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化创造者与积极力量

你自源头流出，从此风韵不改。
任逆境如何凶险，
任教育改天换地，
最起作用的还是出身，
和照到新生儿的
那一缕光线。
——荷尔德林：《莱茵河》

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儿女》

童年是值得成人向其表达敬意的。儿童身上的天性资源（童年资源）是一切人力资源、人文资源的源头，而成人是童年这些天性资源的继承者。珍视和挖掘童年的天性资源，不仅能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学理论建设，而且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儿童的天性资源作为一个集合或体系，如同种子，具有自然的潜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有此观点）、自然的意志（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有此观念）乃至自然的目的（卢梭、康德均有这样的观念）。其实，古代中国人也有类似认识，如“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本心不容已”（《耿定向集》）等说法。“本心不容已”，不就是“天行健”在人心中的体现吗？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赤子之心具有向善的自然生长的倾向，具有文化创造的倾向；赤子之心乃人文世界的根系、源泉、原点和故乡。

一批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人文学者，尤其以毕加索为代表，发自肺腑地尊崇童年、遵从儿童，自觉接受儿童文化的启迪与引领，从而做出伟大的文化创造或思想发现，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引领和启示意义。对童年是贫乏的抑或丰饶的回答，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儿童观，涉及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前者与成人本位的传统教育观相联，后者催生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学。儿童本位不仅应当是教育原则，而且应当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向“童年致敬”这一主张，是对单方面尊重成人的文化惯性的反动，并非主张单方面尊重儿童。在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方面，儿童与成人应当相互承认、相互信赖、相互尊敬、携手偕行。

儿童何以拥有丰饶的天性资源，自古及今均有人探讨。现代自然科学对此问题的精深探讨当属进化论领域：用以解释人类进化方式的幼态持续学说在20世纪逐步成熟。

什么是“幼态持续”？有的生物学家将之谑称为“彼得·潘进化”（Peter Pan evolution）。彼得·潘是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创作的同名剧本中的人物，是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于是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幼态持续”注重选择祖先的幼年特征并加以复演，进而将个体的童年“做”得更长更丰富。从幼态持续学说的视野来看，人类就像彼得·潘一样，是不肯长大的孩子。

了解童心主义思想的读者或许会赞同：20世纪西方的幼态持续学说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孟子的思想可以划破时空相互呼应；人类进化背后的主宰者（上帝、上天、造物主、自然）也如老子、孟子一样思考，将“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作为人类进化的基本定律。当然，这也进一步证明老子和孟子是多么伟大！

幼态持续学说认为，童年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1]说到这一话题，这让我想起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柏拉图问题”：在“刺激贫乏”的情况下，为什么人能知道得如此之多。这就意味着，人所知道的要多于从环境中探知、所学以及通过接受教育等方式所获的知识；或者说，人的内部有一个知识的或理念的“仓库”，这个“仓库”里的知识远远大于外部所能给予人的知识。

我将人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这个知识的或理念的“仓库”称为童年资源或童心资源，说到底，就是童心或赤子之心。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经意识到，人拥有先验的知识的或理念的“仓库”。所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回忆，他教育年轻人的对话法被称为精神的接生术。

古代中国人也认为人生而具有先验的知识与能力。例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表明孔子认为，仁不是他人相授的，而是本有自足的。孟子则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又提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又说“人皆可为尧舜”，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就赋予了“赤子之心”以丰富的内容，为后世思想家提出“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2]等观念埋下伏笔。

在现代社会，一些人士逐步认识到儿童心灵的丰富性。1802年的春天，华兹华斯写出了《彩虹》一诗，指出离开儿童与生俱来的那颗心灵（其实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谓“赤子之心”），成人的生命便毫无意义，从而得出“儿童是成人之父/我希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对儿童保持天然的虔敬”的结论。这首诗甫一完成，他便以这几句为引言，开始写作长诗《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以后简称《颂诗》）。他认为，儿童来自天国，来时带着丰富的“遗产”；儿童的灵魂是伟大的、丰富的（“你的外在身形远远比不上/内在灵魂的宏广”）；儿童是“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是“卓越的哲学家”；与儿童相比，成人是盲人，儿童则是“盲人中的明眼人”。这就将儿童看作人类心灵丰富“遗产”的占有者，从而使儿童以智慧而崇高的新形象矗立于成人社会的中央。

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一个率直的幼童将成人社会从虚伪中解救出来，这不正是对儿童作为“盲人中的明眼人”的有力阐释吗？

通常认为，儿童是贫乏的，成人是丰富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其实，儿童拥有更多的未受沾染的天性资源；与成人的世界相比，儿童的世界更可能是天成的、健全的。通常还认为，成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儿童只是成人文化的接受者、继承者。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其实，儿童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是值得成人敬畏、效仿与学习的文化创造者。

（一）与成人的世界相比，儿童的世界是健全的、丰富的

儿童的成长是有“得”有“失”的。[3]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已经对此有所发现。“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第十章）从这句诘问里，可以看出老子对婴儿生命力的羡慕与礼赞。婴儿的生命力如此朝气蓬勃，成人显然不及，因此老子十分推崇婴儿的生命状态，继而向成人发出“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的倡议。与老子遥相呼应，丰子恺于20世纪上半叶曾主张，童年是整个人生的“黄金时代”[4]，而成人相较于儿童，则失去“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而成为“可怜的残废者”[5]。

西方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英国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中将儿童与成人进行比较，表现儿童与成人的对立状态，凸显童年世界的纯真，揭露成人世界的苦涩、灰暗乃至异化。比布莱克年轻13岁的华兹华斯则认识到，儿童愈是成长便愈是远离“永生之海”，与生俱来的“天国光辉”也会逐渐暗淡。显然，在布莱克和华兹华斯那里，成长的过程也是“失”的过程。

可以看出，在老子、丰子恺以及布莱克、华兹华斯看来，儿童是健全的、丰富的，而成人的世界恰恰是残缺的、贫乏的。古往今来，有类似发现的人又何止他们四位？

（二）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成为哲学家、艺术家

儿童的成长不只是“得”，而且也在“失”。在哲学领域，加雷斯·马修斯（Gareth Matthews）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发现孩子们睡前饭后询问的问题以及对世界的解释，与他在大学课堂所讲授的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写下了《哲学与幼童》（Philosophy and Young Child）一书。他批评儿童心理学家们只看到成长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持续获得的过程，尤其批评皮亚杰认为童年“认知贫乏”的观点。[6]他试图论证，儿童早在幼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了。我们不禁追问：是谁赋予儿童如此之高的哲学天赋？显然，并非成人，而是“上天”“上帝”“造物主”，是进化历史。

在艺术领域，毕加索等人也有相似的发现。毕加索在晚年曾自言：“学会像一个六岁的孩子那样作画，用了我一生的时间。”[7]在毕加索看来，六岁孩子的绘画真正符合艺术的本性和规律，六岁的孩子具有丰富的先验的艺术资源，六岁的孩子是值得一切成人艺术家师法的。

无意中读到一位台湾女画家对毕加索的回忆。这位女画家早年赴巴黎学画，其导师与毕加索熟识。有一天，导师带她去观摩毕加索作画。在毕加索的画室里，她帮助毕加索端颜料盘。据这位女画家回忆，毕加索在作画期间不断蹦来蹦去，不断更换奇装异服，不断向周围的人做鬼脸，活像一个小丑。

这位女画家并不知道毕加索作画时为何变得像一个“小丑”。读到这篇回忆文章时，我却恍然大悟：毕加索不只是像六岁儿童那样作画，而是试图表现六岁儿童的生命状态，试图表现六岁儿童的那种调皮、趣味、游戏性和活力。也就是说，毕加索试图让自己真正变成一个六岁的孩子——从里到外。这是毕加索在做老子“复归于婴儿”的那种努力，也是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写照。这正是毕加索的高明与超迈之所在。

作为成人的毕加索，努力以六岁儿童的状态来创作艺术作品，与其说他所追求的是六岁儿童的绘画技艺，不如说是表现六岁儿童的艺术趣味与感受。这时他不只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演员；不只是一个成人，还是一个六岁的儿童。

不过，成人艺术家与六岁儿童毕竟是有区别的。六岁儿童的绘画可能是天真、简朴的，随心所欲，心无挂碍。毕加索则要经过自己的一套颇为复杂的“仪式”，试图再现六岁儿童的这种随心所欲，再现六岁儿童的审美和创作，获得一种他试图达成的艺术作品，从而实现其艺术创作的目的。

六岁儿童的绘画更多是一种自然过程，而毕加索的绘画是通过回归这一自然过程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创造——这更多是一种文化过程。这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创造，是文化创造的典范，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引领和启示意义。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回归，是因为他发现了儿童对他的艺术创作具有启示和引领的价值，发自肺腑地尊崇童年、遵从儿童。

所以我以为，毕加索用一生时间试图像六岁的儿童那样作画，这是一种艺术的、文化的“寓言”，是典范和启示，是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事件。

（三）儿童在道德领域也具有丰富的天性资源

上面说到，儿童在认知、艺术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其实在道德领域，儿童也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

前面已说到，孔子认为“仁”非外假于人，而是“我”固有之。这种观点在孟子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其根源是先天的。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又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又云：“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孟子·公孙丑上》）接过孟子的话头，我们可以推论：谓儿童不能者，贼儿童也。孟子不仅不小觑儿童，而且将儿童看得很高，以至道出如是命题：“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又云：“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既与康德先验哲学有可会通之处，亦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具身哲学相互支援。孟子又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这就将整个人文世界看作发源于“四端”，是赤子之心、良知良能“扩而充之”的结果。孟子的上述话语，可视为宋明心学的大要。

王阳明对孔子的仁学以及孟子的良知学说、赤子之心学说有所发挥。他曾作《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强调的还是人的本心、本性中有良知在。“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则是表述天性、本心在宇宙人生中根基性的位置。

明朝晚期的罗汝芳、李卓吾则进一步弘扬了宋明心学的童心主义思想。

今天的中国人对此亦有接续。例如，贾平凹就曾写过一篇短文《我的老师》，对一位三岁半幼童的人生态度、经世哲学、道德风貌等做了唱颂。

论述至此，可以发现，儿童的精神创造、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儿童文化还是成人文化的根基与本源。

以毕加索、马修斯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哲学家对儿童艺术、儿童哲学的发现，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对儿童的又一次伟大发现，堪称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

这一文化事件其来有自：苏格拉底“接生术”——柏拉图“知识即回忆”——《新约全书》“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一样的人”——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人的发现——宗教改革运动中对人自身神圣性的发现——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对自然人继而对儿童的发现——《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马克思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本主义以及将未来的理想社会视为向人的本性复归的社会，等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相信人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天赋、本心。这与古代中国人的童心主义是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的。

毕加索以六岁儿童为师，可六岁儿童的绘画与毕加索的绘画相比，市场价值却有天壤之别。何以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六岁，六岁儿童的绘画并不鲜见。但是，自觉地以六岁儿童为师的艺术家却是罕见的。

毕加索将六岁儿童本能的、无意识的、自然形态的艺术，以成人文化的形式再现，这种成人文化便是最为接近自然本质的文化。这是最为宝贵的文化。它接近人的自然本性，是最远离异化的文化，是最为理想态的文化，也是最为符合人的本质属性、审美趣味和艺术规律的文化。因而，毕加索的画才成为天价的文化产品。事实上，这一类艺术作品代表了人类艺术、人类文化的一种伟大方向和历史新高，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

推而广之，可以说，不论是在艺术还是在认识、伦理等领域，如果成人能够复归童心，那么这些成人所创造的文化就是最符合人自然本性的文化。这或许就是老子倡导“复归于婴儿”、孟子主张“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缘由。

前面已经提到，幼态持续理论认为，人类的生物进化反复选择祖先的幼年特征。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文化进化也是反复选择那些具有幼年特征的文化。就像耶稣所说的：“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一样的人。”如果将“天国”看成人间的理想社会，那么这些生活于其中像小孩子一样的成人所创造的文化当然是成人文化。然而，由于创造这种成人文化的成人本身就像儿童，这种成人文化又像儿童文化。毕加索等人的艺术实践、艺术生活、艺术创造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老子提出“复归于婴儿”，其实也是要求成人再次变成婴儿，以此为导向、为理想的成人文化，一定意义上当然源于儿童文化，相似于儿童文化，复归于儿童文化。

而孟子提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则要求成人永远不能失去人之精神内核——赤子之心。然而，成人大都得了“童年遗忘症”，除了那些天才（波德莱尔所谓“可以随意回到童年的人”）。例如，莫言说自己在镜子里是乏味的成人，但在写作中又回到童年，变成儿童，从而在回忆中的童年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即莫言的“文学共和国”）里自由徜徉，下笔千言万语。(www.xing528.com)

李贽在其《童心说》中写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这是将“童心”视为文化之本源，鼓吹以童心为本位进行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若离开童心，则满场皆假。历史已经证明，霸道的“成人本位”、庸俗的“社会化”会让中国变成“老大之中国”，让这个“老大之中国”变得虚伪、孱弱。可见，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是与李贽《童心说》遥相呼应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说过，“自我实现者”都是带孩子气的，保持孩子气是保持心灵健康与心灵自由的条件。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嗅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浓郁气息呢？

如果从群体（社会）来看，儿童文化、成人文化是分别存在的，但从个体维度来看，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具有同一性。正像一棵树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两者是同一棵树，不是两棵树；同样，在个体发生视野中，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也是“同一棵树”。儿童文化具有内在的倾向；如果儿童文化不被扭曲和异化，它会自然地走向健全的成人文化。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健全的成人文化来源于儿童文化，是儿童文化的延展；在儿童文化面前，成人文化“失去”了真正独立的身份。于是，成人文化“隐形”了、“不存在”了，只余下儿童文化。成人文化成为来源于儿童文化的文化。

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是相互贯通的一个整体，是同一种文化。儿童文化是起点，成人文化是归宿。儿童文化是根本，成人文化是结果。换句话说，儿童文化为本，成人文化为末。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发现：成人文化原本是由儿童文化所蜕变，它“脱去马甲”就是儿童文化。这就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

事实上，成人往往无视童年的价值，无视儿童文化的存在，从而成为童年生活和儿童文化的破坏者。“要想帮助和拯救世界只能依靠儿童。因为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8]蒙台梭利说得多好啊！人性的尊严是与童年、童心、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尊重童心，尊重儿童的生活，珍惜童年的价值和儿童的文化，便是尊重人性的价值与尊严。人要想变得更为强大，就必须了解儿童，尊重儿童，善待儿童，跟随儿童。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之口，表述了他对人的发现：“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9]试问，人为什么有如此高贵的理性？人为什么在智慧上会像一个天神？

卢梭认为保持本性的“自然人”拥有了不起的智慧和力量。康德受卢梭的影响，认为人有先验理性。

中国先秦时期的童心主义者也认识到这种智慧的依据和根源，那就是“婴孩”“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具有这样的意味：“大人”应当继承那些与生俱来的天性资源（“赤子之心”），而非小觑之、鄙薄之；守护好赤子之心乃是成为“大人”的必要条件。明代晚期的罗汝芳这样诠释孟子这句话：“不是说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说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罗汝芳：《近溪子集》卷数）这是将成人所能达成的文化成就与人生高度，归因于“赤子之心”在人生中保持整全完美，即归因于人类个体先验的天性资源得以自由展开和全面表达。

何谓“大人”？《周易》对“大人”概念有过如此解释：“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文言》）可见，“大人”独立于天地鬼神，又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互呼应、步调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在天意之前行事，亦能与天意不谋而合；在天意之后行事，则遵奉、顺应天意。大人与天不相违逆，当然与鬼神也不相违逆，尤其神奇的是“先天而天弗违”。“大人”能够如此，不就是天人、神人吗？

按照孟子的意思，“不失赤子之心”是成为“大人”的必要条件。而罗汝芳“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则是将“赤子之心”视为成为“大人”的充要条件：有“赤子之心”即谓“大人”。我们甚至可以说，赤子即“大人”。由此可见，赤子是多么伟大！

这让我油然想到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五十二所谓“儿童是王者”这句话，想到海德格尔对此话的阐释：主宰是儿童，亦即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10]罗汝芳对赤子、赤子之心的认识，与赫拉克利特、海德格尔对儿童的认识，不是可以相会通、相支援吗？

比罗汝芳年轻12岁的李贽则认为，童心者“自在”“自出”“自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李贽：《童心说》）在李贽看来，童心自有丰润的内蕴、意涵，“出于童心焉者”自有其智慧、华彩、光辉。李贽认为他的“童心”概念即罗汝芳之“赤子之心”，罗汝芳之“赤子之心”概念即其“童心”。

如此看来，到明朝晚期罗汝芳和李贽，“赤子”“童心”“赤子之心”在儒学思想史里已经被推到极高的位置。

道家与儒家一样具有童心主义思想。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即为例证。

童心主义不只是会通儒道，而且还与禅宗相互摄取与吸收。何以知之？据传，禅宗五祖弘忍要求弟子写作偈子表达各自的禅悟，以此选择法嗣。神秀所作偈子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神秀看来，人身如同智慧之树，人心宛若明镜之台，应当时刻预防其受到外来的污染。这活脱脱就是孟子主义。

惠能所作的偈子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初次读到惠能与神秀针锋相对的偈子，感觉惠能确实要比神秀高出一筹；惠能的偈子在反驳神秀的同时，巧妙地表达了佛学“四大皆空”的思想。不过，后来我又以为，神秀的偈子既有生命又有智慧，对身心的肯定是其核心，而惠能的偈子所展现的智慧却超出了生命；惠能的偈子是释家的，神秀的偈子既是释家的，又是儒家的，因而神秀乃儒僧无疑。神秀的偈子将人的身心分别比作菩提树、明镜台，主张对其勤加保护，严防外部的污染，这种思想与捍卫赤子之心的童心主义是一致的。

从惠能批评神秀的偈子，似乎可以看出惠能是彻底否定人之身心的。其实不然。惠能后来所宣示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流传甚广。这是对“心”的肯定。惠能偈子中“本来无一物”，敦煌本《坛经》此句作“佛性本清净”。这表明，在惠能看来，还是存在“心”“性”的，并且心性是清净的。这种观念贯穿整本《坛经》。

只要承认“心”“性”的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否定童心的存在，就不可能否定童心所蕴含的天赋宝藏。

阅读禅宗经典文献可以发现，人之自性乃是禅宗的思想起点，发现并保全自性乃是禅宗思想的内核。五祖弘忍曾教诲神秀云：“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坛经·行由第一》）这种说法与张载的说法如出一辙。张载有云：“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正蒙·大心篇》）“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说法颇相似于儒者的“德性之知”。

弘忍又曾教诲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于是惠能悟得“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坛经·行由第一》）惠能临终前，为众弟子说法，其中有云：“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又云：“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又一再叮嘱众弟子：“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坛经·付嘱第十》）可见，惠能的佛学宗旨与弘忍一样，乃为“见性成佛”。这与老子、孔孟、陆王、罗（近溪）李（卓吾）等人的童心主义思想可以相互会通。也就是说，儒道释各家均贯穿着童心主义的思想。

禅宗后来出现呵祖骂佛的言论，亦表明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强调解脱须以自力，不靠他人。

与禅宗六祖惠能“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坛经·行由第一》）的观念相类似，宋代儒者提出“古圣相传只此心”，以此还原整个儒学的思想史。

“古圣相传只此心”，语出何处？出自陆九渊与朱熹共襄盛举的“鹅湖之会”。陆九龄、陆九渊两兄弟（陆九龄在陆氏兄弟中排行第五，陆九渊排行第六）甫一出场，便分别亮出一首诗来表达自家的基本观念和思想立场。陆九龄的诗开篇即言：“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可以看出，陆九龄认为，古圣相传只是孩提之心，而此孩提之心就是一切学问的原点和基础，文明的大厦只能建立在这孩提之心上面。陆九渊则和其兄陆九龄的诗作，其中有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该诗强调人心是先验的，是代代相传、永生不灭的，从而彰显人心自身所具有的历史积淀及其厚重感。这里值得特别一说的是，陆九渊的这首诗具有浓郁的康德先验哲学的气息，不过，陆九渊比康德早出生585年。

在陆九龄、陆九渊的上述诗作中，孩提之心具有人类智慧、人文世界的先验前设，孩提之心俨然成为人类文明的前提、原点和故乡。

说到这里，我们亦可见出，儒道释三家均有所谓童心主义思想，或者说，可以将童心主义作为一条线索来贯通儒道释各家。不仅如此，童心主义亦可贯通中西相关学说，笔者已有专文发表[11]，此处不赘。

“儿童是成人之父”，童年是人生之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心是人文之源。儿童既是文化创造的本体，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这种观念就是儿童本位的基本内涵。

儿童本位不只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亦应当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向着人的本性复归的社会。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即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儿童即自然人，儿童本位的社会当然就是自然主义的社会；一个社会既然是以儿童为本位，那么这个社会当然也是人本主义的社会。

儿童本位这一原则是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完善。童年、童心是成人乃至一切人的内核，因而儿童本位亦是人本主义的内核。在这种意义上，儿童本位的原则与马克思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又是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的。

童年拥有丰饶的人性资源和人文资源，童年是“人生的井”，是人类文化的根系，是一切人文世界的根系，因而童年、童心、儿童是值得成人珍视和敬畏的。

我主张成人向童年致敬，并不意味着主张成人社会单方面向童年致敬。我也主张儿童向成人致敬。这并不是说，我主张成人社会强迫儿童向成人致敬。事实上，儿童具有这样的一种天然倾向：他对成人世界是依赖的，他对成人世界充满好奇与敬畏，他渴望成人社会的承认与肯定，渴望快快长大以便进入成人世界。儿童对成人世界的尊敬是天然的，毋庸强迫。而我也不主张生硬地去强迫成人，而是劝导成人认识到：儿童所拥有的天性资源是人文世界的源头和故乡。成人有了这种理解，自然会生出敬畏童年的情愫。

我一贯主张儿童与成人建立一种相互尊敬的关系。例如，2005年我所发表的论文《论儿童文化——兼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互哺互补关系》，顾名思义，主张儿童与成人在文化创造上是相互哺育、相互补充的：“是成人来‘救救孩子’，还是孩子来救救成人？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12]在2013年发表的《童年资源与儿童本位》一文中，我这样主张：“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最好的互动，也许就是成人竭力‘复归于婴儿’，从而‘不失赤子之心’，而儿童则在相反的向度即成长的向度上（按照进化赋予的个体成长的‘时间表’）从容成长，逐步迈入成人世界而又童心不灭。”[13]我既反对单方面地尊重成人，也反对单方面地尊重儿童。撰写此文，并非主张单方面尊重儿童，而是对传统单方面尊重成人的那种文化惯性的反动。

《诗》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诗经·邶风·北风》）在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方面，儿童与成人应当相互承认、相互信赖、相互尊敬、携手偕行。

先哲有云“孩提知爱长知钦”，由此可知，儿童尊重成人社会有其先验的心理基础。要成人主动去尊重儿童，则需要成人以自己的智慧去“发现”童心，“发现”童年，“发现”儿童。泰戈尔《飞鸟集》有这样的诗句：“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这是否也在召唤成人发现儿童呢？

天命、天性、赤子、童心、童年、儿童，在人生、社会、文化中具有源始的、本原的、核心的位置。儿童在教育、社会、文化中理应处于中央地位。对此，但愿我能说清讲透。

[1]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M］. 田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1.

[2]罗汝芳：《近溪子集》，卷数。该集是以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次序来编定各卷的。“卷数”即相当于“卷六”。

[3]刘晓东. 童年资源：从贫乏的童年到丰饶的童年［J］. 人民教育，2014（4）：21—25.

[4]丰子恺.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M］//丰子恺. 丰子恺文集5：文学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447.

[5]丰子恺. 儿女［M］//丰子恺文集5：文学卷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4.

[6]加雷斯·B. 马修斯. 童年哲学［M］. 刘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5.

[7]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 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M］. 王毅，孙小鸿，李明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0.

[8]蒙台梭利. 有吸收力的心灵［M］//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 任代文，主译校.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36.

[9]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M］. 裘克安，注释.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2.

[10]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0.

[11]刘晓东. 儿童本位：从现代教育的原则到理想社会的生成［J］. 全球教育展望，2014 （5）：64—77.

[12]刘晓东. 论儿童文化——兼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互补互哺关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2）：28—35.

[13]刘晓东. 童年资源与儿童本位［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