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福克岛上的美拉尼西亚布道团于1866年正式开门营业，以陪伴圣保罗的传奇传教士圣巴拿巴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教名。帕泰森主教与新南威尔士总督商谈后做成了一单相当不错的交易：整整400公顷的土地，也就是岛上差不多五分之一可耕种土地仅仅作价1830英镑即被他们收入囊中，还要分十期偿付。
帕泰森和他的手下立即着手把学生从奥克兰送到诺福克岛帮忙建设宿舍、教室和教堂，和一条从金士顿通往教区的道路。帕泰森又登上“南十字星号”轮船前往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寻找愿意投身基督事业的学生。如今需要更多人手耕种土地，照顾牛羊，而这些牛羊又可以为教区的人们提供肉类和乳制品。先前帕泰森每年只能从新西兰去一次这些小岛，带回六十来名学生，如今每年可以往返多次。
教区的农场很快便成了富庶之地。热带和温带的各种水果遍地都是，随手可以采摘，有香蕉、番石榴、杏子、桃子、橘子、柠檬等。肥沃的红色土地上，各色蔬菜茁壮成长。不过，这并不是说农耕和庄稼种植一直一帆风顺。查尔斯·埃利奥特·福克斯是一位在新西兰受过教育的舍监，他记录了随后发生的一切：“岛上的人依然野蛮成性，人吃人或者随便就取回敌人的头颅司空见惯。”岛上不同族群的年轻男子之间更是摩擦不断。
“一个圣诞节前夕，一名新赫布里底人在争执中刺杀了一名玛拉族的小伙子，瞬间鲜血直流。”福克斯写道，“不到五分钟，一百五十来个所罗门岛民脱掉衣物，一丝不挂，操起斧头、砍刀、长矛，以及一切随手可用的武器，高喊着去追逐60多名新赫布里底岛民，而赫布里底人则拼命地向海岸逃走。[1]”
“学校下方是一些小房子，每间小房子归属于某个小岛，小伙子们常常在里面把自己捉到的鱼煮熟，或是抽烟、嬉闹。手持武器、全身赤裸的所罗门岛民冲进那些新赫布里底岛民的房子里，见人就杀。很快小房子里的人都逃走了，唯有一间房子里有一位新赫布里底‘主厨’正坐着抽烟。所罗门岛民冲向小屋，大声喊道：‘里面有人吗？’那位新赫布里底岛民聪明地高声答道：‘没有！’就这样，那群所罗门人从小屋旁直接走开了。
“暴乱并非常常发生，不过确实偶然存在。一旦发生暴乱，就得校长亲自出面，用手中的牧鞭平息。”
宗教教育全部用莫塔语（mota），也就是一个小岛上的土著语言进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第一任校长朗斯代尔·普里特只懂得这种美拉尼西亚语言。不过按照福克斯的说法：“这是最好的选择。懂了这种语言，其他美拉尼西亚语言也就容易学会了。”福克斯是一位天生聪慧的语言学家，很快就掌握了这门语言。可是，弄懂这些岛民的秉性和脾气，可让他大伤脑筋。
小男孩和年轻小伙子睡在光光的木板上，身上只盖条毯子，帕泰森主教每天早上都会走进宿舍，然后“大笑着”把毯子抽走。福克斯说：“一开始，我也试着这样做，可是这些熟睡的家伙突然火冒三丈，直接向我扑来，在宿舍里追着我打。这些家伙都是食人族的后代，别看表面上没什么，可他们内心里还有埋藏着火爆和残虐的秉性。”[2]
每天除了日常琐事便是以钟声为标志的严格的时间安排。学校每天上午6点开始上课，7点钟是晨祷时间，7：30在大厅里共进早餐，然后从8：30开始连续上一个半小时的课。“早上上完课，”福克斯说，“孩子们排好队，外出干活，每个人负责一项工作。距离学校半英里的地方有大型菜园，里面为我们提供日常所需的食物。欧洲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一起在里面劳作，清理垃圾、除草、种植。我们还要维护好岛上共计5英里长的道路。
“1点钟吃饭，2点钟开始我们又要上课，接着是3点钟的唱歌时间。”福克斯说，“有时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所谓的‘工作假期’，也就是说，这种时候我们不用上课，只是从上午8点开始便到园子里或是路上干活，一直到下午5点。有些孩子还要学习给奶牛挤奶，照看牛羊和马匹；有些孩子则学习印刷或是木工；还有的会学习做饭。”
“每周会有十几个男孩做饭，其中一个白人做主管。主管往往是刚从牛津或是剑桥毕业的学生，先前从未做过饭，而他又碰巧是新来的人。”[3]
根据大卫·希利亚德的说法，“诺福克岛上教会学校的精神特质不是平等博爱而是教会的家长制作风。在这个大家庭中，主教就是高于一切、毋庸置疑的头领，凡事都由主教做主，教士就是兄长，美拉尼西亚人就像家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帮助、鼓励、教导、淘汰，还要用‘不成文的爱的律法’严加约束。”[4]
圣诞节似乎一直都是一年中的高潮部分。显然，尽管教会有自己的金科玉律，帕泰森和他的手下也准备接受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他们鼓励男孩子表演、跳舞。新赫布里底人的舞蹈通常是故事性的讲述，而所罗门岛民则融入了很多捕鱼、狩猎和打斗的动作和场景。福克斯说，“以前，舞蹈团常常走村串巷，观看的群众个个血脉偾张，这是因为跳舞的人常常身上藏有武器，一不留神就会跳到人群之中，然后朝着观众一通乱砍。”
有一次在圣巴拿巴，“以前的日子”又突然再现了。当时，教区的一位看护“修女凯特”一个人待在小小的医院里，突然，“一个生病的孩子拿着雕刻刀追着要杀她。凯特冲进自己的屋子，反锁门后从窗户逃出，凌晨两点敲响了大钟。那天晚上一片漆黑，我们都出去寻找那个手持雕刻刀的所罗门岛民。最后，我们在距离医院半英里的一条深沟里找到了他，此时，一夜的乱跑已经治好了他的肺炎。”[5]
朗斯代尔·普里特是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的文书，接任罗伯特·亨利·科德林顿成为教会学校的校长。普里特与帕泰森密切合作，每次帕泰森离开诺福克岛外出招募新人时，普里特就独揽大权，成为决策人物。普里特在诺福克岛一直待了20年，学习了美拉尼西亚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他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得意于自己在学业上的成绩，常常对同事的小毛病吹毛求疵”[6]。
帕泰森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任劳任怨能否带来精神福祉。按照高教会的行事方式，大家会一起庆祝所有主要的节日。而日常的教堂活动，他会安排一场场颂歌、《圣经》诵读和故事讲述。所有的活动都用莫塔语进行，歌词和《圣经》都由帕泰森亲自翻译整理，内容均为基督教主要教义和大事记。
每逢周日，主题就是耶稣的复活，接下来是“精神的馈赠”、“耶稣的诞生”、“耶稣的显灵”、“遭到背叛”（因为犹大叛变的歌词听起来太过恐怖，因此后来删掉了）、“升天”、“殉难”和“葬礼”。
很多人中途退出了。事实上，到1868年，也就是塞尔温主教第一次登临小岛20年后，除了几个奄奄一息的婴儿，只有26位美拉尼西亚岛民接受洗礼。这些人中有一位已经去世，还有两位回到先前“习惯性的冷漠，只差全盘否定他们的教导了”[7]。其余的人，只有12位接受了坚信礼。那一年，塞尔温从新西兰主教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回到英格兰，成为斯塔福德郡利奇菲尔德的主教。帕泰森为诺福克岛筹集的1万英镑是如何开支的没人清楚，不过也许确实花在了传教过程的某些方面。不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圣巴拿巴所需的经费主要来自帕泰森自己不菲的个人收入，还有他的亲戚夏洛特·扬写的宗教小说《雏菊花环》的版税，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徒捐赠。
不过，如果仅凭经费而没有学生主动贡献劳力，整个传教活动也无法顺利进行。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帕泰森不愿指责在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卡内加奴隶贸易，个中缘由其实是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和昆士兰与斐济的主教都在这些岛上招兵买马。帕泰森倾向于对奴隶贸易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以防止针对岛民的暴力、欺诈或者谋杀事件。不过，“只要异教徒能得到恰当的对待，能够看到一个运作正常的基督教群体”[8]，那么帕泰森无疑就可以从中获利。
岛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受到各个方面的盘剥，这也情有可原。帕泰森手下的欧洲传教士新西兰人约瑟夫·阿特金和爱尔兰人查尔·布鲁克回来时带来了几个小伙子。他们在这些小伙子的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汇报说岛民们“不好对付”。当几位传教士尝试给几个年轻人灌输基督教义时，他们要么爱理不理，要么大加反驳。到了1871年4月，帕泰森再次乘坐“南十字星号”轮船启程去招募教徒时情况变得更糟。
一路上，每经过一个港口，帕泰森都发现“黑奴船”已经先于他们到达。
帕泰森在莫塔岛（Mota）待了3个月，这是他13年前在此建立的根据地。8月19日，“南十字星号”路过此处又把他带上，驶往所罗门群岛接阿特金和布鲁克，他俩一个住在圣克里斯托波尔岛，一个住在恩格拉岛。布鲁克在岛上遇到两个充满敌意的首领，因此他在这里遭遇可谓惊险连连，不过他还是打算用帕泰森不喜欢的那种浮夸的“爱尔兰风格”把这段经历生动地记载下来。然后他们继续向东航行，去往人口众多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9月20日抵达暗礁环绕的怒卡普岛。帕泰森计划以这个小岛作为跳板，对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临岛开展福音宣讲工作。
据官方对即将来临的悲剧事件的记载，9月21日早晨，帕泰森给船上招募的新人开讲《圣经》早课，给他们讲述斯蒂芬殉难的故事。他以下面这段话作为早课的结语：“我们这艘船上所有的成员都是基督徒。任何人都可能要为了上帝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如《圣经》中的斯蒂芬一样。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我们任何人身上，在你身上或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今天。”[9]
没有人记录那些年轻的新入教者的反应（如果说有反应的话）。上午11∶30，一艘小艇从船上放下来，上面载着帕泰森、阿特金以及3名来自圣巴巴拉岛的本地毕业生，在桨手的努力下驶往等在暗礁里的6艘独木舟。小艇刚抵达就涨潮了，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靠岸。因此帕泰森转移到其中的一艘独木舟上，被带到海滩，而其他人则在小艇上等着。有3艘独木舟努力靠近小艇，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阿特金回答说他是从新西兰来的，而另外两个当地同伴分别来自圣克里斯托波尔岛（鲍罗岛Bauro）[10]和莫塔岛。“听到这些，”教会历史学者格雷姆·肯特说，“独木舟开始慢慢往后退去。突然，这些怒卡普岛民拔出箭来对着船上猝不及防的人一通猛射，大喊‘这是给新西兰人的！这是给鲍罗人的！这是给莫塔人的！’小艇上的4个人中有3个中箭！”
其中一个当地人中了6箭，另一个中了1箭，阿特金则左肩受伤。另一个当地人之所以能躲过去，是因为他见机钻到了船腹里。他们立即往后撤。“尽管受了伤，”肯特说，“这4个人还是拼死划回到‘南十字星号上’，船上心惊胆战的船员和学童帮助他们上了船。然后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岸上，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主教身上。那时，约翰·柯勒律治·帕泰森已经死亡。”[11]
帕泰森临死时的确切情况到现在依然争讼不断。在官方的教会档案里，帕泰森的被杀源于当地人的复仇，因为不久前曾有贩奴船上岛绑架岛民作为奴隶进行贩卖。然而，希利亚德说更大的可能是帕泰森给一个低等种姓的首领赠送礼物，无意中破坏了当地的习俗，帕泰森“给那个自认为是重要人物的圣克鲁兹人送了一个更轻的礼物，或者什么也没送”[12]。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帕泰森上岸以后，他和这个村子的头领，一个叫莫托（Moto）的人进了一间棕榈叶子盖成的小屋，当帕泰森在一个特意为宾客留下的垫子上躺下时，头领去为他拿食物。当他返回时，帕泰森已经死了，头盖骨被一个重木槌砸碎。
与此同时，阿特金决定与几个自愿跟随的学童一起返回岛上。船上的大副邦加尔德先生随身带着一把手枪，负责照看小艇。这时，上涨的潮水让他们可以撑着杆越过暗礁，他们上岸后发现主教的遗体已被清洗干净，几个村妇正打算将他掩埋。阿特金几人把主教的遗体带回“南十字星号”。第二天，约瑟夫·阿特金为帕泰森在海上主持了葬礼，然后将其遗体沉入大海。不久之后，阿特金破伤风发作，症状严重，“南十字星号”尚未抵达诺福克岛，他和另一个受伤的土著就去世了。船上那些新入教的美拉尼西亚年轻人相信，他们的新宗教已随着主教的离世而终结，经过很大努力才勉强劝服他们相信“学校”会继续坚持下去。
帕泰森为了基督教事业而“殉难”的事迹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悉尼发起成立了一个纪念基金。大英帝国则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政府派出拥有11门山炮的皇家海军“罗萨里奥号”（HMSRosario）单桅船，由A.H.马卡姆中尉率领前往怒卡普，于11月29日抵达。马卡姆向岛上发射了两枚40磅重的炮弹，然后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登岸焚烧村庄，捣毁独木舟。
马卡姆报告说岛民们“死伤惨重”，尽管没有统计确切的死伤人数。
帕泰森的纪念基金被用于建造圣巴拿巴教堂，这座石质教堂采用的是从德文郡进口的大理石，教堂高大庄严，彩色的玻璃窗户由英国艺术家和设计师爱德华·科利伯恩-琼斯爵士设计制作。小说家夏洛特·扬捐赠一架华丽的管风琴，传教士兼军火贩子托马斯·肯德尔从新西兰过来亲自监督教堂外部构造的松木接缝及装潢。教堂于1880年竣工。这时，约翰·塞尔温尽管有点不太情愿，但还是接替了帕泰森的职位。约翰是主教乔治·塞尔温的次子，1784年当他被选拔填补这个空位时才29岁。“我有时在祈祷他们不要让我做这个主教，”他向母亲透露道，“我内心完全没有父亲和帕泰森主教那么强烈的信念。”[13]
这就意味着约翰·塞尔温开始接任科德林顿（Codrington）的校长工作，要给布道团提供鼓舞人心的动力，但是从气质上来说，傲慢的宣传并不适合这项任务。因此不久之后，这项事业就衰落了。此事也预示他在诺福克岛的同僚会有同样衰败的命运。皮特凯恩岛民们即将独自面临一场社会动乱。1881年，乔治·胡恩·诺布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给自己的老友兼恩主费尔法克斯·莫尔兹比爵士写信说：“我很快就会漂流到死亡的海湾……这个事实既不可能瞒过别人，也同样瞒不过我自己，那就是我已垂垂老矣。我家老婆子也已疾病缠身。”
诺布斯所在的这个社区，1869年时已有326人，现在仍在持续增长。不过他们也经常招待来访的捕鲸人，大多数是从美国过来的，他们给岛上居民带来了大量烈性酒的同时，也给诺布斯带来了麻烦，即宗教复兴的文献席卷整个岛屿。后者因为其对布道团中的英国国教徒的诅咒而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许多人仍然对这些英国国教徒占领“他们的”岛屿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科德林顿学校的专横态度，他们尤感愤恨。诺布斯是唯一一个真正连通两个团体的人，他请求神职人员协助他传道。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但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维持道德水准不再进一步下降。据雷蒙德·诺布斯说：“布道人员说整个70年代‘岛上的丑闻’呈增长趋势，这一说法不无根据。事实上，仅1876年一年就有11起通奸案件被提交至首席治安官法庭，这足以证明他们的道德水准。”[14](www.xing528.com)
诺布斯决定请他的幼子锡德尼回岛接替自己的职务，成为岛民的专职牧师。锡德尼于1872年在英格兰被正式授予圣职，现在已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担任副牧师。一开始，皮特凯恩岛民强烈反对这一提议，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并送去一封请愿书恳请他回来担任牧师兼学校教师。锡德尼拒绝了。他和父亲一样有贵族的虚荣，因为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罗顿，且终生在英格兰为上帝服务。
随着诺布斯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他向科德林顿学校寻求帮助，希望从英格兰找到一位继任者，但最终并没有找到接班人。这就是新南威尔士总督奥古斯都·洛夫特斯勋爵——一个小贵族，终身依赖这个爵位的庇荫——1884年访问诺福克岛时的情况。他由自己的儿子A.B.B.洛夫特斯副官、中尉陪同，随行的摄影师记录他作为总督的行程。洛夫特斯勋爵在访问诺福克岛的四天里都住在弗朗西斯·诺布斯家。根据官方报道，他在诺福克岛的一次议会会议上当着这些前皮特凯恩岛民的面，“指责他们让岛屿变成一片废墟的生活方式”。在整个岛屿的8600英亩（合计3480公顷）土地上，只有不到180英亩（合计72公顷）土地得到垦殖。洛夫特斯还强烈反对他们的排外态度，尤其反对允许表亲之间结婚的习俗。相反，他认为英国国教徒的存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据《悉尼晨锋报》报道，岛上居民很“平静地”接受了总督的责骂，但依然我行我素。
族长诺布斯于1884年11月7日去世，葬在金士顿区，周围是这两个流放地的过世军官和流放犯墓地，这时，社区人口已达470人，但依然没有精神导师。这个精神空白很快就被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填补，他们是为挑战这两个社区的英国国教徒的统治而来。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他们提倡的宗教复兴引起了共鸣，尤其是帕泰森死后，当地人原来加诸其身的神奇权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陪伴帕泰森经历了那段致命航程的查尔斯·布鲁克因为与当地男童的同性恋丑闻于1874年被剥夺传教任务，英国国教徒在这里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1880年10月，诺福克岛的毕业生查尔斯·萨皮鲍纳与当地一个酋长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当地土著对英国军舰“白蛉号”（HMS Sandfly）纵帆船的船员发动袭击，当时他们正在调查恩格拉岛的海岸线，这一事件让英国国教徒的地位有所提升。当时鲍尔中尉率领的一个团队正登陆，其中三人被杀。鲍尔藏身于一株菩提树的空洞中，但很快就被发现了。他被殴打致死，尸体被吃掉。一个月后，英国派出“绿宝石号”（HMS Emerald）炮击此地作为回应，1881年初，装备16门火炮的“鸬鹚号”（Cormorant）在“南十字星号”接走塞尔温主教的同时到达此地。他们逮捕一些谋杀嫌疑人，装模作样审讯了一番之后就地处决。
塞尔温对这个程序内在的不公正表示“不安”。不过据希利亚德说：“美拉尼西亚布道团显然是一个政治组织，借友谊之名与英国最强大的军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地位由此得到巩固……”[15]
皮特凯恩社区却没有发生如此幸运的巧合。相反，诺布斯牧师过世才两个月，卫理公会传教士阿尔伯特·H.菲尔普斯爵士与同样受到委派的妻子来到了诺福克岛。到8月15日，他们已在帕金斯·克里斯蒂安家里为大约40名虔诚的皮特凯恩岛民布道。两周以后，他们在质量路边的平地上组织了一次福音节制会议。然而，他们的福音传送割裂了这个社区。10月5日，他们的对手举行了一次大型聚会，试图阻止他们在诺福克岛上建立正式的卫理公会教堂。皮特凯恩岛民家族内部也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派系之争，甚至动手互殴，首席治安官亚瑟·坎塔尔被迫招募临时警察，发誓恢复秩序。他的举动只取得了部分成效，卫理公会牧师继续吸纳皈依者。不到两年时间，以前的军营就被改成了教堂，1886年8月成为卫理公会的专职布道场所。
前皮特凯恩社区的分裂还不止于此。圣巴拿巴的阿尔弗雷德·潘尼教士当时写道：“今天的诺福克岛人，不管他们当时在皮特凯恩岛是什么样子，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阵营：即工作的人与不工作的人。”[16]
“懒惰的人依靠勤劳的人供养。很多人过着舒适的生活、住着精致的房子、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物让他们丰衣足食，还饲养着成群的牛羊和马匹。为了维持这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把家里打理得有模有样，把孩子抚养成敬畏上帝的人，有些人要在土地上进行耕作，有些人则到邻近的殖民地从事专业工作或进行贸易。
“另一方面，有些人如果不是这里蹭一顿午饭、那里蹭一顿晚餐就会饿死，因为他们不工作。如果他们饿死了，也没人会记挂他们；但是有些人却有妻儿要抚养，对他们来说，生活就很艰难了。”
他还说，那些捕鲸人只能赚取“微不足道的”利润，却不愿投身农耕，而这恰恰是能维持稳定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分歧在20世纪还在反复上演。然后，1880年代后期，让兄弟反目、母女离心的恰恰是宗教。1888年8月1日，一份有55个成年男性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将49岁的阿尔伯特·菲尔普斯及其妻子驱逐出境。牧师夫妇非常气愤，他们拒绝照此执行。但是这份逐客令却让菲尔普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两年之后郁郁而终，菲尔普斯夫人则返回了美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种下了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到1900年，诺福克岛上超过100人遵循卫理公会的教义。
不久之后，宗教分裂事件再次发生。1893年，两个来自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E.H.盖茨和A.里德乘坐一艘名叫“皮特凯恩”的基督复临派纵帆船来到这里，还带着两名来自皮特凯恩岛的访客。这两名皮特凯恩岛民已经在“自家”岛屿上拥有了很多信徒，又在不到两个月里劝服了乔治·胡恩·诺布斯的四子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当时在社区学校当老师，他宣布拒绝在学校教授英国国教的教义，因此立刻就被解雇。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记载，他“受到了各种迫害，比如放干他家水箱的水”。这种行为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1895年返回诺福克岛之前，他在悉尼接受了教会的任命，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长老和领袖，直到1906年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伦敦和悉尼的世俗政权越来越关注诺福克岛的社会状况。1896年，英国政府废除诺福克独立殖民地的地位，将其归置于新南威尔士政府的管辖之下。那年2月，新南威尔士总督怀康特·汉普登访问了该岛，岛上的状况让他深感震惊。粮食作物在田地里发霉腐烂，家畜四处游荡，很多住宅和公用建筑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大人穿得邋里邋遢，孩子四处疯跑。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岛上令人吃惊的司法行政状况。
汉普登立即委派两位官员“全面彻查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和岛上居民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条件，一处也不能放过，尤其要调查司法行政的行事方式，颁布的法律或命令的执行及遵守情况，以及我的前任们、该岛的总督所颁布的告示”。岛上的腐败之风暴露无遗，但能否带来一个持续而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则另当别论了。
【注释】
[1]Fox，Charles E.，Kakamora，Hodder&Stoughton，1962，pp.13-18.
[2]Fox，Charles E.，Kakamora，Hodder&Stoughton，1962，pp.13-18.
[3]Fox，Charles E.，Kakamora，Hodder&Stoughton，1962，pp.13-18.
[4]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43.
[5]Fox，Charles E.，Kakamora，p.17.
[6]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37.
[7]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37.
[8]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64.
[9]Kent，Graeme，Company of Heaven，pp.152 -5.
[10]太平洋东部的岛屿，位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省，是科隆群岛最东端的岛屿，面积558平方公里。
[11]Kent，Graeme，Company of Heaven，pp.152-5.
[12]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67.
[13]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80.
[14]Nobbs，Raymond，George Hunn Nobbs，1799-1884，p.95.
[15]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p.91.
[16]Penny，Alfred，Ten Years in Melanesia，1888，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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