焉。历史已经表明，当人的天性受到尊重和推崇，那么，人格和人的自然权利便会受到尊重，社会和文化就会繁荣昌盛；反之亦然。童心主义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具有现代气息的意识形态在大正时代短暂繁荣后便衰落下去，说明当时日本文化的路向出现了严重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日本童心主义运动延续不足十年，便在政治上左派和右派的两面夹击下难以为继，甚而至于被污名化，乃至于“在现代日本，人们往往从消极的意义方面使用‘童心主义’一语”[32]。但是，正如爱因斯坦在1916年悼念马赫时所说：“我甚至相信，那些自命为马赫的反对派的人，可以说几乎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吸他们的母亲的奶那样吮吸了多少马赫的思想方式。”[33]那些批判童心主义的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反对童心主义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吮吸童心主义的精髓作为自己思想的食粮。

“我们当然也别忘了三重吉、未明、白秋等人都是文坛浪漫主义出身，换言之，正是浪漫主义对纯真无瑕所抱持的一贯憧憬，发掘了‘童心’。”[34]《日本现代儿童文学》一书的作者宫川健郎对日本的浪漫主义轻轻地一笔带过，但其中蕴含着值得发掘的启示。那就是浪漫主义在童年研究中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及其重要的思想贡献。卢梭在其著作《爱弥儿》中对儿童的发现得益于浪漫主义，体现了浪漫主义。日本的童心主义的生成亦得益于浪漫主义，亦体现了浪漫主义。历史也已表明，没有浪漫主义，便不可能有对儿童的发现。

顺带说一句。针对我本人的童年哲学（或儿童哲学）研究，也有学者评论：太浪漫了！在他们看来，由于我的相关研究“太浪漫”，所以是错误的。这其实不值一驳。但说这是“脑子进水了”，就值得一辩。

儿童的世界本来是诗的、好奇的、梦想的、游戏的，这意味着儿童的世界本来就是浪漫的。古代汉语有用以描述儿童的词语“天真”“烂漫”，例如，宋代龚开《高马小儿图》歌曰：“此儿此马俱可怜，马方三齿儿未冠。天真烂漫好容仪，楚楚衣裳无不宜。”可见古代中国人已经发现了儿童生活的“天真”“烂漫”。宋代张镃《过湖至郭氏庵》有诗句“山色棱层出，荷花浪漫开”，其中“浪漫”即“烂漫”之义。对儿童世界、儿童生活、儿童生命的生意盎然、诗情画意、富于梦想这些“浪漫色彩”视而不见，便会与儿童处于隔阂状态，何以“发现”儿童呢？

浪漫在儿童的世界中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浪漫主义”是人的发明，但“浪漫”却是儿童的生命、生活的自然属性，是对客观的现实的儿童生活的真实的揭示与描述。拒斥浪漫主义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和发现儿童。没有对儿童世界的浪漫属性的认识，便不可能认识儿童和发现儿童。

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统一的。儿童的世界是“浪漫的”，那么，你非要儿童研究、童年哲学仅限于“理性”层面，可乎？你非要儿童的世界与你这个“理性”的学者一样表现出机械、僵化、冰冷、狭隘的“理性”，可乎？在如此“理性”的学者的眼里，在其“理性”的认识论、方法论里，儿童世界那诗的、好奇的、梦想的、游戏的、生动的光辉湮灭了。此非真理性！此乃反理性，此乃理性的天敌。儿童研究以及儿童观建设离不开浪漫主义。离开浪漫主义就难以发现儿童。

日本童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三重吉、未明、白秋等人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也正说明浪漫主义与儿童发现有内在关联、必然联系吗？没有浪漫主义作家，日本就不可能出现童心主义的文学。

正如阳明学传入日本后，日本的阳明学便与中国的阳明学有所差异一样，中日的“童心”概念亦有所不同。

在沟口雄三看来，阳明学传入日本后，中日的阳明学便有所差异。他写道：“肯定在什么地方有所不同，但到底什么地方不同，又很难说明。”[35]他认为童心概念的中日差异具有典型性。李贽是童心的讴歌者，但沟口雄三指出，李贽的同时代人里却也有贬低童心的人，而“童心这个词语，日本人一般都理解为纯粹、无邪、天真……但在中国却未必”[36]。“在日本人看来有趣的是，和‘童心’意义应当相同的‘赤子之心’，却始终用来指示人天生就具有的纯粹的道德之心，作为褒义词用在好的方面。这是因为‘赤子之心’出自《孟子》中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尤其是在阳明学之后，基本被看作是良知的同义语。”[37]由此可知，日本人对“童心”概念的认识是来源于《孟子》的，是以孟子“赤子之心”概念为依据的，但又主要取义于性善论视野中天性所体现的纯粹、无邪、天真，以至于日本人将童心主义英译为“childlike innocence”[38]。

朱自强曾这样描述日本的童心主义：“（日本）童心主义的儿童观的最大特色在于他认为儿童的心灵与成人不同，没有受到现实社会污浊的侵染，儿童像天使一样，有着纯洁无瑕的灵魂。也就是说，这里的童心，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心灵，而是指作为一种纯洁理想的观念上的儿童。”[39]可见，朱自强也与沟口雄三一样，注意到日本人将童心视为纯粹、无邪、天真。

而中国人对童心的理解要比日本人复杂。纯粹、无邪、天真只是中国的童心概念其中的一维。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将童心（赤子之心）视为人的根本、根性。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以及李贽的童心说与孟子一脉相承而有所发展。到了李贽那里，童心概念在人类精神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更为凸显。[40]

李贽的学说尤其是童心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深刻影响，对于日本人理解童心概念亦有所推动。吉田松阴（1829—1858）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精神支柱正是李贽的学说。[41]吉田松阴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吾尝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言言当心。……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矣。……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42]

吉田松阴对李贽《童心说》的共鸣，以及沟口雄三对此所做的详细讨论，此处不赘。[43]显然，李贽童心说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令日本知识界更加注重“童心”概念则无疑。大正时代如火如荼的童心主义思潮的背后，阳明学派尤其是李贽的童心说应当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的第一部分，朱自强对中日童心主义的异同做过研究。我想对此做一些评论和阐发。

朱自强写道：“中国早有‘童心’一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篇中就有‘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之说。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阐释，则首推李贽的《童心说》一文，尽管其所发并非儿童文学的议论。”[4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昭公“犹有童心”，是批评昭公幼稚、不成熟、不稳重、孩子气。可见，此“童心”是贬义词，当然也投射出那个时代儿童观的一角。(www.xing528.com)

我以为，说童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阐释，则首推李贽的《童心说》一文”，这需要向读者做些说明。

李贽虽然是首次提出“童心说”，但是，据李贽自己讲，其“童心”即罗汝芳之“赤子之心”。罗汝芳的思想体系是建基于孟子“赤子之心”概念上的，罗汝芳以“赤子之心”为核心而生发出一套关于社会、政治、伦理等范畴的儒学体系。李贽的整个学说是与其《童心说》一致的，以至于《童心说》处于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但其学说体系未必自觉地以《童心说》作为根基。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是阳明左派不断展开的结果。而阳明学是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赤子之心”“四端”等为核心概念所编织的一套学说。当然，孟子学说通常被认为来源于孔子的仁学。李贽《童心说》为“童心”辩护，将“童心”理解为孟子、罗汝芳的“赤子之心”。因此，李贽的童心说也可视为赤子之心说。

罗汝芳是阳明左派之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至于李贽，有人认为他与罗汝芳一样属于泰州学派，是阳明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有人（例如吴震）认为不应将李贽视为泰州学派成员。[45]无论如何，李贽的童心说从近处讲，与阳明学派是血脉相连的（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认为李贽的“童心”是阳明学派“良知”的成熟），往远处讲则与孟子学说血脉相连。

我在《童心哲学史论》一文所谈的童心主义是与日本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有差别的。大正时代的童心主义发源于儿童文学界。而《童心哲学史论》所谈童心主义则是对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主线的发现。

从老子、孔孟到禅宗六祖惠能，其思想体系有一共同的主线，那就是童心主义。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家们未必直接谈及“童心”“赤子之心”，甚至从未有人自命为童心主义者，但在我看来，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主线依然是拙文《童心哲学史论》所言的那种童心主义。也正因为如此，童心主义是潜藏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无意识深处的。

朱自强谈及《左传》以及李贽“童心说”后，直接涉入中国现代：“进入现代，鲁迅等现代作家用过‘童心’一语”，“中国的儿童文学，直到近年以前，一直没有‘童心主义’一语。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找到鲁迅、冰心、丰子恺等推崇赞美童心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某些与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相似的心境，但是，在抗日救亡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大洪流中，‘童心’只是转瞬即逝的浪花，无法像日本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的儿童文学思想。”[46]朱自强讲得很好，我想接着再说几句。

罗汝芳、李贽之所以在明代晚期形成赤子之心说或童心说，应当说是历史大势使然，尽管李贽因此下诏狱而自戕。当时朝廷明令将李贽著述乃至印版一律销毁，凡隐匿者与李贽同罪而严惩不贷，但民间依然以能拥有李贽的书籍而读之为乐事。尽管李贽被许多儒学学者视为异端，但在文坛也有大批真诚的崇拜者，以至深刻影响了晚明以后的文学进程。例如，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有云：“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民国王国维《人间词话·十六》亦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义皆与李贽《童心说》相类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周作人、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等一大批作家文人都发表过呵护童心、解放儿童的文字。周作人是中国人中“儿童的发现”者，并最早提出了“儿童本位”概念。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处发出呐喊“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则提出“本位应在幼者”，可视为接续了李贽的心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儿童本位的思想（例如，周作人倡导儿童研究，倡导并宣传现代儿童观，发表了《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重要作品，比较系统地提出儿童本位的思想主张），也出现了一批试图体现儿童本位思想的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了以儿童本位为立场的儿童杂志（例如，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所以，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儿童本位的思潮和运动。这是可以与日本大正时代的童心文学运动、童心主义思潮相类比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儿童本位思潮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儿童观、教育观的借鉴和吸收，也是对古代中国人童心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文化运动不是说具有激进反传统的特征吗？为什么说它也是对古代中国人的童心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呢？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试图从陆王心学中找到战斗的思想资源。作为陆王心学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的李贽，又被传统儒学视为“异端”的李贽，反被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视为典范、楷模。例如，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吴虞，于1916年发表《明李卓吾别传》（《进步杂志》第9卷第34期）一文，以一万余字的篇幅介绍了李贽的生平及其不幸遭遇，抨击儒教专制对学者的迫害，赞扬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判精神，以李贽同假道学的斗争来抨击当时尊孔复古派的“息邪说，辟异端”，叹息“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47]！

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借用的是尼采的主张，但它与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具有相同的精神。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对的是迫害李贽的那个传统，而有意无意间继承的是李贽等人的童心主义的传统。另外，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批作家、学者歌咏儿童，唱颂童心，也表明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中国人童心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唱诵赤子之心，而王国维这种“保皇党”也唱颂赤子之心。可见晚明时期的童心说、赤子之心说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思想、文化、社会进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尽管它不断受到干扰和压迫。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朱自强又说：“不过，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讨论’‘童心’问题是在1960年。1958年，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研究》（内部刊）第四期上发表了《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到了1960年，随着文艺界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拉开帷幕，陈伯吹的上述观点也被作为‘童心论’来批判。……陈伯吹以及其他人所说的‘童心’，强调的只是成人对儿童的理解，而非哲学观念上的崇尚……”[48]

显然，朱自强并不认为1960年对“童心论”的批判是“讨论”。这种批判，是特殊年代的“革命”运动利用外部权威人物及其权威思想，来改造人心的手段。现在看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这种批判以政治手段对旧的文化心理进行改造时，不惜将“童心论”视为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而全盘否定、全部清除，是值得反思的。因此，改革开放后“童心论”批判事实上得到了纠正。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官方和民间都欣然接受“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巨大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与儿童打交道时，“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本位”“儿童中心”的观念。今天，改革开放不断得以推进，弘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共识与国策，继承与弘扬中国的童心主义，继续推进儿童本位思想的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一文中，朱自强认为：“历史地看，日本的童心主义同时包容着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49]儿童拥有一个与成人不同的独立的心灵世界和生活领域，这样一种对儿童的发现，在日本大正时代的作家和诗人们那里，是以对“童心”的发现表现出来的。“童心主义尽管本来具有歌颂儿童的内部世界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封闭在作为成年人怀旧的‘童心’里面的倾向。尤其是童心主义的亚流思想，将‘童心’与成人的世界隔离开来加以赞美，陷入逃避现实的观念论的泥淖，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由于昭和初期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对童心主义的批判以及时代的变化，童心主义急速地衰落了下去。但是‘童心主义’一语仍然为现代日本儿童文学所承继使用着。……在现代日本，人们往往从消极的意义方面使用‘童心主义’一语。”[50]

这是我看到的朱自强最早的相关评论。在《日本儿童文学论》一书的第一章《日本儿童文学发展综论》，朱自强又论及日本童心主义。他写道：“在日本的儿童文学界，曾长期把贯穿于大正时期童话、童谣的一个主旋律称作‘童心主义’。所谓童心，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儿童心灵。但是，大正时期的‘童心’，却不只是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是与思想立场和文学主张联系在一起的。童心主义的儿童观的最大特色在于它认为儿童的心灵与成人不同，没有受到现实社会污浊的侵染，儿童像天使一样，有着纯洁无瑕的灵魂。也就是说，这里的童心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心灵，而是指作为一种纯洁理想的观念上的儿童。”[51]

朱自强是当前国内儿童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与另几位杰出的同行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最高水准，所以有必要严肃对待朱自强的相关评论。

我以为，童心尽管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儿童的心灵，但是，它在中国思想史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日本的童心主义者能将这一概念与文学主张和思想立场联系起来，是了不起的；也正因为将“童心”与思想立场和文学主张联系起来，它才能被称为童心“主义”（一套观念体系和方法论）。说“这里的童心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心灵，而是指作为一种纯洁理想的观念上的儿童”，似有不妥。童心不只是可以描述理想中的儿童，而且可以反映现实中的儿童。正如朱自强所介绍的童心主义作家北原白秋，“并没有陷入极端的观念之中，而是鲜明地保持着向生活于现实中的儿童靠近的姿态”[52]。这映射出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已经达到的高度。

事实上，童心主义对日本的儿童文学发展有重要贡献。正如日本儿童文学评论家山本和夫（1907—1996）认为：“大正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犹如决堤之水奔流不息，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童心’。”[53]朱自强也认为：“大正时期是日本儿童文学欣欣向荣的春季。真正的近代价值观，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确立。”[54]“日本儿童文学真正的近代儿童观却是在大正时期得以确立的。”[55]从其介绍和讨论的内容来看，朱自强所说的日本儿童文学的近代价值观应当就是日本的童心主义的观念和立场。因此，在我看来，对日本儿童文学中出现的童心主义思潮应当给予充分的正面评价。

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贡献和历史意义。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其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有例为证。大正十年，曾有人以“你在读哪些杂志”为问题，在儿童读者中作过调查，结果表明，《赤鸟》等艺术杂志远远无法与大众化的《少年世界》《日本少年》《少女世界》等匹敌。[56]可见当时日本的童心主义尽管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作家，但其影响力十分有限。一方面，这是因为童心主义从兴到衰不到十年时间，其影响自然有限；另一方面，大正时代尽管出现了空前的新文化倾向，是思想繁荣的时代，但军国主义却暗中疯狂生长。这是一个黑白相间的复调式的时代。最终军国主义取得了胜利，自由、民主、人道的思潮受到彻底抑制，童心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中也难逃湮灭的命运。

大正时代儿童文学界的童心主义思潮是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它发现儿童，强调儿童文学创作的儿童立场，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而且是于人本主义核心处所发生的思潮。童心主义思潮的兴盛是与一揽子人本主义思潮和文化、教育的繁荣紧密相关的。这一思潮的湮灭表明，当时的日本社会出现了痼疾，走偏了道路。

大正时代童心主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未及充分表达自己的理想，甚至未及充分展现自身，这朵“童心主义”的花蕾便夭折于昭和前期这一儿童文学的冬季里。但是，它的观念和理想所体现的对童年的发现与珍爱是永恒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童心是个人成长和社会文化繁茂的根本与泉源。我相信，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与童心主义的思想繁荣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无论是日本的童心主义，还是中国的童心主义，已经并将可以继续深化人类对童心、童年、儿童的研究与发现。随着对童心、童年、儿童与人类文明内在关联的发现，童年哲学和童心主义一定会有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

[1]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70.

[2]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7.

[3]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7.

[4]王敏. 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1986（3）：101.

[5]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2.

[6]王敏. 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1986（3）：100.

[7]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70.

[8]王敏. 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1986（3）：100.

[9]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85.

[10]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92.

[11]小川未明. 今后做童话作家［N］. 东京日日新闻，1926年5月13日. 转引自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88—89.

[12]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88.

[13]北原白秋. 童谣与童诗［A］. 转引自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79.

[14]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32.

[15]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32.

[16]有岛武郎写给古川光太郎的信，1921年6月10日。转引自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34.

[17]鲁迅此文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18]周国平. 爱的五重奏：周国平说女人、性、爱情、婚姻、孩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8.

[19]周国平. 爱的五重奏：周国平说女人、性、爱情、婚姻、孩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8.

[20]周国平. 爱的五重奏：周国平说女人、性、爱情、婚姻、孩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8.

[21]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67.

[22]于华. 为女性而诞生的杂志：《青鞜》［J］. 南开日本研究，2010：302—316.

[23]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 现代教育学基础［M］. 钟启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22.

[24]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 现代教育学基础［M］. 钟启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23.

[25]《梁尘秘抄》为日本12世纪后白河法皇编撰的歌谣集。有学者考证《梁尘秘抄》集名的由来：“有虞公、韩娥，歌声美妙，乃他人之声所不及。赏者听之，无法抑制自己感动的眼泪。歌声回荡于梁。梁上尘埃飘扬三日未停，故称‘梁尘秘抄’云云。编者借用中国古代北齐韩娥和西汉虞公的歌声动人的传说故事为集名，意在说明此歌谣集乃集优秀歌谣也。”见叶谓渠，唐月梅. 日本文学史：古代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545.

[26]转引自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8.

[27]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9.

[28]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5.

[29]转引自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10.

[30]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9.

[31]赵德宇，等. 日本近现代文化史［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226.

[32]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5）：41.

[33]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4.

[34]宫川健郎. 日本现代儿童文学［M］. 黄家琦，译.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8.

[35]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M］//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0.

[36]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M］//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0.

[37]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M］//沟口雄三.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1.

[38]将“童心主义”译为“childlike innocence”已是日本学术界的共识。河原和枝这段话便是例证：“日本大正时期，产生了专为儿童创作故事（日语发音dowa）和诗歌（日语发音doyo）的运动，《赤鸟》杂志处在这一运动的中心位置。日本现代文学就是这时产生的。当时的作家和诗人唱诵儿童的纯真无瑕，努力创作反映“童心”（childlike mind，日语发音doshin）的儿童文学作品。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被称为“doshinshugi”文学，即童心主义（childlike innocence）文学。”（河原和枝. 童心の時代：大正期「童心主義」をめぐって，ソシオロジ/36巻（1991—1992）3号［EB/OL］. ［2018-03-07］.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soshioroji/36/3/36_53/_article/-char/ja.

[39]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0.

[40]刘晓东. 李贽童心哲学论略［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80—87.

[41]许苏民. 李贽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55. 又见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M］//沟口雄三.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110.

[42]吉田松阴. 与入江杉藏书［M］//张建业，汇编. 李子研究资料汇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30.

[43]详见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M］//沟口雄三.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4]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41.

[45]吴震. 泰州学派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38.

[46]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41.

[47]李超. 百年李贽研究回顾［C］.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编. 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4：328.

[48]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41.

[49]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40.

[50]朱自强. 中日儿童文学术语异同比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41.

[51]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0.

[52]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1.

[53]王敏. 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1986（3）：101.

[54]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9.

[55]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163.

[56]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4：日本儿童文学论［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