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天堂：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史概览

2004年下半年，彼得斯探长的侦查取得重大突破。当时，70岁的飞机加油工达德利·哈德森（Dudley Hudson）住在小卡特斯·科恩，他打电话报警说发现一辆被抛弃的白色本田。事实上，这辆车被丢弃在一条小路上起码有两年之久了。有一段时间，哈德森想把车辆拆了，因为机场有拆卸报废交通工具的设备，但是他发现机场拆卸间关门了，就把车拖到了自家后院，将其中一个座套卸下来换到自己那辆破旧的本田披露（Prelude）上。两年后，他偶然听说警察正在寻找一辆白色汽车，因为有人说在詹妮尔·巴顿最后丧命的路上看见了一辆白色汽车。

30分钟后当地警察到了，那是2004年12月21日星期四下午2：30。哈德森回忆说，2002年3月或4月的某一个星期天他听到一声尖叫，随后听到砰的一声闷响，他探头出去看到了这辆汽车，他的邻居格伦·麦克尼尔坐在这辆车上，由爱丽舍·泰勒开的一辆黑色轿车拖着。哈德森想肯定是本田车与另一辆车追尾了。后来就看到麦克尼尔夫妇开着那辆黑色轿车走了。

警察把汽车移到警局，将其封起来。直到2005年2月，联邦警察署的法医团队才将精力转移到对这辆车的勘查上来。他们在勘查中发现这辆车的玻璃碎片与在詹妮尔头发中发现的玻璃碎片相同。后来车上的几根头发经美国某机构DNA化验发现“不排除”来自詹妮尔或她的母系亲属。于是，他们搜查了格伦·麦克尼尔以前居住的房子，在他的后院里发现了一张建筑用的黑色塑料，与包裹受害者的塑料类似。然而后来证明这张黑色塑料与这起案件无关，倒是在包裹尸体的塑料上找到的手印或指印与麦克尼尔的采样部分相同。麦克尼尔的指纹采样是在调查邦蒂中心即焦松旅游服务商店入室盗窃案时留下的，在那起案件中，他后来被排除了嫌疑。

这些证据的获取倒不算艰难，但现在调查者又通过澳大利亚联邦警署在伦敦的一个官员从爱丽舍·泰勒那里获得证词：2002年复活节的那个周日，麦克尼尔给在他们居住的小卡特斯·科恩附近山顶的妻子爱丽舍打了三次电话，时间恰好是詹妮尔遇害前后。第一次打电话的时间被确定为中午12：40，即詹妮尔最后出现在树根山路前往伊丽莎白女王观景台的路上大约一小时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下午1：10和2：05。爱丽舍告诉侦查员，麦克尼尔第一次打电话给她说要给她送烤三明治。她在电话中回复说“好的，谢谢”，麦克尼尔送到山顶以后又打电话问她是否好吃。

澳大利亚联邦总署认为证据充分，于是决定派鲍勃·彼得斯探长与其搭档老康斯特布尔·托尼·埃德蒙森侦探乘飞机前往新西兰跨境抓捕嫌犯。他们通报尼尔森警方，让他们对麦克尼尔实施监控，直到他们抵达。这时，格伦·麦克尼尔已从戒毒所释放归来，回到了厨师岗位，住在尼尔森郊区的斯托克（Stoke）。2006年2月1日，星期三，彼得斯和埃德蒙森在新西兰探长克里斯·罗伯茨的陪同下敲开了麦克尼尔在果园街（Orchard Street）的门。警察的到访并未让他感到太意外。爱丽舍在伦敦与警探谈话之后就打电话告诉了正在上班的麦克尼尔，说他是一起谋杀案的犯罪嫌疑犯。

罗伯茨宣布“因涉嫌谋杀詹妮尔”而逮捕他。谢丽·胡珀和孩子们疑惑地看着麦克尼尔换下衣服，被警察领走。后来她说：“他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人，从来不发脾气……他是一个非常忠诚、浪漫的人。”^[1]

在尼尔森警察局，关闭录像设备后，彼得斯警告他什么废话都不用说，只说那些可能对取证有用的就行了，然后出示了塑料袋上的指纹证据、头发的DNA检测结果以及塑料碎片。他没有提及詹妮尔衣服上发现的女性DNA，也没有义务说这些。据罗伯茨探长说，在这个时候，麦克尼尔突然承认他开着本田在路上行驶时大麻毒瘾发作意外撞上了詹妮尔。

警察急忙打开录像机。除了麦克尼尔联系不上自己的律师中断了一下以及中途冲了杯咖啡并抽了一支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麦克尼尔详细阐述了整个故事，他声称：“我（从车底下）把她拖出来放进后备厢，因为我认为她已经死了。我把车开回去，在家里坐着，坐了大约，噢，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然后抓起一把刀，然后，我……我想我用刀扎了她。”扎的动作很快就结束了，“有三四处刀伤，就那样”^[2]。

警局的法医病理学家提供的专业检验显示詹妮尔的伤与汽车撞击造成的伤不一致。另一方面，首席大法官马克·温伯格裁定头发上检测到的DNA不能成为证据。尽管扩大了侦查范围，仍然没有在麦克尼尔的住处找到谋杀凶器，也没有与案件有关的东西。因此法医的证据链颇有问题。

而且，被告打算彻底推翻之前的供词。在2007年的审讯中，在一次未经宣誓的陈述^[3]中，麦克尼尔说谋杀案发生那天他生病了：“大约在早上11：30至中午12：00间，我尽量回忆，我不是太肯定，午餐高峰期到来之前，我做了一个烤三明治给爱丽舍当午餐。

“做准备花了几分钟时间，烤三明治大约花了五分钟，我估计。然后我就坐进车里，沿路开到山顶。

“爱丽舍在休息期间开始吃三明治，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不记得我们聊了什么。我能记起的就是我在那里待了大约20分钟，然后开车回家了。我记得下午给爱丽舍打了一次还是两次电话。因为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那天下午我就待在家里，4点前我都在看电视或打电子游戏，直到爱丽舍下班回家。

“那天我没见过詹妮尔·巴顿，没开车经过树根山路，也没有绑架或谋杀詹妮尔·巴顿。爱丽舍和我开了很久的车，我们在岛上菲利普王子路以及其他许多路上兜风。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在谈论这个案子。我记得，据说她是在柯克碧被发现的，裹在黑色塑料里；据说她是被车子碾轧的，肇事者逃跑了；她还被人刺伤。只要在岛上，不管你躲到哪里，想不听到对这个案件的谈论是不可能的。

“我早就定好2002年5月回新西兰参加哥哥的婚礼。回到新西兰后，一个朋友推荐了一份工作，我就接受了。我和爱丽舍谈起过这事，我们都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份工作，而不是再回诺福克岛……我们定期通话，但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

“2002年9月，发生了一些计划之外或者说是预料之外的事情。我遇到了现在的伴侣，也就是谢丽。我和她恋爱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我尽我所能去处理好感情问题和失业问题，压力很大。我欠了钱，债主经常前来讨债。

“谢丽和我有两个孩子，这增加了我的负担。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开始失控。随着压力的增加，我的毒瘾也变得更加严重。2005年11月事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时我选择了割腕自杀。我的生活没有希望了，不再在我的控制之中。2006年2月，我预约了一家戒毒戒酒治疗中心。我变得忧郁而麻木，开始过一天算一天。这段生活是我的一个污点。

“我返回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被逮捕了，然后跟他们（警察）谈话。我现在不记得和他们说了什么。那时因为我的心理问题，我把一切都承担下来。我看了录像带，可以说我跟警察说的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时他们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很震惊。我没有杀詹妮尔·巴顿，也没有绑架她。我住在小卡特斯·科恩时，她从来没去过那里。

“我被告知我的本田车后备厢里有玻璃碎碴。我是用过这辆车拖垃圾。这辆车很脏，我拿到它时跟报废车无异，里面也没有地毯之类的东西。这是一辆很廉价的车，因此我也不介意有垃圾落在后备厢里。我也听说了黑色塑料上的指纹印。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指纹弄上去的。也许我在诺福克岛不知什么时候碰过那块黑色塑料。我不敢肯定。

“对于巴顿一家，我很抱歉。他们的损失非常大，但我没有杀詹妮尔·巴顿。感谢您能听我诉说。”

毫无疑问，审讯者听得很仔细。彼得斯探长肯定也听得很仔细，他对报道此案的一位记者说：“他（麦克尼尔）是最好的目击证人。”^[4]尽管麦克尼尔的辩护律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诺福克岛的主审法官彼得·加林还是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就做出判决，“按起诉的罪行定罪”。

麦克尼尔被判处24年监禁，18年之内不得假释。吊诡的是，诺福克岛曾经作为一个监狱而存在，现在却没有一间关犯人的房子。然而，随着麦克尼尔戴着铁链被押走，岛上居民集体长舒一口气。2004年，在堪培拉治安法官罗恩·卡荷尔进行死因调查前，警察已经列出了16名“嫌疑人”，绝大多数是诺福克岛的长期居民，针对他们谣言四起。他们名誉被毁、怨念重重。现在随着从悲剧中安全脱身，他们又可以回到以前那种随性而不紧不慢的生活状态。

可是并没有。这些年来，那个复活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疑云重重。尽管格伦·麦克尼尔的上诉未得到批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澳大利亚的监狱里重新梳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细节。2011年7月，他向新西兰纪录片电影制片人布赖恩·布鲁斯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是诺福克岛上一对售卖大麻的男女刺死了詹妮尔。他承认是他处置了尸体，而他之所以替凶手保守秘密是因为这对夫妇“对爱丽舍和自己进行了暴力威胁”。

“他（毒品贩子）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偷我大麻植株的人……你去过我们家几次，拿走了我的大麻。’他说：‘你帮我把尸体处理了。’然后他就用我当时的妻子爱丽舍来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做，我们就除掉她。’”

布鲁斯说，詹妮尔衣服上那个无法识别的女性DNA很可能就来自麦克尼尔提到的这个女人。病理学与电话录音都佐证了麦克尼尔的话，他所揭露的事实证明格伦不可能是单独作案。纪录片中受访的病理学家提摩西·克尔迈耶也支持这一发现。“这个女人不止受到一个人的攻击……（她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克尔迈耶医生说。随后布鲁斯向澳大利亚警察总署递交了一份证词，附上了麦克尼尔所提供的那对夫妻的名字。警察总署同意对麦克尼尔的陈述进行调查。

麦克尼尔的努力也得到了他现任妻子谢丽·胡珀的支持，她告诉记者：“詹妮尔绝不只是受到某一个人的攻击，整个案件有很多疑点。证据表明，涉案的绝不止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一点怎么会被忽略。”^[5]

2011年12月，案件又有了惊人的进展，悉尼的《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说，案件判决几个小时后，一个陪审员告诉一个“法律消息人士”说，审判还没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陪审员对该消息人士说：“我们知道不是他做的，但（他）知道是谁做的。他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好用他来顶罪了。”

2012年12月，我通过监狱当局和麦克尼尔的姐姐艾丽卡的安排，在利思阁劳改中心采访了他。在准备采访前，我阅读了两本与案件有关的书以及所有的媒体报道。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安全，我们在一个专门用于探访者与犯人见面的小房间里进行面谈。

这时，麦克尼尔已34岁，留着犯人的小平头，脸型消瘦，皮肤白皙，中等个子，微微驼背。他笑容迷人，因为常年练习举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握手方式。“我在监室就练这个，”他说，“这几乎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了。”这不是新开发的运动项目。谋杀案发生之前，麦克尼尔还在诺福克岛上时，他每周最少要去焦松健身房三四次。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很愿意谈论这起案件中的很多细节，但对其他事情往往避而不谈。然而，我还是很快就明白了这起悲剧的伏笔就是诺福克岛上的毒品文化。从他到来之日起，麦克尼尔就一直被笼罩在这种文化之中。他在新西兰尝过毒品，但从来没有这么频繁。“岛上的每个人都在种植大麻，每个人都吸食大麻。”他说。对于一个26岁的厨师来说，这里就像一个黑暗天堂。“这是一个岛，”他说，“就像过节一样，那么多毒品，我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吸毒。”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50澳元左右就可以买到半袋大麻原料。“他们把大麻种植在其他作物，比如甘蔗地的间隙，这样警察就不会发现。但是他们也会在田间地头布置陷阱，以免他人偷盗大麻植株。”

他描述了一种带倒钩和搭锁的套索，可以自动搭扣住侵入者的手腕。麦克尼尔还说，“他们”（他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还在家里用营养液系统栽培了很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水上不明物”，比常规的大麻要大得多。据有关当局说，“水上不明物”可以和其他毒品如类固醇、迷幻药和麻黄等混在一起吸食。麦克尼尔说，上述毒品都被进口到诺福克岛。他开始经常吸食。事实上，他经常打电话请病假，也经常换工作。

2002年复活节前，麦克尼尔已失业。

他说，他早上6点开始吸食大麻。爱丽舍去山顶宾馆上班，他则继续吸大麻……他现在讲的故事变得和他当年在小卡特斯·科恩的那栋平房的客厅所讲的一样扑朔迷离。但是提到某一个阶段，甚至他自己都承认与詹妮尔·巴顿有联系。而他一开始告诉我说不认识詹妮尔，从来没有在岛上遇到詹妮尔，尽管他们都在从事彼此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而他也经常换工作。他说，他和爱丽舍很少与他人交往，而爱丽舍拒绝一切毒品。但不久之后，麦克尼尔又说他可能“在超市”见过詹妮尔，尽管他说的不一定是在詹妮尔出事当天。

现在麦克尼尔已彻底推翻之前给警察的供述和在法庭上未宣誓的陈述，他说：“都是法律团队建议那样说的，我知道我说的是假话。”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说，说出真相会帮助他早日获释，我会跟任何一个、每一个愿意听我说的人辩白。(www.xing528.com)

他不为所动。

我让他说出“真正的”凶手的名字，他拒绝了。“你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书里，他们会告你的。”

如果他们真的做了，我说，他们绝不会去控告我。奥斯卡·王尔德试过，结果自己进了监狱。^[6]

我们换了一个话题。

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他去健身房或商店了吗？

没有。

我翻来覆去地讨论那些证据。如果凶手强迫麦克尼尔来处置尸体，我问，为什么他不从某个悬崖上把尸体扔进大海，却要把它留在那么显眼的地方？

“她应该被发现，”麦克尼尔说。

与案件有关的事情，我俩能完全达成一致的只有两点：如果他一直不开口说话，他就可能不会被定罪；如果没有岛上的毒品文化，那个憎恨毒品的詹妮尔·巴顿也许至今还活着。

最后，麦克尼尔说：“只有我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说他“衷心”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诺福克岛。这一点我相信。

不管他犯了多重的罪，不论是作为在毒品诱导下变得疯狂和迷糊而挥刀刺穿詹妮尔胸膛的谋杀者，还是作为那个被指控处理詹妮尔尸体的从犯，这个案件中始终有一点困扰着我，就是当局决定让麦克尼尔在利思阁服刑，却不顾他是在诺福克岛上犯的罪，也不管他的家人居住在新西兰，每次前去探望不仅费用高昂，而且极为不便。他们必须先从尼尔森开车去基督城，再乘飞机到悉尼，然后再坐大巴或雇车去往新南威尔士煤城，再转车来到位于离煤城7公里的曼拉干鲁（Marangaroo）所在的监狱。

由于无法维持正常的交往，妻子谢丽·胡珀已与麦克尼尔离婚。据麦克尼尔的姐姐艾丽卡说：“格伦没有获得母亲与父亲的支持，这是判决之后的一系列事情所致，同时也是格伦自己的要求。自从诺福克案件判决以后，他也与我们的兄弟断绝了联系。

“我曾经看望过他一次，我们的祖母去过两次，但是她年纪大了，不可能再去了。格伦在那三年里几乎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不过他大多数周末都会与我通话。格伦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了一个错误地方，才认识了那些错误的人。”^[7]

监狱的一个看守告诉我，麦克尼尔是一个模范囚犯。“他很安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给任何人制造麻烦。”他每周给孩子打一次电话。但是，由于他是诺福克岛的犯人，与新西兰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因此仍然流放于海外。这是一个额外的惩罚，因为利思阁没有另外哪个囚犯家庭必须忍受这样的骨肉分离。也许有人会问，这种隔离会对这个行为规矩、11年后才会获释的男人带来什么后果，到那时他才46岁。

一个更人道、更合乎情理的选择是关在新西兰的某个监狱，至少也应该关在堪培拉，因为那里经常有包机直飞基督城。要是关在堪培拉，那也是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堪培拉监狱的名字叫亚历山大·穆肯奥克中心，是为了纪念唯一提倡改善过去诺福克岛流放刑罚状况的那个人而命名的。

格伦·麦克尼尔开始服刑时，诺福克岛的经济开始转向衰退。到2007年，诺福克岛的经济几乎全部依赖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游客。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没有一个人试图真正挖掘诺福克岛悠久而多彩的历史，而这明显是一座资源丰富的旅游富矿。诺福克岛有一台常规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台很业余的节目，该节目重现了当年“邦蒂号”的叛乱，在这个节目里，布莱船长被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还有定价过高的“幽灵漫步”（ghost walk）活动，就是在金士顿区的某一流放犯建筑里提供一顿粗糙的午饭，其间一个女人装腔作势地讲述一个不太可信的幽灵造访的故事。还有导游引导游览流放犯墓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流放时期的墓地与那些皮特凯恩岛民后裔的墓地被明显地隔离开来。

饭店很少，服务一般，食物也乏善可陈。游客中心价格昂贵，纪念品粗制滥造，道路年久失修，危险重重。成千上万的家禽到处乱窜，尽管当地人说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在酒店工作的斐济女佣已经开始控制家禽的数量了。从2005年开始，旅游产业开始走下坡路，这毫不奇怪。据估计，要维持较好的经济状况，每年至少需要10万名游客，而那时的游客数量是3.2万人，到2012年，游客数量跌至不足2.7万人。

澳大利亚政府2006年的一份审查报告提出，诺福克岛的立法会自1979年以来毫无变动，应该将其降级为地方议会。然而，之后有人提出这种变动会对诺福克岛产生“严重干扰”，会影响诺福克岛的经济发展，因此霍华德政府终止了这一审查项目，让其维持原状。

到2010年，诺福克岛已入不敷出。一个突发事件让许多岛民震惊不已，首席部长大卫·“上校”·巴菲特在12月6日提出诺福克岛自愿放弃自治地位，以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救助。海外领土部部长西蒙·克林下令再一次启动审查项目，2012年3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披露联邦政府已为诺福克岛注入3700万澳元的紧急援助，人均2万多澳元，以防止其破产。而诺福克政府的状况毫无起色，也没有证据表明岛民们有什么“清晰的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计划”。

尽管如此，2012年6月8日的“邦蒂日”，皮特凯恩岛民后裔还是举行集会以示必胜的信念，并以此纪念登陆诺福克岛156周年。那天海上风浪太大而无法进行航行表演，他们集体步行到金士顿码头，其中最少有300人打扮得像他们当年的祖先一样，在这里受到了九周前新任命的行政长官尼尔·蒲伯的“接待”。蒲伯是西蒙·克林的朋友，曾经是维多利亚议会的工党成员，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工程咨询公司。据蒲伯夫人说，这个任命来得“既让人吃惊也令人高兴”。

这个个子不高、满脸大胡子的行政长官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色西服，看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向他们走来。他假装自己是1856年诺福克岛上的军需库管理员斯图尔特，1854年最后一个流放犯撤离以后，他负责照看这个地方。蒲伯由大卫·巴菲特陪同，后者下穿齐膝短裤、黑色鞋子、白色短袜，上着黑色背心，外搭圆头黑色燕尾服，上饰皇家海军船长的金质肩章，留着灰白长髯的脑袋上顶着一顶镶嵌着羽毛的三角帽。巴菲特假装自己是德纳姆船长，即那个提前几周到达诺福克岛查看是否一切就绪的人。

当初的皮特凯恩岛民上岸时大雨倾盆，而这一次老天爷也相当配合，不失时机地下起了大雨，让表演更加逼真。但是19世纪的仿真化装表演结束后，人们离开码头，天气又变得风轻云淡了。他们漫步通过大门进入监狱废墟，登上纪念碑，这时他们看到四周有几个游客在拍照，不过他们更喜欢拍的是那几个与长辈一起玩耍的金发碧眼的小孩。接着他们来到纪念堂，这里供奉着在一战中牺牲的13人、二战中牺牲的9人以及朝鲜战争中牺牲的1人。这时，蒲伯先生放下花环、脱下复古的帽子，开始领唱《天佑女王》，因为他们拒绝承认澳大利亚国歌。

随着一声汽笛声响，他们继续沿着质量路漫步，这里矗立着诺福克岛管理机构的建筑，这些建筑物是以1835年安德森少校所建兵营改建而成。然后经过旧军官浴池，洗浴用泉水从山顶汩汩而来，一直流到监狱。再经过政府大厦，最后到达屠杀湾边小斜坡上的墓地。

在墓地门口，他们开始演奏一曲欢快的赞歌《在甜蜜中再见吧》（In the Sweet Bye and Bye），希望“在那美丽的海滨”重聚。穿着戏服的乔·亚当斯选读他的祖先约翰·亚当斯所读的祷词，约翰是皮特凯恩岛当年叛乱屠杀运动中唯一的男性幸存者。他们向上帝祷告“我要比以前更好地为您服务，这样我将更适合于居住在天堂”。然后就开始唱“皮特凯恩颂歌”，反复悲伤地吟唱海军主题的在船上“迎着清风，扬帆起航”，期盼“最终安全抵达迦南乐岸”。

这时碧空如洗、瓦蓝瓦蓝的，皮特凯恩岛民走进墓地献上鲜花，凭吊埋葬在岛上最显著位置的亲人；远处则是士兵及其家人、流放犯与监狱看守的坟墓，在冬日暖阳下光秃秃、孤零零地躺着。又一声汽笛把他们召回大门口，这次他们要漫步返回政府大厦与蒲伯家人“共饮庆祝”。非皮特凯恩岛民被禁止进入举办这次活动的庭院，这个庭院占地广阔、环境优美，得到了精心的维护。不过，两天前我们已经逛过这些重新修复的房间。我们看到蒲伯太太坐在金碧辉煌的餐厅里，面前豪华的红色桃木餐桌可以轻松坐下20个客人。

“太棒了，”她仍然沉浸在这个职位带来的兴奋之中，“而且，这里的人们也很友善。”

大家都有这样的误解。热情的问候和亲热的表达只不过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壳，真正的友谊只存在于他们的同类之间，这是无法突破的障碍。除了符合他们条件的人，其他人都不受信任，被排除在他们自己人之外。而所谓的条件就是承认“皮特凯恩人例外论”的错误观念、基督正义论的妄想以及皮钦语的魅力，他们把这种所谓的方言称为“诺克语”。即使这样，据这里的长期居民说，“外人”要与他们保持一臂之距，除非是那些为皮特凯恩事业服务的人。现在他们是在勉强度日，通过谈判向联邦政府寻求另一拨经济救助更为重要，但他们自己对诺福克岛事务的管理权（以及经费开支的权力）必须保持。

几个世纪前库克船长登陆诺福克岛，开启了诺福克岛的帝国史时代，澳大利亚政府在他登陆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壮观的观景台以及一块纪念库克船长的纪念碑。这是设置纪念碑的绝佳之地，身后是高耸的皮特山，面前是浩瀚无垠的大海。碧蓝的巨浪滚滚而来，越过海平面撞击着脚底的山石。海风吹拂着脸庞，你忍不住会想象自己是前来旅游的哨兵，站在那儿瞭望着，这时“决心号”载着伟大的航海家乘风破浪而来，缓缓靠近那致命的海滩。

你禁不住想，如果詹姆斯·库克，那个帝国的典范人物，知道人类精神的阴影会包围并遮盖这个小小的天堂，他是否会选择另一条航道，是否会把诺福克岛留给自然之风和上帝之鸟（Birds of Providence）^[8]？

【注释】

[1]Maynard，Roger，The Fatal Flaw，p.155.

[2]Maynard，Roger，The Fatal Flaw，p.145.

[3]被告人未经宣誓陈述制度是英美法的一种特有制度，未经宣誓陈述不是证据但却有证据效力。

[4]Maynard，Roger，The Fatal Flaw，p.247.

[5]Sunday Telegraph，Sydney，12 June 2011.

[6]1895年，昆斯伯理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发现儿子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与王尔德交往长达四年而控告王尔德，并到王尔德常去的名人俱乐部贴上字条：“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犯。”王尔德上诉告侯爵败坏他的名誉。结果王尔德上诉失败，反而被控告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并被判有罪，在瑞丁和本顿维尔监狱服了两年苦役。

[7]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August2012.

[8]该名来自当地的一个历史典故，流放时期某次补给船中途沉没了，岛上人员面临饿死，他们吃光了岛上的海燕而幸存下来。岛上的海燕灭绝了，名字却流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