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史：为上帝服务的工人

从乔治·诺布斯去世至怀康特·汉普登到来，这十二年里，岛上的管理日趋混乱，几近瘫痪。因此，1896年3月底，J.H.卡拉瑟斯和查尔斯·J.奥利弗特派员向新南威尔士总督汇报调查结果时得出了这一不可避免的结论。

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说明了一切。譬如，诺福克岛上的一个零售店店主曾请求制定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他说，岛上盗贼横行，偷盗牛羊司空见惯。受圣巴拿巴布道团支持的代理校长托马斯·布坎南同样是个直率的人。他发现学校处于一种“不光彩”的状态。他说：“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了过一种不道德的生活，比如男孩与女孩混用厕所。学校毫无纪律可言，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老师与大多学生或多或少有点血缘关系，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犯点小错是不会受到惩罚的。”^[1]

“至于女孩子的品行，她们在学校时都没有问题，”托马斯说道，他的话显然暗指她们在家里是另一种情形，“年轻的小伙子则非常令人失望，他们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男人，都很少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对女性的尊重则更少。行为检点这一世俗社会的法则很少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失足’少女毫无障碍便能找到结婚对象，被迫嫁人的女性也会毫不羞耻地被领到教堂圣坛举行婚礼。”

11月14日，汉普登随“卡通巴号”（HMS Katoomba）回到岛上，随即召集岛民开会。他直言不讳地要求岛民们必须更加勤奋；岛上野生烟草和有毒灌木肆虐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犯罪泛滥，尽管有些严重，有些轻微；道德水准十分低下，司法管理简直就是笑话。”汉普登说。^[2]汉普登随后撤销了诺福克岛对本岛的管辖治理权，将其全部并入新南威尔士政府的管辖之下，并宣布了新的法律和规定。1877年成立的调解社区事务的“耆老会”（Council of Elders）被重组为咨询委员会，每年从在岛上居住半年以上且年满25岁的男性中选举12人担任委员。

汉普登从“卡通巴号”上带来一名英国军官，即威廉·沃纳·斯波尔丁中校，他常常炫耀自己因为效力于英国国王而获得的一枚“最低等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CMG，即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St George）勋章。斯波尔丁可能参加过祖鲁战争^[3]，然而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记录。斯波尔丁有足够的资本傲慢地炫耀，因为汉普登任命他为首席治安官，选择他将诺福克岛上的居民拉回正道。斯波尔丁任命自己的儿子威利·斯波尔丁中尉为法庭职员，两人联手欺骗国王、私占罚款、篡改书籍。父子俩毫无廉耻地将诺福克岛当成自己的私家金库，贪婪攫取。岛上居民在亚瑟·巴菲特的带领下通过给总督递送请愿书和写信来回击，并与两人公开对抗。他们的斗争得到了邮件管理员弗朗西斯·诺布斯的协助，因此他们有机会窥探斯波尔丁父子进出诺福克岛的信件内容。

有一次，因为小斯波尔丁的“无耻”行径，巴菲特在郎里奇草地网球俱乐部与其发生冲突，小斯波尔丁要求巴菲特“撤回全部投诉信件并致以书面道歉”，否则他会“立即在首席治安官法庭启动控告巴菲特肆意诽谤、毁损名誉和虐待他人的诉讼程序，并要求赔偿20英镑”。^[4]

既然这个案子将由老斯波尔丁来处理，巴菲特就知道自己已处于下风，因此他不仅写了道歉信，还向原告支付了一基尼作为“诽谤罚金”。然而，这一事件导致了斯波尔丁集团的倒台，因为巴菲特的请愿书和抗议信引起了上面的重视，1898年5月，G.E.布罗迪作为新南威尔士的首席公共事务调查员被派到诺福克岛。布罗迪对小斯波尔丁的卑鄙行为非常愤怒。他说，“小斯波尔丁似乎只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坑蒙拐骗”。^[5]

巴菲特案件足以让小斯波尔丁就地解职，然而布罗迪很快又发现他利用自己的军事职位“敲诈勒索”当地居民，涉案不下60起，被敲诈勒索的多达40余人。显然，老斯波尔丁肯定是同谋，这个案件让小斯波尔丁身败名裂，当即被开除，而老斯波尔丁保留原职至年底。即使到了此刻，老斯波尔丁还厚颜无耻地要求诉讼外保护，不肯离开诺福克岛。他在这里弄到一个农场，即帕姆峡谷农场（Palm Glen Plantation），还娶了一个年轻妻子，她于1900年给老斯波尔丁生下一女。

老斯波尔丁在政府大楼里的位置被一个更无能的人占据，即76岁的查尔斯·麦克阿瑟·金，他是菲利普·吉德利·金——110年前在此建立第一个流放地的那个金——的孙子。查尔斯出生于英格兰，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南威尔士务农并担任公职。在日薄西山的年龄接受这一闲职让查尔斯很开心，他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现状。对于汉普登希望他改变岛民的道德状况的要求，他通常置之不理，尤其是涉及个人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比如总督曾要求的“严格隔离男女两性”。

一直以来，在皮特凯恩岛民的认知中，近亲通婚与侵犯年轻女性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2004年皮特凯恩岛民那次轰动一时的审判——6个男人（都是叛乱者的后代）严重性侵未成年少女——让岛上发生的事情浮出水面。

1898年，“耆老会”讨论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年龄，分别设定为10岁和14岁。结果被送到新南威尔士民事检察专员乔治·柯恩宽面前，他认为没有提高年龄的必要，“我认为从人的出身与这里的天气状况来看，诺福克岛上的女孩要比这片殖民地上其他女孩早熟得多”。

对诺福克岛另一面的传教士和学徒来说，诺福克岛与索多玛岛^[6]一样负有盛名。19世纪90年代，3名白人恋童癖传教士因为与美拉尼西亚男孩发生性关系而被开除。事实上，据希利亚德说，那时的圣巴拿巴少年同性恋行为非常“猖獗”。^[7]而且，传教士将美拉尼西亚学徒送回各自所来的岛上布道，但他们往往沉溺于“通奸与乱伦”，以至于仅1899年一年，新任主教塞西尔·威尔逊禁罚了不少于13名牧师。

33岁的威尔逊接替身体极为虚弱的塞尔温主教的职位，当时他手下有8名白人传教士、2名美拉尼西亚牧师以及7名助祭。威尔逊的管辖教区覆盖了3000公里之外的许多小岛，包括一些很小且人数逐年减少的信徒群体。与他的前任、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塞尔温不同，威尔逊毕业于名气与牛津相距甚远的汤布里奇学校（Tonbridge School），他招募的传教士大多都来自他的母校，不过偶尔也能吸引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志愿者，如之前在里丁（Reading）任助理牧师的牛津毕业生盖伊·伯里，他于1911年满怀热情地来到这里。“我早就对美拉尼西亚人民充满热爱。”伯里一抵达便给家人写信说，“他们似乎非常乐意见到我”。然而，他对南美拉尼西亚人和北美拉尼西亚人进行了区分，认为南美拉尼西亚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伯里写道，“他们没有什么教养”，不像北美拉尼西亚人是“真正正直的人”。“不久前，我们北方的一位老师射杀了一个人，因为他经常不来上学。如果这不是表达情感的正确方式，我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8]。不久之后，伯里因恶性褥疮过量使用碘酒中毒而死。

威尔逊的另一个创新之举是招收女生进入学校并“授予其奖学金”，尽管她们不像男生那样接受过严格的宗教训练。岛上大约有40名女生陆续进入学校学习阅读与写作、烹饪、沏茶与上茶，以及帮学校相关人员洗涮衣服。她们每天最少要在伊丽莎白·科伦索（Elizabeth Colenso）——一位与丈夫分居两地的新西兰牧师的妻子——的监视下工作3小时，为学校的男生及自己缝补每年穿坏的衣服和袍子。不幸的是，回到家里以后，她们新学的技能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在这个社会里，女人的地位与在传教士社会里完全不同，她们高傲的样子引来了一顿顿毒打。

威尔逊的任期从1894年开始直到1911年结束，他的工作因为需要与拥入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福音派循道宗信徒以及七天耶稣复临派传教士争夺当地人的灵魂而可圈可点。天主教传教士尤其好斗，他们同时进入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在这里散布谣言说新英国国教是由花心国王（亨利八世）创立，他们的信徒不要指望死后进入“唯一真基督教”（One True Church）许诺的西方极乐世界。

英国国教徒慌了。之前他们从不限制辖区内的人皈依异教，如今却越来越发现把资源集中于诺福克岛让他们陷于不利。威尔逊现在必须派出基督战士进入这些地区反击那些“聪明的法国牧师”。“我们必须派人进驻……这些50年前即已播下种子的岛屿，否则别人将在这里收获果实了。”他写道。^[9]

这就需要更多的传教士，于是威尔逊加倍努力地从英格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招募“为上帝服务的工人”。截至1911年，威尔逊前往西澳大利亚接任班伯里主教一职——尽管还在澳大利亚，却已远离美拉尼西亚群岛——他一共留下29位传教士，包括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有10位毕业于牛津或剑桥。这些人大多被派往孤悬海外的岛屿担任牧师，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岛上待不了两三年便弃危险的孤岛牧师职位而去，转而投身环境更好、生活更愉悦的教区。慢慢地，原来处于中心位置的圣巴拿巴衰落了，最后一蹶不振。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逝去与20世纪的到来，诺福克岛上的非教徒居民只是偶尔想起曾经辉煌的帝国。1897年汉普登总督颁布命令，称诺福克岛将依附于某一个联邦机构，这个机构将来很可能归属于新南威尔士。然而，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却没有特别的意愿将诺福克岛收归旗下。事实上，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方多次讨论如何在帝国框架下为诺福克岛找到最好的归属。

1903年5月，新南威尔士总督哈里·劳森乘坐“福伯号”（HMS Phoebe）视察诺福克岛并做短暂停留。他此行除了任命州土地上诉法院^[10]院长亚历山大·奥利弗“全面调查”诺福克岛诸事宜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第二年，奥利弗报告说，诺福克岛应该由澳大利亚联邦来接管。他也注意到金士顿地区那些被岛民霸占的房屋已岌岌可危，因此提议承租人支付部分租金并有责任保持房屋原有结构。

这又进一步引出了曾参与调查诺福克岛事务的副行政官威廉·休斯顿和议会立法员约翰·沃特金斯的几份报告。他们发现诺福克岛上5000英亩（2023公顷）的适耕农田中仅仅有350英亩（1416公顷）种植了作物，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属于布道团的。之前的皮特凯恩岛民更感兴趣的是从岛上的观测台上寻找鲸鱼的踪迹，然后对其进行捕杀，尽管出售鲸油并不能让他们过上稳定的生活。他们的报告也支持奥利弗关于修缮金士顿地区危房的建议，而这将引发诺福克岛上的一次重大危机。

经过激烈的争吵与协商，政府最终于1907年授予前皮特凯恩岛民房屋租赁许可证，并要求他们对房屋进行适当修缮。岛民们提出抗议。据当地历史学家梅尔文·豪尔记载：“少数人接受了这个条件，因此也就没有动他们的房产。但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腾空房屋，财产收归王室。因此就发生了1908年初金士顿地区驱逐房屋租赁人事件。”

这次行动引起了很深的愤恨，直到今天岛民们依然愤愤不平。1948年，岛上的一位老居民吉利·贝利对此事件依然记忆犹新，“我看到军队全副武装登岛上岸，就像要去打仗一样。他们把老人赶出自己的房间，如果拒绝，他们就把老人扛出来。这是非常残忍的，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事实上，此事不仅有益于岛民们的健康与安全，还让大陆有更多资金对诺福克岛进行管理。在海外事务部长帕特里克·麦克马洪·格林的努力下，尽管拖延了五年，《诺福克岛法案》最终在联邦议会通过。在这五年的过渡期里，岛民们仍然念念不忘每年7月至10月间迁徙期里路过诺福克岛的鲸鱼。捕鲸人会带上粗麻布袋，装上食物与烟草，乘坐两轮单骑马车或骑马来到巴尔湾（Ball Bay）驻地。据捕鲸史学者罗伯特·格拉汉·托夫茨说：“他们的食物不是前天晚上剩余的爱尔兰土豆、红薯、罐炖肉（用肉与土豆及其他蔬菜一起炖成），就是大家一起共享羊肉。他们也会带些橘子、香蕉以及自家制作的馅饼。”^[11]

这些馅饼还是用几十年前美国捕鲸船长们的妻子所教的技术制作的，那些妻子常常追随着自己的丈夫漂洋过海，在诺福克岛登陆时受到当地妇女的欢迎。岛上的男人有时也会加入捕鲸船队，回来时也学到了一些新技能。事实上，C.C.R.诺布斯于1886年在岛上开的第一家商店里就储存有大量的捕鲸武器和工具，尽管它们的质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捕鲸人每次进店购买补给时都会在记账簿上签名，店里绳子、铜钉、做船帆的帆布以及油漆等少数几样东西是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

“有些鱼叉上的绳索用不了一个季度就会腐烂，拴在上面的鲸鱼也就逃走了。绳索经常被猛然拽断，有些捕鲸船会被潮水冲坏或被翻滚冲击到岩石上的巨浪打碎。”^[12]他们顺应风向与潮流，把鲸鱼、海豚等动物拖到瀑布湾、巴尔湾或金士顿。但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相比于获取经济效益，他们更乐于嬉戏玩耍，因此年复一年的捕鲸事业也就仅供养家糊口。

1914年，新任海外事务部长休·马洪计划代表联邦政府管理这一区域，他派出部门主管阿特利·亚瑟·亨特前往该岛评估发展状况和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亨特在岛上仅停留了三周，但他有在西南太平洋20年制定政策的经验，还有他的终生好友、诺福克岛的行政长官迈克尔·“文斯”·墨菲的建议与帮助，后者全程参与了1896年查尔斯·奥利弗领导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亨特的报告得到了新南威尔士州与联邦政府两方的尊重与支持。

亨特的最终报告为联邦政府制定关于诺福克岛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影响达一代之久。这个报告极具远见，就如当年为了打击前皮特凯恩岛民中的顽抗者时所做的一样，仍然保留了居民自我管理的权利。

亨特注意到，到1914年，诺福克岛上的居民已不足1000，其中大约600人是前皮特凯恩岛民和捕鲸人，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网络。剩下的则是美拉尼西亚学生和传教士、部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管理人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太平洋电缆站（Pacific Cable Station）的员工，这些员工负责利用1902年架设的海底电缆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加拿大传送信息，然后传输到世界各地。

亨特发现，“当有需求或得到适当刺激时”，前皮特凯恩岛民还是相当坚强能干的。然而，他说：“不幸的是，由于数代人的近亲通婚与繁衍，岛民们明显出现机能衰退的迹象，这一点在心智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生理机能上的衰退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13]

“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孩童的表现类似，缺乏毅力，容易气馁；缺乏自主性，需要他人引领；因为不愿向外人表露真实想法，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谦恭友善；他们非常诚实，但像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人一样，总是试图提供他们认为能让提问者高兴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们多少有点娇生惯养，惯于对外寻求援助，不是视他人的援助为善行，而认为那是自己享有的权利。他们对岛外世界缺乏了解，也就无从进行比较，因此对自己的社区发展并无宏大抱负。(www.xing528.com)

“他们的善良与慈爱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同属于一个社区，因此相互之间都有亲属关系，那些懒惰的人知道自己总能获得食物，因此不愿多付出丝毫的努力。没有人为了积蓄财富而持续不断地工作……他们当然也能努力工作且做得很好，但需要某种形式的激励。”

亨特不认可那些指控岛民们“道德水平低下”的论调。相反，他发现“就今日而言，这个社区人民的道德水准可以与澳大利亚联邦或整个大英帝国的普遍道德水准媲美”。他认为，这很可能应归因于“近年来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补充的优秀教师对他们的监督与细心守护”，尽管“纯皮特凯恩血统的孩子没有外来移民的孩子那么聪明，也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入学申请率”。

作为一个规模小、联系紧密的社区，他们“遇到困难会相互帮助”，“路人会停下来友好地寒暄几句，不管是在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陌生人之间会亲切地互致敬意”。而且，这里“完全没有严重犯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岛上禁止生产烈酒，一般也不销售烈酒”。

亨特没有发现岛民们日常用语里常说的所谓“杂种”。“这既不是现实写照，也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他说，“‘杂种’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扼杀英语的暴力语言’。”

亨特建议给予行政长官（同时也是首席治安官）更大的权力，允许其将更多年度预算用于公共事业，联邦政府应该每年资助2500英镑，“最少连续资助几年”。他瞧不上岛民们把捕鲸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尤其是“岛上每个行业的作业方法十分古老，浪费了很多人力，这是确定无疑的”。显然，亨特吸收了他在悉尼语法学校的密友“文斯”·墨菲的经验，试图描绘出捕鲸事业的生动图景。“当呼啸而过的‘快艇’路过诺福克岛时，”他写道，“人们围观鲸鱼被拖到瀑布湾的卵石海滩，这是令人兴奋的景象，但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在一群群勇敢地跃入浅海的鲨鱼的协助下，男人们开始从半淹于海水中的鲸鱼身上剥离鲸脂。

“鲸脂随后被投入大锅煎熬，鲸油导入油罐，最后装桶出口。他们从未想过要对鲸油进行提炼或进行分级处理，以至于承销人经常抱怨他们的鲸油品质不均，颜色欠佳。他们没有处理鲸肉与鲸骨的设备，由此失去了大量利润。这些鲸肉和鲸骨最终或者成了鲨鱼的美食，或者任其腐烂，发出恶臭，污染了清新自然的空气。”

亨特的报告没有公开发布，但安德鲁·费希尔总理的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这并不奇怪。墨菲作为行政长官被赋予额外的自主制定预算的权力，他在任上经历了数届政府，直到1920年才卸任。马洪部长也于1914年12月派出代表国会的各党派代表团视察诺福克岛，次年1月回来后，代表们对诺福克岛与岛上人民的印象各不相同。著名的工党成员弗兰克·安斯蒂的报告给人印象最深，他为岛上破旧不堪的建筑，尤其是那些流放犯建筑震惊不已。“到处都是墙体破裂、房顶坍塌、半扇门板颤巍巍挂在合页上的房子。”他写道，“白天已让人心惊胆战，一到晚上，鸟类在海风与废墟中鬼叫，仿佛孤魂野鬼在痛苦中呻吟、脚镣手铐在叮当作响，你只想早日离开。

“这是一座死城，曾一度拥有2000人口，绝大部分人戴着镣铐，行动笨拙，还有少数是看守与士兵。如今那些行动受限者和自由人都已走进坟墓。质量路两旁是军营与仓库，墙上开着防卫用的瞭望口，就像中世纪的城堡。再往前就是流放时代来到此地的医生、牧师、神父以及军官的住所。这座城市原本是流放制度的产物，后来又因产业而发展，其街道和小路、建筑物、花园、供水系统与污水处理系统都在迅速老化。如今只有极少的几户人家还住在这里。”^[14]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长官墨菲与岛民的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在1916年后，阿特利·亨特的报告让他得到了零售店店主兼社区领袖C.C.R.诺布斯的财产。诺布斯与他的追随者们提出抗议，他们说诺福克岛是维多利亚女王赐予他们的礼物，澳大利亚政府没有权力对他们的领土实施管理。布尔战争期间，诺福克岛民也派出了自己的小分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兵的号召响遍大英帝国，岛民也响应帝国的召唤，至少77人自愿加入部队。由于人数不足以独立建制，他们被编入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军团，即澳新军团。其中2人在加里波利战争中阵亡，还有4人受伤。到战争彻底结束时，共有13人为了帝国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最少20人在西线的行动中受伤。

阿特利·亨特曾建议进行强制军事训练，所以岛上的一支步枪队曾在电缆站击退了来犯之敌。但是由于墨菲与岛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训练之事无疾而终。战争结束以后，岛民无意再起波澜，从战场归来的士兵开阔了视野，大部分人对于能在诺福克岛这个大家庭过上平静的生活而感到满足。

这场战争对传教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屠杀剿灭了英国一代年轻人，事实上意味着传教士征募源头的丧失。截至1918年，在职传教士中又少了5个欧洲人，7个地区教会空无一人。工作量如此巨大，而外来援助又是如此匮乏，因此1918年10月，传教士发生哗变。18个神职人员与传道俗人通过匿名投票表达了“对当前传教工作的不满”。^[15]

威尔逊主教的继承人塞西尔·约翰·伍德深感羞辱。作为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毕业生，他在1906年被任命为温布尔顿（Wimbledon）的教区牧师之前，一直在社会地位甚高的上哈尔登（High Halden）、马里波恩（Marylebone）和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的助理牧师职位上任职。对他来说，美拉尼西亚主教之职并不是进入等级森严的英国国教会的好跳板。他手下的传教士要求在主教教区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他没有答应。伍德在痛恨中辞去职务，返回英格兰，接受了一个低得多的职位，即萨福克农村地区的温特内斯汉教区教牧，之后终身未能升任主教。

伍德的离去标志着诺福克岛传教事业的终结。他的继任者约翰·梅因沃林·斯图尔德做了17年的传教士，于1920年负责关闭圣巴拿巴布道团。与即将接任的弗雷德里·克梅里韦尔·莫利纽一起，将布道团总部搬到所罗门群岛的塞尔塔（Siota）。帕泰森纪念教堂（Patteson memorial chapel）因为无法搬离，至今仍矗立在原地，既是旅游景点，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大英帝国50年徒劳无功的传播福音的悲伤往事。毕业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莫利纽主教在塞尔塔教区的职位上一直待到1931年11月才辞去职位，之后因“卷入男色事件”而精神崩溃。^[16]

【注释】

[1]Tiakihana，Tamati，Norfolk Island，1948，p.34.

[2]Tiakihana，Tamati，Norfolk Island，1948，p.34.

[3]1879年大英帝国与南非祖鲁王国之间的战争，终结了祖鲁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

[4]Correspondence，LtW.E.Spalding to Arthur Buffett，Norfolk Museum，p.3.

[5]Correspondence，LtW.E.Spalding to Arthur Buffett，Norfolk Museum，p.3.

[6]基督教《圣经》及伊斯兰教《可兰经》都曾提到“索多玛”。《旧约·创世记》记载，索多玛和蛾摩拉是古代两座淫城，城里的居民不遵守上帝的戒律，城中充斥着罪恶，因而被上帝毁灭，后来成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索多玛”一词后来成为罪恶及同性恋（Sodomy）的代名词。

[7]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155.

[8]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p.144-5.

[9]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143.

[10]各主要岛屿均设有地方法庭，其中设有专司世袭部落土地争议审定事宜的土地上诉法院。

[11]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28.

[12]Tofts，R.G.，Norfolk Island Whaling Days，1977，p.23.

[13]Report to Minister，Atlee Hunt，National Achieves of Australia，CP697/14，262089.

[14]‘Report of Visit of MPs-Their Views about the Island’，Government Printer，1915.

[15]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209.

[16]Blain Clergy Dire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