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伟大儿童：童年哲学到儿童主义

儿童隐藏着未来的命运。

儿童是神秘的和强有力的，他内藏着人性的秘密。

正如爱默生已看到的，儿童就像弥赛亚，他降临到堕落的人间，是为了引导他们返回天国。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

人类的一切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其根源都是童心。如果童心得以保全，那么个人、社会、文化便可扎根于人的天性（人自身的自然）而获得深厚的天然的根系。儿童本位并不为西方所独有，中国拥有悠久的童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童心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儿童本位。不只是教育学应当以儿童（童心）为本位，文化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均应当以儿童（童心）为本位。

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此，在人与文化的关系里，人是本，文化是末。

从个体生命历程这一向度看“人”，我们可将其分为处于童年与成年两阶段的儿童和成人。每一个成人都是由童年的那个“我”——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儿童——创造的，这也是华兹华斯提出“儿童是成人之父”，蒙台梭利提出“儿童是成人的创造者”的深义。也就是说，儿童与成人之间存在本末关系：儿童是本，成人是末；儿童是根本，成人是枝叶。

我们可以从上述命题得出以下推论：在儿童、成人和教育—文化这三者的关系中，儿童第一，成人次之，教育—文化再次之。于是，儿童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便凸显出来，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便凸显出来。类似的认识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那就是童心哲学。

童心，又称赤子之心。童心是人的根。它是自然之心，是天赋的、先验的人心，是人之初，是未被异化的人心，是李贽所谓“最初一念之心”，是“真心”，是“真人”的心。它是人的天性的总和，是人的灵魂。

童心是哲学概念，不是心理学概念。童心指儿童的心，但又并不专指儿童的心，它还可以指成人心中保存完好的儿时的心，被生命的年轮包裹着的童年的心。因而，童心不仅为儿童所拥有，也为成人所拥有。成人所拥有的那颗童心依然是童年的、天赋的、先验的心。

童心何来？或者说，童心的发生学来源是什么？童心是自然的造化，是上天的赐予，是进化的结果。

童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个人不断提升的生长点和根基。童心也是文明的生长点和根基。由于童心是根，它那里有营养，有关于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有人之按本性而存在的规定性。因此，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文化都应当守护童心，不失童心，复归童心，从而在人的古老根性中获得供养，在回归中获得提升。

童心哲学在中国的思想传统里时隐时现，历史悠远。

老子把万物归根视为生命存在的秘密：“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的人生哲学，这与他“道法自然”的“无为”哲学是一致的。复归于婴儿，其实就是回归人的天性，回归人自身的自然。主张回归人自身的自然，必然主张自然而然（“无为”），人的自然而然就是不假外力、不受束缚，就是“由自”，就是“自由”，就是由人自然地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本然；自由不是脱缰的野马，而是合规律合目的地体现自然自身的秩序。

儒学也有崇尚“复归”的思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孟子的“反身”与老子的万物归根思想似乎可以相互贯通。孟子对赤子之心予以讴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尽心上》）这与老子“复归于婴儿”的思想亦能相互贯通。

后世还有一些思想家主张类似的哲学，例如程颢、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罗汝芳等人。李贽是其中的一位。李贽对童心进行热情讴歌：“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这是对童心的礼赞，是对人之天性的礼赞，同时也是警告：失却童心，人便不再是真人，而是异化为假人、非人。

李贽接着写道：“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李贽：《童心说》）李贽在这里主要是批评传统的读书人的生活，认为一味地“多读书”“识义理”会导致外部的“道理闻见”障蔽童心，从而“（道理闻见）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在李贽看来，多读书识义理，不应以此蒙蔽童心，恰恰应当用以守护童心。“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李贽：《童心说》）顺带说一句：李贽这种思想恰恰可用以批评“儿童读经运动”的所谓“读经理论”，他的这些话恰恰点中了“儿童读经运动”的要害。

童心受到障蔽，其后果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端负面的。“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李贽：《童心说》）李贽是说：如果童心受到蒙蔽，人不再是真人，心不再是真心，于是说话做事、著书立说、处理政治事务便会不由衷、无根柢、不能达。“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假人假事假文多矣，则真人真事乃至“至文”便湮灭于这个“满场是假”“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李贽揭露的这种社会现象不正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衣》所鞭挞的社会吗？鲁迅先生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其实就是要改造这种“无所不假”的中国传统社会。鲁迅之所谓“救救孩子”，也可以视为从“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火海里，拯救童心，拯救真心，拯救真人，拯救儿童。

安徒生让一个孩子出场来拯救这个假惺惺的世界。李贽则请童心来挽救这个“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李贽：《童心说》）李贽提出“童心自文”的说法，是对童心的讴歌，也是对天性的讴歌。同时也表明，在李贽看来，童心是第一位的，而六经、《论语》、《孟子》，即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与童心相比，也是第二位的。这与“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儿童与经书之关系的认识，有天壤之别。

接着，李贽对崇拜经书、拘泥于圣人、把经书视为“万世之至论”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批评：“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李贽：《童心说》）在这里，李贽指出，由于教条主义地对待儒经、圣人，反而糟践了儒经、圣人，于是“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反而与童心势不两立，以致沦落为童心的敌人。而事实上，“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六经、《语》、《孟》岂能例外？

童心是个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的根本。这一根本如果能得以保全，那么个人、社会、文化便自然保全了深厚、健全、天然的根系，便自然而然得以枝繁叶茂。

李贽的《童心说》不只是与安徒生《皇帝的新衣》有可比之处，与卢梭的教育学、政治学思想也有可比之处。

卢梭的《爱弥儿》所培养的自然人，其实就是具有童心的人。而要培养这种自然人，就要改造文化，防止文化对儿童这种自然人的腐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1]这是卢梭对当时欧洲教育的批评。应当说，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基本解决了卢梭所批评的这种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还没有多少改变，有多少小学生乃至学前儿童还在起早贪黑，忙于各种学习，忙于各种作业，忙于各种“兴趣班”！童年何在？童心何在？

不要以为卢梭只是将儿童视为自然人。事实上，卢梭的教育学、政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自然人的真正完成：“自然人不是我们最早的野蛮祖先，而是最后的人，我们正走在成为这最后的人的旅途中。”[2]

杜威曾经说后世的一切教育改革家几乎都坚守卢梭的立场。与杜威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教育家蒙台梭利也不例外。在《童年的秘密》中，蒙台梭利宣称：“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结果对社会来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3]其最后一部著作《有吸收力的心灵》开篇即交代全书的主旨：“保护儿童巨大的内在潜力。”[4]蒙台梭利将“儿童在重建世界中的作用”作为此书的第一章，将“儿童”视为未来世界的福音的书写者。“要想帮助和拯救世界只能依靠儿童，因为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5]

华兹华斯有诗句云：“儿童是成人之父。”蒙台梭利多次引用这一诗句，她用自己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诗句的内蕴。蒙台梭利写道：“儿童被赋予新的活力进入这个世界，这种活力能纠正前辈的错误，并给世界以新的气息。”[6]“儿童自身隐藏着一种生气勃勃的秘密，它能揭开遮住人的心灵的面纱；儿童自身具有某种东西，一旦被发现它就能帮助成人解决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社会问题。”[7]蒙台梭利的这些话对于理解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对于理解儿童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文艺复兴高举的是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引领西方实现了现代化。过去我们往往只谈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这面旗帜，忽视了自然主义的这面旗帜。其实，如果没有自然主义这面旗帜，人本主义旗帜是无法树立的。这在达·芬奇那里得到充分体现。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他既面对外部自然界，又面对人的内在的自然界。观其著名画作《蒙娜丽莎》，画中女子从容、自信、淡定，富于人性的魅力，并与背景中的山崖、小径、石桥、树丛、潺潺的流水等所构成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在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洋”味十足，这种“洋”就是未被破坏的、饱满的人的天性，是人自身的自然，是现代性的气息与奥秘；画中的蒙娜丽莎就是未被破坏的“自然”，同时又凸显在自然的背景里。我以为这幅画艺术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气质。儿童教育学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孕育的，成熟后的西方现代儿童教育学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气息。

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8]。马克思还写道：“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9]这里所说的“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人的自然的存在”其实就是人的天性或人的自然性。这段话与“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存在互文性，是相互支持、相互阐释的。

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放的、发展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学应当具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属性。儿童教育应当师法自然，尊崇天性，尊重儿童的生活与世界，这是自然主义的。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的成长和幸福为起点和目的，这就是儿童本位的教育，这种教育便是人本主义的。

当人本主义与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及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相遇，我们就会发现，儿童本位或童心本位其实是人本主义的内芯，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儿童本位并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拥有悠久的童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童心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儿童本位观。

传统教育不了解儿童的生活，不了解童年的价值，不惜牺牲童年，一味地将儿童推往成人世界，只为了让儿童快快变成大人，这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而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儿童的成长是与他身上的自然禀赋及其自然的展现过程不可分离的，教育帮助儿童健全地发展，知识、道德、技能等教育内容相对于儿童的生活、成长是第二位的，它们不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儿童的天性、儿童的生活和儿童的成长，知识、道德、技能等教育内容是儿童生活中的食粮，是儿童成长的工具。现代教育是以儿童（童心）为本位的，是儿童本位的教育。

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从宪法上看，保护人权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中国已经开始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儿童教育以儿童为本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实现振兴或崛起，需要将眼光从圣人、帝王那里转向我们心中的童心，转向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儿童，转向我们身边的儿童。童心是童年的“我们”，是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儿童的灵魂。华兹华斯认为“儿童是成人之父”，蒙台梭利则认为每个成人都是自己曾是的那个儿童所造。人类的一切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其根源都是童心。

在此，我想说说福泽谕吉。他的尊崇人的天性的思想是其社会政治学说的基石和起点。他之所谓人的天性，就是此处所论之童心。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样一位以思想干政的思想家，注意使用教育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洞察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福泽谕吉认识到个人与天下的本末关系，认识到个人本位对于日本转变为现代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他之所以注重从教育学入手来建设其思想体系的根源。福泽谕吉的这些思想后来体现在他影响极大的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中。

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指出，日本的变革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的强制，也不能依赖宗教的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革从表面来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10]这其实是一种启蒙或教育的主张。与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学家一样，福泽谕吉对人的天性进行了讴歌：“人的天性本来是趋向于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11]“只要无碍人的天性，各种事物便必定日趋繁荣……因为人的天性自然趋向于文明……”[12]可见福泽谕吉是推崇天性、以人为本的。他的这些思想对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而西方现代化则是以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为观念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唱颂大自然，尊崇人的天性即尊崇人自身的自然，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主张以人为本。经过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阶段，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逐步贯穿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政治等领域，并直接影响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等领域的繁荣，这便是西方现代化的基本理路和面貌。

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一例外是尊崇天性、以人为本的，可以说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日本与欧美有不同的国情，但其现代化进程却遵循共同的准则，这些准则是现代文明之所以是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中国与欧美、日本相比，自然有不同的国情，但中国的现代化欲达目的，同样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准则。其实古代中国人的童心哲学所倡导的童心主义，亦可视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准则。李贽的童心哲学便是中国童心主义思想的集成与成熟。

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将李贽的思想看成“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认为李贽的“童心说”是“（王阳明）良知的成年”。[13]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以这句话煞尾：“李卓吾（李贽）的狱死，正是中国近世最终没有形成市民性近代社会之命运的一个确切的象征。”[14]可见，古代中国已经独立地生成与西方现代思想相互会通的思想，只是这种思想被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学思维所绞杀。现代化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不宜继续将现代化简单地视为西化。中国自生的现代化可与西方现代化相互会通、相互支援。

上文已经论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彻底的人本主义是自然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是人本主义。而童心主义哲学既是彻底的人本主义，也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同样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人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16]。而童心主义哲学所主张的守护童心、反身而诚，不正是防范与医治人的自我异化的良方吗？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向自身”、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主张与童心主义如出一辙。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逻辑线索是：“人在逻辑上必然先有一个人格本质的设定，然后在历史中实现为不同的历史存在，并在进一步发展中实现其理想本质。”[17]这种论断与以上所引马克思的思想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种人学理论其实也是童心主义的基本理路。也有学者指出：“人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建基于人的本性、表现着人的本性。”[18]这种思想亦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人学理论和古代中国人的童心哲学。

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又过四年，即1848年，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后来，在《资本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说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与“基本原则”。1894年，即马克思逝世11周年，也即《共产党宣言》发表46周年，当《新纪元》杂志负责人要求恩格斯找一段话能够概括地表达未来社会新纪元的基本思路时，恩格斯回信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引以下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恩格斯所摘引的就是上面所引《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恩格斯认为，只有那段话能够“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达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20]这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是未来理想社会的起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终极目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1]工业就是心理学，这就意味着文化或文化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贫困的生产是心理的贫困造成的，反之亦然；社会的片面和黑暗是心理的片面和黑暗造成的，反之亦然。可见，文化和人是相互创造的，然而人终究是第一位的。马克思还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2]恩格斯也说：“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23]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归根结底，个人是社会的本位和目的，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的。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这也是童心主义的基本观念。

马克思又说：“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而，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毋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并且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24]“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25]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人与文化、自然界是统一乃至同一的，于是宇宙人生问题便统整为单一的问题。这与中国的童心主义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亦是一致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古代中国的童心主义或童心哲学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支援的。或者说，中国的童心哲学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和丰厚滋养[26]，是可以支持、支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童心哲学对于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

[2]E. H. Wright, The Meaning of Rousseau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164.

[3]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M］. 马根荣，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1.

[4]蒙台梭利. 有吸收力的心灵［M］//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 任代文，主译校.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3.

[5]蒙台梭利. 有吸收力的心灵［M］//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 任代文，主译校.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3—324.

[6]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M］. 马根荣，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0.

[7]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M］. 马根荣，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4.

[8]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3.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刘丕坤1979年译本中的“人本主义”均改译为“人道主义”。“humanism”可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

[9]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5.

[10]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

[11]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

[12]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16.

[13]岛田虔次.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M］. 甘万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2.

[14]岛田虔次.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M］. 甘万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73.

[15]本书接下来《童心哲学史论》《李贽童心哲学》两文将有助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

[16]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3.

[17]韩庆祥. 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28.

[18]高清海. 论人的“本性”：解脱“抽象人性论”走向“具体人性观”［J］. 社会科学阵线，2002（5）：216—22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0—731.

[2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80.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0.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2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81.

[25]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82.

[26]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并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