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人生最终目的：从童年哲学到儿童主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

开端至为威猛。自此以后的，不是发展，而是敉平了以求普及，是保不住开端的那种无能，是把开端的伟大弄得不关痛痒，结果倒炫耀自己之大，这个大只是数量大，散开的面积大，大得畸形。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童年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成人是童年资源的继承人、受益人。从个体发展来看，长大成人是儿童成长的目的。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种系进化来看，童年是一种自然目的。[1]童年资源是人的全部生活和整个文明大厦的根基。[2]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为什么一代代成人与儿童相处，竟然没有“发现”儿童？童年的不少现象是假象，会不时迷住成人的眼睛。因此，“发现儿童”如此之难，这一发现最终成为启蒙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成为卢梭的历史功绩之一。

对童年的把握，会遇到似是而非的现象，还会遇到常识的拦阻。例如，儿童在外形尺寸上比成人小，于是就被当成小大人，然而，儿童的心理却是转变的、生长的，要历经化蛹成蝶般数次的转换与生长，因而儿童与成人是处于不同形态的生命，儿童并不能被视为小大人。再如，婴儿是稚嫩的，这是常识，但这种常识从个体成长角度来看才是对的；如果从种系进化来看，婴儿的生命却是古老的、丰富的。

对童年的把握要突破常识的拘限。《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作者布莱克在诗里对童年和成年做过比较，一反文化常态地讴歌童年而鞭挞成年生活。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曾这样评论布莱克：布莱克的诗作是独特的，“但那种独特性却是所有伟大的诗歌中所共有的独特性”，“这只是一种独特的真诚，在一个过分害怕真诚的世界中这便是使人特别惊骇的了。这是整个世界都暗暗反对的那种真诚，因为它使人不快。布莱克的诗就有着所有伟大诗歌所共有的不快之感”。[3]这种不快之感其实就是对常识的质疑，对常识的颠覆。对常识的质疑和颠覆会碰撞乃至惹恼那常识的拥有者——大众——的观念，因而任何先行者或改革者都会受到拦阻甚至诅咒。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不就作为禁书被焚烧了吗？其人也遭到与书同焚的威胁。

对童年的沉思需要透过现象、突破假象，需要同常识较量。这就意味着，童年研究需要勇气，需要形而上学和辩证法。

有深度的童年研究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也是一种心灵的探险乃至冒险。

从华兹华斯《彩虹》一诗中，我们能窥见华兹华斯已发现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首诗写于1802年3月，全文如下：

这首诗本来是无题诗，所以往往又用该诗第一行作为题目。这首诗只有九行，开篇即言“目见彩虹，我心雀跃”，接下来就谈他看到彩虹后的这种感受能力与人生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说“我生命开始时就如此”。如果从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来看，生命开始时并非如此，因为新生儿的视力恐怕还看不到天上的彩虹，他的心又如何能因彩虹而欢快地雀跃呢？显然，华兹华斯的这首诗不是为了表述“科学事实”，而是为了表达他的哲学观：“我”生命开始时，“我”的心就拥有神奇的天赋资源。这里的“心”与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可相互通约，所指的就是“童心”或“赤子之心”。

华兹华斯歌颂的是“我生命开始时”，也就是李贽所言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认为，这“最初一念之本心”对人来说太重要了！“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

华兹华斯则认为，如果失去“我生命开始时就是如此”的童心，那还不如“让我去死”。在他看来，如果失去童心，成人的生活便失去意义，生不如死。

这首著名的短诗还有一处往往被读者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华兹华斯预言“将来我老了还将如此”后，紧接着谈了这一预言若不能实现的情况。对今后的余生里，如果不能葆有“目见彩虹，我心雀跃”这一“我生命开始时就如此”的能力会是怎样的情况，华兹华斯只字未谈。但他用简单的四个英文单词构成的短句表达了他的情绪以及他个人的处置或选择：“否则让我死去！”他认为，如果失去了这一能力，那会失去生存的意义。“目见彩虹，我心雀跃”，这是不学而能的天赋能力，不少成人其实就因“童年遗忘症”而失去了这种能力[4]，但华兹华斯对自己将来失去这种能力的情况是零容忍的，因而他写出“否则让我死去”便可理解了。这其实反映了在华兹华斯心灵深处，童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葆有童心是人生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失却童心的人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或华兹华斯认为成人社会“童年遗忘症”的众多“患者”应当失去生存权利。

华兹华斯紧接着得出一个结论：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成为后来不少人文学科学者不断征引的名句。有人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翻译成“儿童是人之父”，乍看正确，其实不然。何以见得？这牵涉到如何翻译“the Man”。“man”的义项之一是“人”，但取用这一义项来理解该句的上一句“So is it now I am a man”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句夹在“when my life began”和“when I shall grow old”之间，这里的“man”明显是指“成人”，除此以外任何解释均难以说通。所以，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翻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确凿无疑，而译为“儿童是人之父”肯定是错误的。

“儿童是成人之父”作为华兹华斯对以上几句诗的总结，强调童年是成年的发源地，儿童是自己将要长成的成人之生命的创造者；儿童身上具有先天资源（“目见彩虹，我心雀跃”是从“我”生命开始时就如此的），成人是这种童年资源的继承者、受益者。另外，华兹华斯将儿童称为成人的“父亲”，又借用“父亲”这一概念在儿童与成人关系中的特殊伦理意味，以颠覆传统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建立儿童与成人的新关系。

由于“儿童是成人之父”，所以华兹华斯接着写道：“愿我对儿童怀有的天然虔敬贯穿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句诗表达的是诗人对童年的崇敬，其实也是华兹华斯对成人的召唤：饮水思源，发现童年，致敬童年！

马克思曾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当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两个命题相加、合并，“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一命题不就诞生了吗？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一方面，童年是成人生命之树最核心处的那一圈圈年轮，童年作为时间段虽已成为历史，但童年的生命却留存在成人的生命中，依然是成人生命的核心。童年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之树的根系，贯通生命全程；不仅贯通生命之树的树干，同时还通过树干催生和滋养着生命之树的所有枝枝叶叶。一旦脱离了根系的滋养，枝叶就会枯萎；一旦最核心处的年轮发生空朽，大树就会面临衰亡。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支撑的基础。“儿童本位”是“以人为本”这一原则的根本。

（一）“儿童的发现”是儿童进入目的论视野的前提

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是儿童的发现者。如果从中国古代的文献查找相关思想资源，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也对儿童有所发现。“儿童的发现”是儿童、儿童研究进入目的论视野的前提。

比卢梭约早一个世纪的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在今生之外”[6]，他将此作为《大教学论》第二章的标题，将“今生只是永生的预备”作为第三章的标题。在《母育学校》，夸美纽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更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的生活，更恰当地说，只有这种生活才是生活，从那里把死亡和死亡率都放逐出去，因为现在并不像走向未来生活那样丰富多彩……”[7]

这种说法与现代观念尤其是现代儿童观还是有区别的。这也说明，夸美纽斯的儿童观与后来卢梭的儿童观有质的不同。夸美纽斯认为人的目标在今生以外，而卢梭明确指出童年的生活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卢梭提出，年年岁岁，每一生活阶段都会有完善和成熟之处：“他长大为成熟的儿童，他过完了童年的生活，然而他不是牺牲了快乐的时光才达到他这种完满成熟的境地的，恰恰相反，它们是齐头并进的。在获得他那样年纪的理智的同时，也获得了他的体质许可他享有的快乐和自由。如果致命的错误来毁掉我们在他身上所种的希望的花朵，我们也不至于为他的生命和为他的死而哭泣，我们哀伤的心情也不至于因为想到我们曾经使他遭受痛苦而更加悲切，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至低限度，他是享受了他的童年的；我们没有使他丧失大自然赋予他的任何东西。’”[8]显然，在卢梭看来，儿童当下的生活和幸福是最重要的，而在夸美纽斯看来，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生活，也只有未来的生活才是生活。可以看出，是崇尚大自然，还是信奉传统意义的上帝[9]，是肯定今生，还是肯定来世，是卢梭和夸美纽斯的分界线。

上述卢梭的观点赋予童年独立存在的价值、独立存在的目的。

夸美纽斯的有关说法对我们思考童年并非无益。例如他说：“人死的例子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生存的终结。因为生活正直的人知道自己将要踏进一重更好的生活，他便觉喜悦……”[10]在夸美纽斯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存的终结。这种说法是辩证的，没有死当然就没有生。所以，死亡便是重生，重生就是新一代的来临，就是从头再来，就是童年的诞生。这种说法同尼采对童年的认识有类似的地方。尼采说过：“孩子清白无辜、健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初始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11]尼采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循回往复的神圣起点，又是循回往复的生命向起点的回归，在回归中实现再生。

回归的对象就是目的。从进化史或宏观的历史维度看，童年是目的；正如黑格尔所言，成人的知识通过辽远的历史的反复筛选，有一些最终会变成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也就是说，一代代成人的知识、劳作、创造，也是为了建设（积淀与建构）更丰饶的生命、更丰饶的童年。

当然，从个体成长维度或微观的历史来看，童年的目的则是长大成人。具体的某个儿童在心理上是不会以童年为目的的，正如班马所说，儿童是反儿童化的，他的目的是走向成熟，是长大成人。[12]然而，若我们将长大成人视为童年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目的，童年本身便又成为自己的目的，成年成为实现童年之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手段，成年成为成熟了的童年的托载体。成熟了的童年便否定了童年的身份，变成了成年。一旦童年实现了自身，它就否定了自身而蜕变为成年。不过，成年之所以能够存在，又是对童年以自身为目的而展现自身这一过程的肯定，是对童年的生命创造的肯定，是对“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命题的肯定。

（二）童年是成人复归的目的地

儿童也是人，但成人把儿童当成与自己一样有人格尊严的人看了吗？许多成人将儿童看作小大人，看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与成人是不平等的，儿童的地位比成人要低。

但是在历史上，有人却将儿童看得很高。

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他告诫成人要再次变成婴儿，通过向婴儿的复归而实现人生的圆满。为什么？从天性或天赋上看，婴儿的生命本质或生命状态或生命智慧是圆满的，是成人追求的最高目的。成人一旦失去婴儿的生命本质或生命状态或生命智慧，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圆满，难以实现生命的目的，难以达到人生本应达到的境界。那虽然难说是人生的失败，但却是人生的不圆满。

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孟子看来，失去赤子之心就不是大人（圣贤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存有赤子之心才是大人。这意味着，赤子之心是大人之心。这其实就是赤子之心崇拜或童心崇拜。

《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多次讲过这样的话：“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一样的人。”这就意味着，天国里的人都像孩子。孩子是天国里的，而成人却是世俗的。在耶稣看来，成为孩子那样的人，竟然是成人生命修炼的目的。由此观之，耶稣的儿童观与中国的老子、孟子等人的儿童观是相通的。复归童年是成人修炼的手段，童年成为成人复归的目的地。

复归童年，复归童心，永续童心，强调的是人依赖自己的本有、本原以实现自身的拯救和提升，这是一种通过自我发现、实现自我解放的哲学，是一种彻底的人本主义思想。

（三）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孰为第一性，孰为第二性？孰为本，孰为末？

尼采将儿童看作人的生命循回往复的轴心，它既是周而复始的“始”，是起点，又是要到达的目的地，即终点。这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复归于婴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实现人生圆满状态的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用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归乡”。而上述所引耶稣的话也表明，成人通过修炼而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是人生的标准和目的，是圆满状态，是天国的状态。

在老子、孟子、耶稣、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那里，儿童是目的，是第一位的。

任何成人都曾是儿童，都是由儿童长成的。所以说，儿童是本，成人是末；童年是本，成年是末。

（四）个体成长维度和种系进化维度中的儿童与成人

从代际更替来看，成年男女的结合、生殖细胞（种子）的结合孕育出新的个体生命。儿童是成人的孩子，儿童会成长为成人，一代代的人在代际更替中前仆后继，不绝如缕。

从个体的生命周期来看，儿童创造成人（“儿童是成人之父”），人的一生就是儿童走向成人，变为成人。

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是有待发展的，个体的目的是不断成熟。长大成人是个体发展的目的。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来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也就是说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从种系进化来看，每个成人个体的生活都成为适者生存、进化选择的对象和工具，种系的生命——基因——才是目的。

童年是人之自然（人的天性）的体现。例如，在黑格尔看来，成人的知识变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在这种意义上，种系的目的在于基因，在于种子，在于童年。种子是个体生命的起点，又是个体生命成熟后的结果，是目的。

从种系发生来看，自然向人生成，表现为人的天性的生成和童年期的诞生，因而人的幼年是自然性贮存最丰富的时期。

从个体发生来看，自然的人化就是童年的展开，就是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文化人。成人是儿童发展的目的地。尽管如此，中国的李贽和英国的华兹华斯都认为，失却童心，失却最初一念之本心，人生就发生异化。李贽认为失却童心就会变成假人，华兹华斯认为失却初心就会“生不如死”。这都表明，“人之初”给整个人生做了规定。失却这最初的规定，人将非人，人将失去生存的意义。

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孟子主张不失其赤子之心。为什么老子、孟子有这种倡导？这是因为自然的人化过程时刻面临异化的危险。自然的人化过程往往会导致童年丰盈的人性遭受扭曲或蒙蔽，而复归于婴儿、不失其赤子之心则是持存天性，预防异化。

人之为人，是人的天性“先验”地规定的。“童心”是人生的“定海神针”，谁失去童心，谁就会迷失人生的意义。天下失却童心，天下就会大乱。

李贽说，失却童心，便难寻真人，便会假人、假事充斥与泛滥，“满场皆假”。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人不人，鬼不鬼，国不国了。所以，从个体维度看，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复归”，那就是与“自然的人化”相抗衡的“人的自然化”，让人在文化化的同时不忘“复归”、“求放心”、“致良知”、保童心，避免失却人自身的自然（天性）。

所谓“自然的人化”，从种系发生来看，如黑格尔所言，成人的知识将下降为儿童的生活，似乎其目的是为了童年的丰盈、丰富和强大。童年成为“人的自然化”过程的目的，成人成为童年的手段。幼态持续学说可有力地支撑这种观念。

（五）突破个体维度而以种系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

在长诗《颂诗》中，华兹华斯认识到：儿童来自“永恒之海”，儿童世界具有天国之光，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童年的进一步展开，天国的明辉便逐步消失。在华兹华斯看来，儿童是“最好的哲学家”“盲人中的明眸”“全能的先知！有福的预言家！”，但随着儿童一步步走向成人，他的生活便逐渐进入尘世（庸俗的成人世界）。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是从天国堕落尘世的过程。(www.xing528.com)

华兹华斯的《颂诗》其实是突破个体维度而以种系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的。

华兹华斯的“永生之海”其实是先验之海、先验世界，或者说是“种子库”或基因库，是彼岸。儿童来自“先验世界”，来自“永生世界”，来自“上帝身边”，是自彼岸世界来到此岸人间。先验是自然，是本质，是种子，是基因，是规定。先验世界即天国。所以，布莱克说儿童的世界是天真的，成人的世界则是经验的，这种说法与华兹华斯的说法是可以相互通约的。

（六）儿童作为自然目的

某一种类的雄性蜘蛛交配后被雌性蜘蛛吃掉，某一种类的雄性螳螂交配后被雌性螳螂吃掉，说明了什么？后代的生存是上帝的目的，是“天志”，是自然目的。

汶川大地震中母亲为了拯救孩子而甘愿牺牲自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孩子是成人的目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母亲的意志其实也是大自然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天的意志。正因为这种自然意志潜存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所以这样的故事才让我们觉得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当耶稣说，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一样的人。说明了什么？说明成人的圆满状态、修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

这正如老子所倡导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婴儿状态是人修炼的目的，是人的最高存在、最圆满状态，是人的目的。如果婴儿不是目的，为什么要复归于婴儿呢？

黑格尔说：“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13]这就意味着，精神运动的目的是从成人世界自然化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

加斯东·巴什拉说，如果整个社会都以学校为中心，都以儿童为中心，那该多好啊！[14]他是想让儿童成为学校的中心，让学校成为社会的中心。一句话，就是所有学校、整个社会都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目的。我们常听到，一切为了孩子。再苦再累，就是为了孩子。这是成人常说的，也是政治人物常说的。普通百姓这么说，教育家陈鹤琴这么说，政治领袖毛泽东也这么说。

综上所述，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这是自然的意志、自然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易于说明，因为如果不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个体便会有绝后的风险。任何生命个体的自然意志都会规避这种风险的。以幼者为本位，以儿童为目的，这只不过是上述原则在人类这一种系上的具体推演、具体体现罢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应当发现和体现这种自然意志、自然目的，使其成为自觉的、文化的准则。

摄影师左力从2013年10月开始，用374天时间，徒步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他在《我为什么重走长征路》中谈到一段感人的历史细节，对于理解和树立“儿童是目的”这一信念有所助益。

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

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长征路上的一天，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15]

这段文字可看作一些共产党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流血牺牲干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儿童，儿童就是革命的目的，这种革命的目的是与自然的目的相一致的。

革命的目的一旦与自然的目的相一致，这种革命便获得了最高的合法性。时人云“不忘初心”，即是不忘革命的根本目的：率性而为，替天行道。此处“率性”乃《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率性”，其义乃敬天命、循天性也。

我曾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是主张创造儿童的。现在想来，这一观点是值得反思的。固守传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其实，作为其反面的反传统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创造儿童固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比比皆是，但是，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等思想在中国社会尽管命悬一线，却从未断绝。

现代西方社会主张儿童中心、儿童第一，而古代西方社会也有长期创造儿童的历史。因而启蒙运动时期，卢梭才会在《爱弥儿》开篇即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这实质上便是批评人对儿童的创造，批评创造儿童的文化传统。卢梭接着写道：

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16]

卢梭以此作为《爱弥儿》的开篇文字，是为发现儿童做逻辑铺垫，同时也展现他之发现儿童的逻辑进路。卢梭先是揭示将自然与人为（文化）对立起来、以“人为”奴役“自然”的错误做法，接着说明童年是具有独立价值、不可跨越的自然过程：由于童年是自然过程，于是童年的存在取得了自然合法性，而忽视童年、将儿童视为小大人这种文化传统忽视“自然”或有违“自然”。总之，卢梭是想说明，童年就是人生的自然过程，童年作为人生阶段是自然过程。

卢梭反对传统的创造儿童的观念和做法，提出尊崇儿童天性的自然教育理论。这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卢梭在“人的发现”基础上，发现了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展开，而且是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内在的发展”。这其实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童的发现”的核心内容。“儿童的发现”导致西方儿童中心教育学的诞生。

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展开，社会文化是这种展开的必要条件，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中儿童的社会或文化表现便会相应不同。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并不意味着成人可以改变儿童成长的轨迹和速率。儿童是自己的创造者，成人不宜随心所欲地设计、塑造儿童。儿童与成人一样享有“目的”地位，成人应跟随儿童而非创造儿童。儿童研究是现代教育学研究的原点。对现代儿童观内涵的深入探究和挖掘，可为教育观的现代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跟随儿童（Follow the child）是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提出的倡议。是跟随儿童还是创造儿童，这涉及怎样认识和如何对待儿童，涉及如何把握儿童与成人的关系，等等。这一问题是关涉教育改革乃至文明取向的重大理论问题。

传统教育学转型为现代教育学，就是从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变，就是从成人创造儿童到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成人——的转变。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反转、大飞跃。主张创造儿童，主张君亲师等成人是儿童的创造者是一种倒退。

当前某些学人“创造儿童”的主张，是面对日渐凸显的儿童本位的现代观念所做的一种反抗、反扑。

不过，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这些思想在当代中国几乎还是文化盲点，这也是中国教育难以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但在历史上，老子、孟子、王阳明、罗汝芳、李贽等人都主张童心是人心的本体，人的成长与教育是守护童心而不是破坏童心，人应当敬畏童心而不是创造儿童。李贽在《童心说》中明确提出：童心者自文也。保有童心，人便是“大人”、圣贤、君子，童心被毁则人为假人。人一旦是假人，则“满场皆假”，社会、文化便会走向崩溃。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本有的这种思想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教育学作为养料，发展出有中国思想传统特色，又能与西方现代教育学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相互提升的现代教育学。

谁有资格创造儿童？成人没有资格创造儿童，只有“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即便“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那也要以辽远的进化历史为前提条件。而儿童是“上帝”的代表（夸美纽斯语），也就是说，儿童创造着儿童自身。成人不只是没有权力创造儿童，成人本身也是儿童创造的，成人是他曾经是的那个儿童创造的。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命题的另一种表述即“成人是儿童之子”。这一命题试图表达，成人是童年遗产的继承者、受益者。

创造儿童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正是传统的成人本位的观念和尺度，这是对老子“道法自然”原则的背离。

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主张尊重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自然速率和自然过程，顺应儿童的天性，反对违背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胡乱作为，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种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围绕天性来作为。创造儿童，其实就是与儿童身上的自然（儿童的天性）过不去，这必然遭到天性的反抗。

成人社会为了实现创造儿童的意志，必然要使用暴力和独裁。创造儿童，就是放弃儿童本位，于是，天性就被丢弃了，人身上的自然被破坏了。“创造儿童”很容易被某些政治人物作为招牌，必然离开儿童自身的自然计划、自然目的、必然路径、发生轨迹、成长规律、自然意志。这让我想到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张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值得质疑的。[17]创造儿童的说法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说法具有相似的气质。

也许创造儿童的倡导者会说，创造儿童也会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和儿童的天性。可是，如果这样，创造儿童的主张不又回到儿童本位了吗？

这不能不让我困惑：为什么要反对儿童本位？为什么儿童本位在当下的中国落地生根就这么难？其实，中国本来就有自己的儿童本位思想，那就是发源于老子、孟子的童心主义。

周作人对类似于创造儿童的做法有过深刻批评。周作人曾说：“大抵儿童教育本来不是什么难事，只如种植一样，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性质，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加以培养，自然能够长发起来。（幼稚园创始者弗勒倍耳［福禄培尔——引者注］早已说过这话。）但是管花园的皇帝却不肯做这样事半功倍的事，偏要依了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狮子。鹿鹤或大狮子当然没有扎不成之理，虽然松柏的本性不是如此，而且反觉得痛苦。幸而自然给予生物有一种适于生活的健忘性，多大的痛苦到日后都忘记了，只是他终身曲着背是一个鹿鹤了，——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后辈都扎得同他一样。这实在是一件可怜可惜的事。”[18]在儿童面前，霸道的成人就是周作人批评的“管花园的皇帝”，即那些有权有势有机会创造儿童的成人。

儿童成长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是儿童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而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便是针对社会化、文化化过程可能出现的异化或歧出而开出的方剂，这一方剂就是通过“人的自然化”来医治“异化”之疾。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跟随儿童、以儿童为师等理念。这里的“复归自然”既包括向自然界的复归，也包括向人的本性（天性，即人自身的身心自然）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19]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1]20世纪生物学界“幼态持续”学说为“童年是一种自然目的”提供了科学证据。参见本书《幼态持续学说及其人文意蕴》一文。

[2]中国的童心主义者们对这一学术主题有伟大贡献，参见本书《童心哲学史论》一文。

[3]威廉·布莱克. 天真与经验之歌［M］. 杨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9.

[4]马修斯. 童年哲学［M］. 刘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05—116.

[5]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6]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3.

[7]夸美纽斯. 母育学校［M］//夸美纽斯. 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 任钟印，选编. 任宝祥，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9.

[8]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9.

[9]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是传统意义的上帝，而是指大自然。卢梭在《爱弥儿》中通过萨瓦牧师的自白表述的上帝也是指大自然。

[10]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

[11]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黄明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20.

[12]班马. 前艺术思想［M］.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516.

[13]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册［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

[14]巴利诺. 巴什拉传［M］. 顾嘉琛，杜小真，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515.

[15]左力. 我为什么重走长征路［N］. 新商报，2016-09-08（A26）.

[16]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

[17]刘晓东. “横渠四句”献疑［M］//刘晓东. 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7—39.

[18]周作人. 感慨［M］//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 钟叔河，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13.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