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之风吹遍皮特凯恩岛的殖民史

皮特凯恩岛上，变革也在进行。1838年，一艘装载16门火炮的英国海军战舰皇家海军“飞行号”（HMS Fly）在小贵族拉塞尔·埃利奥特船长的指挥下到访皮特凯恩岛，他们发现岛上居民热切要求将这里正式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不久前一艘美国捕鲸猎船在岛上驻留了两周，船员们要求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男人们于是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岛上居民到现在都没有从这次恐慌中恢复过来。

此外，出生于皮特凯恩岛的爱德华·坎塔尔与那3个英国人诺布斯、巴菲特和埃文斯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诺布斯已经巩固了自己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由于缺乏兴趣，巴菲特领导的共同进步社已解散，他现在醉心于用当地产的梅罗树制作家具。他们的妻子则致力于耕种。没有一技之长的埃文斯则整天埋头于自己的菜园。

11月30日，埃利奥特船长踏上皮特凯恩岛的海滩，他发现到处都有人与他搭讪，请他为他们制定一部“宪法”，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大英帝国的认可，也得到了一部法典。于是，尊敬的拉塞尔·埃利奥特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仪式授予该社区一面英国国旗，并在船舶文件（ship’s paper）^[1]的基础上加了几条冠冕堂皇的细则。尽管英国议会直到1887年才承认皮特凯恩岛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岛民们却认为埃利奥特的文件就是帝国的官方许可文件。“无论男女，岛上年满18周岁的居民都拥有自由投票权”，这份文件至少确定了每年选举出的治安官的地位。船长还规定5至15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岛民们自己又增加了10条法律，包括对狗的控制、宰猫要受到处罚、到处乱跑的猪损坏财物要赔偿、土地的耕种、禁酒、未得治安官的许可禁止妇女登上来访船只等。

然后他们选举身材魁梧的坎塔尔做他们的治安官。

在这个仅有104人、男女各占一半的小社区里，治安官很难像在大都市社会那样在司法上超然物外，尤其当事情牵涉到坎塔尔自身时。据罗莎琳德·杨说，因为“一旦被激怒，（他）就可能采取残暴的行动”。^[2]她说，有一次坎塔尔与约翰·埃文斯发生了争执，“两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争吵升级后，强壮的坎塔尔像举起孩子一样把矮小的埃文斯举起来，用力扔进了猪圈，这样才结束了争吵，埃文斯受了重伤。”

坎塔尔再次当选。

1840年，诺布斯特别高兴，因为伦敦传道会的船只“卡姆登号”在罗伯特·克拉克·摩根船长的率领下来到皮特凯恩岛。牧师希斯先生与船长带着新南威尔士总督乔治·吉布斯爵士的礼物以及足够每家分配一本的《圣经》来到岛上。诺布斯招待了他们，这天白天加晚上完成3次祷告仪式后，“卡姆登号”迎着风扬帆起航，消失在地平线后。然而，“卡姆登号”在新赫布里底群岛^[3]遇到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他最近刚从英格兰返回，带来了一些萨摩亚语的《圣经·新约》译本，他们将其带上船。船只继续向前，来到坦纳岛（Tanna）^[4]，威廉姆斯与摩根船长、传教士詹姆斯·哈里斯、亚瑟·坎宁安一起登岛上岸。据教会历史学者格雷姆·肯特（Graeme Kent）说：“他们按照惯例分发礼物，而威廉姆斯和哈里斯则沿着沙滩寻找饮用水。”^[5]

“岛民们对他们并无敌意，不过显然也没有多少热情，但这两个传教士的行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岛民们本来正在准备一场宴席……他们突然担心威廉姆斯和同伴会像以前的欧洲人那样，悄悄溜进他们的宴席场地偷走食物。他们显然慌了神，一些埃罗芒甘斯人把这两个传教士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头领拉尼亚那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来访的欧洲人杀害，似乎正是他第一个抡起了棍棒。

“这些欧洲人转身向自己的船只跑去，坎宁安和摩根船长很快就爬上了船，因为他们走得没有那两个传教士远。哈里斯试着跳过一条小溪时跌倒，被岛民们用棍棒和长枪打死。威廉姆斯也踉踉跄跄地被一棍子打倒在地。这些埃罗芒甘斯人围着他用长枪猛戳，直到他断气。这些土著人将两位死去的传教士拖到大树下的灌木丛中，后来把他们吃了。”

第二年，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的原配伊莎贝拉（“桅杆”）也死了，标志着与第一批暴动者最后的联系纽带又断了一根。现在唯一的幸存者就是苏珊娜，她与“邦蒂号”上的暴动者一起航行时才14岁。她是爱德华·杨的第一任妻子，曾经砍下一个熟睡中的塔希提同胞的头。苏珊娜30岁时嫁给年仅15岁、第一个出生在皮特凯恩岛的男性星期四·十月·克里斯蒂安。两人婚后生子，这些暴动者终于有了孙辈。苏珊娜活到1850年才去世。

看到来访的船长夫人的穿着后，岛上女性改变了自己的服饰，改穿欧洲风格的衣服，传统女性服装已成为历史。那种高腰束身的衣服原本只是周末的盛装，后来却成为日常的流行装扮。这种新的着装得到了诺布斯和来访的神职人员的认可。然而，无论老少，这种保守的穿衣方式对抑制皮特凯恩男人的情欲却无济于事。女孩子戴上婚姻结的平均年龄下降到14至15岁间，而且结婚时常常已有身孕。^[6]

越来越多的船只造访皮特凯恩岛，1833年至1850年起码有350次停靠在这里。由于美国捕鲸猎船以此地作为补充淡水和新鲜蔬菜的固定停靠点，水手们用衣服、工具以及现金交换他们需要的淡水和新鲜蔬菜，皮特凯恩岛变得日益繁荣。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几个分支教派在太平洋各自拓展势力，用各自特定的《圣经》读本来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据伦敦传道会的官方记载：“1835年至1844年间，有34名英格兰男人和30名英格兰女人进入太平洋从事传教工作。”

然而，对诺福克岛影响最大的教派是英国国教会，其首领是作为信仰护卫者的维多利亚女王。起初，英国国教会的影响仅限于澳大利亚主教教区，当然那时的澳大利亚主教教区还包括新西兰。不过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任命32岁的温莎教区副牧师、剑桥出身的乔治·奥古斯都·塞尔温为澳大利亚教区主教时，任命文书上的一个错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教教区的北边界线没有写成34°30′以南，而被教会的官僚写成了“以北”，因此塞尔温的管辖范围不仅远超新西兰，甚至包括美拉尼西亚群岛。

宗教狂热者塞尔温无意纠正这个错误。相反，他听从了豪利的劝告，豪利怂恿他把新西兰当作“拯救之溪的发源地，让其流及太平洋的各个岛屿及其沿岸地区”。事实上，豪利引用的是约翰·威廉姆斯这个倒霉鬼的话，威廉姆斯有一句名言描述自己在塔希提的使命，即“作为拯救之溪的发源地，它将流向散布在茫茫大海上的无数岛屿和礁石”^[7]。显然，豪利劝勉塞尔温时，威廉姆斯在坦纳岛上被杀之后又被生吃的消息还没有传回坎特伯雷。

塞尔温于1841年12月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英格兰。他在海上学习航海技术，幻想着“一所中心传道学院吸引南太平洋岛上的人们纷纷前来学习”^[8]。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伦敦传道会，他们主张不通过宗教学校而通过新教和公理会来拯救灵魂。尽管伦敦传道会在其他地方遭到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挫折，在塔希提岛却比英国国教会先行一步。

比如，在福图纳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伦敦传道会于1841年派去两个萨摩亚教士参孙和阿贝拉，这两人带着妻儿花了三年在这里布道，改变岛民们的宗教信仰，直到1845年才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然而这时却来了一场流行病。当地岛民把这场流行病归咎于这些“神职人员”，将他们全部杀死。同年，阿诺德·默里教士派了两位当地教士前往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9]。两年后他回来发现，其中一名当地传教士上岛才几周就死了，另一个也只是勉强活着。尽管如此，他又留下两位替补人员，其中一个写道：“我们很高兴，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在岛上生根……几天前，一个异教徒来找我询问如何摆脱自己所信奉的神。我跟他说他所信奉的神什么都不是，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上帝，是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只有他怜悯我们的罪行与死亡，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

唉，根据历史学家格雷姆·肯特的研究，他的乐观用错了地方。“不幸的是，传道士在新喀里多尼亚几乎一无所成。”肯特写道，“第二次来的布道船带走了这些哭着喊着要离开的传教士。他们离开后不久，岛上就发生了内讧……那些被感化的岛民大多在这次内讧中被杀死。”^[10]

塞尔温一开始专注于他所建立的新西兰基地，三年时间里或乘船或走路，踏遍了周遭大大小小的岛屿。他的布道之行因为新西兰北端的一次毛利人的叛乱而变得举步维艰，这是传教士兼军火走私商托马斯·肯德尔的军火走私行为带来的必然后果。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他们是否具有神职授任的资格，塞尔温与树大根深的伦敦传道会的牧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尽管如此，塞尔温把辖区向北延伸至美拉尼西亚——包括诺福克岛在内——的热情丝毫也没有减弱。

变革之风在新南威尔士本土的势头也正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贵格会牧师詹姆斯·巴克豪斯和乔治·华盛顿·沃克的参与。他们于1837年向下议院的议会特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意见书，要求全面考虑囚犯流放问题。当时的会议由来自东康沃尔的威廉·莫尔斯沃斯爵士主持，他时年26岁，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莫尔斯沃斯因幼年时患有淋巴结核病而毁容，之后在剑桥读书时因与导师发生决斗而被开除，他听取了那些原则上反流放派的意见。他以对“澳大利亚流放地的恐怖细节”感到震惊来结束这次听证会，“眼前不断重现的惩罚与痛苦的场景时刻凌迟着人性中的每一丝善良和仁慈的情感，无处不在的鞭刑、成群结队的戴着脚镣手铐的奴隶……使得移民在内心对他人的痛苦逐渐麻木不仁，最后变得与这个巨大的监狱里其他的狱卒一样残忍。”

第二年8月，议会特选委员会把这个报告提交给下议院，得到了内政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以及殖民事务部副部长乔治·格雷爵士的坚决支持，流放制度即将结束。最后一艘新南威尔士运囚船抵达悉尼的时间是1840年11月。然而，大英帝国虐待横行的重灾区并未感受到莫尔斯沃斯爵士的关心，尤其是诺福克岛，他们对帝国的新动向没有做出一点反应，范迪门地的亚瑟港也一样，此外还有霍巴特。巧合的是，诺福克岛的肮脏历史中唯一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就住在霍巴特，即51岁的前海军军官亚历山大·穆肯奥克船长。

亚历山大又名亚历山大·M.肯奥克（M’Konochie），出生于爱丁堡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但M.肯奥克更通行的拼法是穆肯奥克（Maconochie）。亚历山大的母亲安·玛格丽特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穆肯奥克在家中的6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其中3个兄弟姐妹是他父亲婚外与其他女人所生。亚历山大9岁时，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叔叔艾伦·穆肯奥克负责他的教育。艾伦也是律师，1796年被任命为法官，并被授予米多班克勋爵爵位。起初亚历山大也有志于从事法律事业，但他在自己那个布满灰尘的书房里研究新的海洋开拓地图时，产生了对广阔世界的向往，因此15岁就加入了皇家海军。第二年，也就是1804年，在另一个亲戚、舰队司令亚历山大·科克兰的照顾下，穆肯奥克成为海军候补少尉。

穆肯奥克先在西印度群岛服役，后来尼尔森·霍拉旭去追击一支法国舰队，在特立尼达拉岛的帕里亚港，科克兰司令召集手下的军官到“胜利号”（Victory）的甲板上开了一次会议。科克兰提出让穆克奥克跟他做伴。“我站在后甲板上，”穆肯奥克说，“这时尼尔森勋爵从船舱里走了出来，腋下夹着一块大玻璃，走到我的背风面，对我说，‘年轻人，借你肩膀一用。’然后提出说要重用我，但登上船尾梯时他又改变主意了。他看起来很兴奋却又焦躁不安，发现法国舰队在航行……科克兰去了英格兰，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11]一年之后，尼尔森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成就了不朽功名。

穆肯奥克仍然留在西印度水域，从西班牙人那里学到了大量的知识。1810年，穆肯奥克加入亨利·范箫船长领衔的18炮双桅横帆船皇家海军“蝗虫号”（HMSGrasshopper）。第二年，他们在波罗的海护送一个庞大的船队时，遭遇了一波来自北方的极其反常的风暴。这次风暴摧毁了整个舰队。四艘战舰以及大约200名商人遇难，在荷兰海岸附近沉入海底。“蝗虫号”和他们的命运也差不多。

凌晨3点，穆肯奥克在值班，他们的船队挣扎着保持平衡，以免翻船。突然，他看到另一艘船被巨浪掀起，越过他的上风艏舵。“我大声叫喊，让他松开舵，从船尾通过。”穆肯奥克说，“由于我的错误，我们得救了……因为这时（那艘船）撞上礁石彻底沉没，无一人生还。我们从他们的船尾下通过，撞在同一块礁石上，再往前一点我们进入了一片只有七英寻深的平静海域，然后立即下锚。”^[12]

他们算是死里逃生，但是天刚破晓，风也静了下来，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队满怀敌意的荷兰舰队的包围之中。范箫船长别无他策，只能投降。他及手下船员全部成为阶下囚，被移交给法国人。穆肯奥克即将遭遇的经历让他目睹了囚犯的境况，这完全得益于狱卒对他的偏爱。对这个结果感受最深的自然是地球另一面即将纳入他管辖的数千居民。

我们对穆肯奥克被囚期间的事迹知之甚少。尽管穆肯奥克后来成为一名多产且专业的作家，但是在随后的作品里他显然不愿描述自己在监狱里的经历。我们了解到，拿破仑的士兵对英国人恨之入骨，他们强迫“蝗虫号”上的军官及全体成员在严冬里跋涉前往凡尔登，这里环境恶劣的查尔蒙特城堡和瓦朗谢纳城堡自1803年以来就用来关押英国战俘。穆肯奥克在这里被羁押了两年多，直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在这段时间里，穆肯奥克结识了同监一位无名的英国律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在法国度蜜月时，战争爆发了。穆肯奥克重拾对法律的兴趣，为了打发时间，这名律师答应指导他。后来被释放的穆肯奥克又加入了科克兰的军队。

穆肯奥克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1815年被提拔为皇家海军“特拉沃号”（HMS Trave）以及后来的皇家海军“卡利俄珀号”（HMSCalliope）的指挥官及船长。

为了备战滑铁卢战役，他们的军队被从加拿大召回英格兰，穆肯奥克的战舰作为先锋号被派去报告舰队的动向。他只用了19天时间就横跨大西洋，这是穆肯奥克参加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战争胜利后，穆肯奥克和其他数千人一样结清军饷退役。回到家乡爱丁堡，穆肯奥克与母亲一起生活。然而，关于他的战争经历，这里还有一个教训需要提及。他后来写道：“这个想法在魁北克时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大部分在诺福克岛得以实施，这是一条关于纪律的原则，即我的部下必须互相为对方负责。

“在我们的战舰上，常有害怕上战场的人开小差。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常常规定舰队的任何人都不许请假。因此我想到一种请假制度，要求那些被准假的人在同伴当值之前回到舰上，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与当值人员同等的待遇。这种制度实施以后，不是说从来没有人违反过这一协议……但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很少发生。”^[13]这样，团体责任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了。

据穆肯奥克自己说，退役后的六年里，他一反常态，变得无所事事。但是在寻找无薪工作的同时，他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研究的主题是他孩提时代的梦想，即英国和欧洲之外的广阔世界。穆肯奥克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16年，力谏政府在三明治群岛（夏威夷群岛的旧称）建立定居点，以免美国人或俄国人捷足先登。两年后，在另一本内容更充实的小册子里，穆肯奥克催促英国政府在好望角建立一个自由港，另外在太平洋沿岸的某个地方再建一个，为英国的国际贸易提供便利。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高层的关注，受到他的恩主科克兰勋爵的重视。但直到1821年母亲去世，并于第二年结婚之后，穆肯奥克才认真考虑建功立业的事。

穆肯奥克的新娘玛丽·赫顿·布朗恩出身于诺森伯兰的一个殷实之家，时年27岁，比穆肯奥克差不多小8岁。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823年2月，同年他们搬到苏格兰东海岸的法伊夫（Fife）定居。孩子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共有两个女孩、四个男孩。他们需要接受学校教育，但是法伊夫这个农村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因此他们全家于1828年搬到伦敦。穆肯奥克随即投入到“地理学一个分支的研究工作中去，这个学科也许可以称为伦理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穆肯奥克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学科。但随着对帝国边界这个学科的兴趣的增加，穆肯奥克在一年之内筹划成立了伦敦地理学会。这个学会很快得到国王威廉三世的关注与资助，并采用了现在仍然为人熟知的“皇家地理学会”这个名称。穆肯奥克是这个学会的创始会长，随后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首任地理学教授。

从1836年的一幅肖像画来看，穆肯奥克个子高高的、额头凸起、眼神有点多疑、高鼻梁，嘴唇线条清晰有形，只是嘴巴稍微有点小。画中的穆肯奥克穿着华丽的海军船长制服、左胸佩戴着汉诺威威尔夫皇家勋章的骑士标志，看起来总是在思考问题、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乔治五世还是摄政王时就规定不允许骑士使用“爵士”的称呼，尽管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尽管如此，穆肯奥克还是快速升迁到一个引人注目的高位。在草创地理学会时，他的一个前海军同事约翰·富兰克林船长加入了学会，他是一个拥有辉煌战绩的人。皇家海军“调查者号”（HMS Investigator）在绕澳大利亚航行时，富兰克林还在马修·弗林德斯手下当候补少尉。在探索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14]时，富兰克林已经成为弗雷德里克·比奇船长手下的二把手。1819年至1822年间，他带领一支远征队从陆路穿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的北极圈，行程8000多公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

穆克奥克与富兰克林成为坚定的盟友，新晋骑士富兰克林刚一得到范迪门地的副总督职位就正式邀请穆肯奥克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富兰克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一个承诺，即一旦富兰克林在殖民地站稳了脚跟，穆肯奥克就会被独立任命，但前提是先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一承诺也得到了殖民大臣格莱内尔格勋爵的认可。与此同时，伦敦监狱纪律改进协会（London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ison Discipline）找到穆肯奥克，向他咨询并请他帮助完成一份有关范迪门地制度效力的调查问卷。1837年1月，他们一抵达霍巴特，穆肯奥克就展开调查工作。他曾经谈到这个任务，他说：“我做这件事不是因为能得到好处，但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且我本身就有对社会事务进行观察、推理的习惯，我不可能长期受欺骗，事实上也不可能欺骗我，两个月之后我就调查清楚了问题的根源。”^[15]奇怪的是这个工作竟然要花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富兰克林取代了乔治·亚瑟上校，事实上亚瑟上校与这片广袤的南方殖民地的其他管理者一样残忍和残暴。(www.xing528.com)

最初，这两个海军军官配合默契。然而，亚瑟手下的一些官僚仍然在位，他们密谋离间富兰克林和那个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秘书。通过吹捧富兰克林让其心生傲慢，他们让富兰克林慢慢疏远了那个海军职衔高于自己的秘书。但真正的裂缝在于穆肯奥克对殖民地流放管理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在穆肯奥克与伦敦监狱纪律改进协会的通信中，他声称范迪门地的制度“残忍、多变、滥用；改革或树立榜样都无济于事，仍然只能通过极端严厉的惩罚才能维持。”况且，“一些最重要的法令都被政府自己系统地破坏了”^[16]。

穆肯奥克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意见会被视为机密。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报告被提升为政府官方文件，被莫尔斯沃斯委员会用来作为支持结束流放制度的依据。当他的报告被纳入总结报告时，富兰克林暴跳如雷。他说，除了让穆肯奥克辞职别无选择。两家人同住在政府大厦的同一屋檐下，因此情形变得极为尴尬。玛丽·穆肯奥克给他们的朋友乔治·贝克爵士写信说：“在这个物价昂贵的殖民地，我们所处的位置极为尴尬和艰难，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这里对孩子们来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关于富兰克林，她写道：“对于富兰克林夫人，我曾经感觉亲近；至于约翰爵士，我从来就没有太好的印象，自从我们迁居这里以后，这种不多的好感与日俱降。”

幸好政府大厦足够宽敞，可以让他们各自独立生活，直到穆肯奥克找到新的职位。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穆肯奥克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只能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把研究领域延伸到流放犯制度。成果就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关于流放犯管理的思考以及与澳大利亚流放地相关的其他主题》。这部书于1839年在伦敦出版，但书名更改为更简洁可读的《澳洲志》（Australiana）。

这部书引起了辉格党新任决策者关于流放制度的共鸣。是年年底，富兰克林给穆肯奥克通报了一个消息，吉普斯总督接到命令让他前往负责流放殖民地诺福克岛。穆肯奥克立即前往悉尼，亲自拜会乔治爵士并接受任命。这时，他对自己关于刑罚学的观点做出细化，将其发展成为极为详尽的“评价”制度。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既然刑罚无法作为有效的震慑手段，鞭打只能使囚犯与牢头都变得残忍（整个社会都容忍并鼓励这种行为），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在他的统治下，囚犯们被当作社会人来看待，而不是需要囚禁与鞭打的野兽。但他们获得这种新的礼遇，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同监犯人和对他们负责的当局政府。囚犯们关押的时间和条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完成给定任务的情况。

根据各自的劳动和表现，每个囚犯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分”，总分可能是5000分。^[17]一旦达到这个分数，囚犯就能获得自由回归社会。这个过程从该囚犯进入该体系时开始计算，“通过利用能够唤起忏悔和谦卑的目标，短时间限制和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结束后他们就可以完成正常分配的任务来获得积分，赚取住所、食品、衣物等。那些违反纪律的人将被扣分。囚犯获得记分牌后，还可以加入一些小团体，从中获得一些团体分。在此过程中，穆肯奥克把他与水手们在魁北克的实验结果应用在诺福克岛的管理上。

囚犯们在整个拘留期间，管理者尽量避免那些可能使其感到羞辱或剥夺其感知自己作为“社会人”的行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实施残酷的惩罚，如上脚镣、枷锁，“绑在十字架上示众”，堵嘴以及鞭刑。不再设计囚犯制服来羞辱他们，也不需要囚犯们在监管人员面前奴颜婢膝。作为负责人，穆肯奥克是囚犯积分奖励和假释或释放时间的最终仲裁者。

吉普斯本身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辉格党人，当穆肯奥克对他详细描绘自己的计划时，吉普斯听得津津有味，大概偶尔还会因为震惊而颤抖，发出一点响声。他早就意识到改革者的方案得到多方推动，但这无疑是摆在流放地总督面前的最激进的提议，尽管这个方案的改革进程是渐进式的。穆肯奥克汇报完他的改革纲要，对吉普斯的态度非常满意，他说吉普斯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物，公正、公平、宽宏大量”，对他也“非常和蔼”。^[18]但关于这个方案，其中有一点总督不能赞同。吉普斯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把这个制度运用到那些在岛上屡次犯事的人身上。这些人无法被纳入这个范围之内，该制度只针对那些从英格兰过来的新人。

穆肯奥克争辩道：“这么小的岛上关押着1500人，却一岛两制，且一制大大优于另一制，这将会在他们之间滋生猜忌与争吵，最终必将两败俱伤。”

吉普斯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提议放弃在诺福克岛上进行试点，”穆肯奥克说，“而到新南威尔士的某个废弃的不为人知的角落进行更小规模的实验……尽管已经看到了拦路石，我和乔治爵士最终还是会开山辟路，但我现在不得不勉强同意。”^[19]

那天晚上，吉普斯在日记中吐露了自己对这项事业的担忧：“穆肯奥克船长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所有关于流放犯的纪律中首先要改造的就是刑罚制度。”他写道，“这个意见可能符合人道主义，但我认为它不会为立法者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流放犯纪律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对为恶者具有震慑作用。”

这时，穆肯奥克正在急匆匆地赶回位于霍巴特的家中，卷起铺盖，准备与自己的家人一起搬迁到一个新家，搬到大英帝国最残忍、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去。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注释】

[1]船主随船携带的卫生、载货单或人员名单、保险、注册证明之类的法律文书，以满足航行目的地的海关、卫生、移民等方面的要求。

[2]Young，Rosalind，Mutiny of the Bounty and the Story of Pitcairn Island，1790 -1894，p.92.

[3]即现在的瓦努阿图，位于夏威夷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南太平洋群岛。

[4]新赫布里底群岛南端的一个岛屿。

[5]Kent，Graeme，Company of Heaven：Early Missionaries in the South Seas，Reed，1972，pp.84 -5.

[6]Lummis，Trevor，Pitcairn Island，p.157.

[7]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A History of the Melanesian Mission 1849-1942，UQP，1978，pp.1-1.

[8]Hilliard，David，God’sGentlemen：AHistoryoftheMelanesian Mission1849-1942，UQP，1978，pp.1-1.

[9]位于南回归线附近，是法国在大洋洲东南部的海外属地。除官方语言法语以外，美拉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亦通用于此。

[10]Hilliard，David，God’s Gentlemen：A History of the Melanesian Mission 1849-1942，UQP，1978，p.103.

[11]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6-7.

[12]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6 -7.

[13]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6 -7.

[14]位于北美大陆和北极群岛之间航道。

[15]Maconochie，Alexander，Supplement to Thoughts on Convict Management，1839.

[16]Maconochie，Alexander，Report to London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ison Discipline，1837.

[17]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pp.67-70.

[18]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pp.67-70.

[19]Barry，J.V.，Alexander Maconochie of Norfolk Island，pp.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