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6月底威廉·伯顿法官抵达诺福克岛，他对137名反抗莫里塞的囚犯发起正式指控，不过最终只有55人受到审判。陪同法官前来的皇家检察专员（Crown Solicitor）大卫·钱伯斯认为针对其他人的证据完全是无稽之谈，会成为司法界的笑柄，这些证据无一不是来自告密的流放犯。但既然这些人中有暴动的幕后决策者约翰·纳奇布尔，那么整个司法程序就不能只是走走过场。
伯顿法官曾是一名海军军官，是一名强烈反对天主教的英国国教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流放犯似乎“身处上帝创造的优美环境中却提不起热情，没有把它建设成天堂，反而变成了地狱”。囚犯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们看起来“面容苍老、形容枯槁、目光呆滞空洞，脸上的皮肤松弛……不忍直视”，[1]事实上，这些囚犯中年龄最大的才35岁，这使他尤其感到震惊。
审判是在紧邻流放犯营房旁专门建造的屋子里进行的。在法庭上，他们的代理律师是约翰·普莱斯多，此人因为酗酒，在岛上臭名昭著，曾经“在酒精的作用下”[2]辱骂一个叫丘奇的船长而被迫公开道歉。普莱斯多向四人组成的军事陪审团提出上诉，但几乎无人理睬。他们确定被告中有35人犯了罪，伯顿判处其中29人绞刑。伯顿正打算离开时，一个被判处流放的囚犯突然大喊：“法官大人，我们的罪行以前就宣判了，我们认为本应被判处死刑，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更希望已经被处决。把我们送到这里毫无仁慈可言，我不要求活命，也不需要别人怜悯，在这种条件下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伯顿深受感动。他写道：“对于这样的恳求，我的内心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向新任指挥官约瑟夫·安德森少校提出这个问题。
安德森1790年7月出生于苏格兰，15岁时加入第五十军团成为职业军人，参加过多次对法战争。他稳步晋级，1826年获得少校军衔。第五十军团于1834年调防新南威尔士，伯克几乎一眼就挑出了这个满脸胡茬、长相凶猛的苏格兰人，让他来掌管这个流放地。安德森和妻子玛丽带着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全家人于3月到达诺福克岛。玛丽是一位将军之女，他们八年前在英格兰成婚。
伯顿找到安德森与他商量流放犯的事情，他发现安德森对其治下的1400名流放犯相当熟悉，情报来源就是前任发展起来的那个密告系统。安德森勉强同意了伯顿的请求，答应回大陆请示总督之前暂缓执行绞刑。回到悉尼，伯顿法官满怀热情地向伯克总督和他的咨询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提议，有点讽刺的是他们给已被判处死刑的16名流放犯减刑为终身苦役。不管怎样，伯克最终同意派两名牧师前来听取那些注定要上绞刑架的人的临终告白。总督派去的人是温莎教区的英国国教教区牧师H.T.斯泰尔斯教士和罗马天主教的澳大利亚代理主教威廉·厄拉索恩神父。两人乘坐“伊莎贝拉号”（Isabella）于9月抵达，离行刑日期仅有一周。
他们一上岸就立即探访各自的教友。囚犯们的遭遇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后来成为主教的厄拉索恩神父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士兵被派来领我去监狱……现在我必须记下我所见过的最令我心碎的场景。
“监狱呈方形，其中一面有一排低矮的小牢房，以木瓦覆顶。狱卒打开第一道门说：‘躲开一点儿，先生。’我看到一股黄色雾气飘出来，那是关在其中的囚犯呼出的热气。
“雾气消散后，我走进囚牢，看到5个人被绑在一根横杆上。我真诚地与他们每个人交谈，等他们有了思想准备并得知他们的姓名后，我宣布谁可以暂时免除死刑，谁将在五天后被执行死刑。我就这样一间一间走过去，直到见完所有的囚犯。
“每个听到自己被判缓刑的人都痛哭失声，而那些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反而双膝跪地，感谢上帝，眼里没有一滴眼泪。这是事实，毫不夸张。”
两个神职人员都感到震惊，而随后在政府大厦参加的一个招待会更让他们惊骇。斯泰尔斯教士在报告中说：“我发现这是一次奢华的聚会，与我才体验过的人间地狱形成奇怪的对比。”
这里的“奢华”，加上军装笔挺的官老爷和衣着时髦的官太太，哪里是安德森所谓的“丰裕的生活”能形容！这里有进口美酒，每天有“成群成群的牛羊”提供鲜肉。此外，“鲜肉美酒，官员们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面粉更是只要象征性地支付两分钱就能买到一磅……我那座位于奥林奇溪谷（Orange Vale）的庄园也是人间天堂，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我们每年大约生产400磅上等咖啡……我家的家畜和家禽都在政府大厦旁饲养，有几十只火鸡、鹅、珍珠鸡，还有鸭子……我们制作出前所未见的好培根……公共制酪场就在我家旁边，岛上的官员、士兵和自由民每天都定量配给鲜奶和黄油。因为有这些供给，我们生活极为舒适，别无所求。”[3]
安德森下令在监狱大门旁竖起一个绞刑架，在绞刑架前建了一个足以关押半数囚犯的围栏，以便让囚犯在行刑时观看。而另一半囚犯则被关在监狱里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们也能从背后观看行刑场面。1834年9月22日，囚犯们被聚集在上述两个指定的地方，安德森站在他们面前，命令他们从自己同伴的命运中吸取教训。最后安德森说道：“如果你们谁敢妄动，我已授权围栏里的军官立即开火。”
第一批七人被从监牢里带了出来，他们穿着奶黄色的薄棉布衣，年龄最大的29岁，而年轻的威廉·麦卡洛克才21岁。麦卡洛克恳求斯泰尔斯教士替他给远在英格兰的母亲写信，请求她原谅自己。七人都被蒙上头，然后同时“垂下来”，囚犯们看着这个场景，默不作声。第二天，同样的“教训”在重复。随后牧师们乘船离开。
安德森这个吝啬的苏格兰人决定把那个临时审判室用来作为官员及其家人的教堂，并请求总督给他们派一名牧师主持圣礼。总督答应派斯泰尔斯和厄拉索恩前来，但没人愿意冒险过海送他们来到这个早已名声在外的“罪恶之岛”。在一个全部由男人组成的监狱里，每天晚上都会发生“有违天理的罪行”，而囚犯对此早已司空见惯，鸡奸几乎是新来者的入门仪式。事实上，1835年两个英格兰贵格会牧师詹姆斯·巴克豪斯和乔治·华盛顿·沃克应伯克总督之邀来到这里，他们当时很快就意识到存在这种“极端违背天理的罪行”，因而建议把监牢改为单人间。他俩在这里待了一个月，承担了一些牧师的工作，但直到1837年诺福克岛也没有常驻牧师。
安德森发现两个流放犯误入歧途之前对神学有所研究，其中一个是英国国教徒，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徒。安德森让他们主持祷告仪式以减免刑期，同时获得每周一先令的报酬。巴克豪斯也建议把审判室作为流放犯日常劳动之后学习阅读与写作的场所。安德森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这一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囚犯们从地里回来时已筋疲力尽，还常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学以致用，因为乞求怜悯或救赎也不可能让他们离开这座岛。
安德森不需要巴克豪斯督促就开始重建那些摇摇欲坠的木质监狱。几乎从到任那天开始，安德森就着手启动这个监狱建设项目。四面用围墙圈出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里面是一座八角形的石头建筑。这座建筑的环境既严酷又狭窄，还幽暗恐怖，很可能一开始就计划用以折磨身处其中的人，使他们疯狂，继而互相残杀或自杀。在鞭子的威胁下，囚犯们自己修建了这个人间地狱。
安德森的统治有点类似传奇导演塞西尔·B.德米尔[4]作品所展示的那样，他把奴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条件恶劣的田地劳作，另一部分则把巨石从采石场拖到位于汹涌大海与群山间的平地处的建筑工地。但是在诺福克岛，血是真实的，从囚犯的后背喷射而出，比如威廉·赖利在叛乱后的两年间里挨了1000多鞭，又如迈克尔·伯恩斯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戴着沉重的枷锁，忍受了至少2000鞭。这也不奇怪，他俩都是爱尔兰人，所犯罪行是“唱了一首歌”，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反抗大英帝国的爱尔兰民歌。[5]
相反，英格兰军官们则过着闲适惬意的日子。第八十军团的年轻海军少尉亚伯·D.W.贝斯特于1838年被派驻此地一年，他留有一本日记，他的日记中很少提到流放犯，记载的几乎全是统治阶层的社交享乐生活。譬如，1838年9月的某天，“对于诺福克岛上的单身汉来说是个美好的日子。我们打算第二天在餐厅举办一场舞会，舞会的形式前所未有。屋子四周布置了大量常绿植物，使它看起来像个凉亭。乐队演奏台上挂着一幅透明画，表达我们对客人的欢迎。晚餐室则布置得像军械室，门上的透明画上题着‘吃、喝、玩、乐’的字样”。
9月26日，“一大早起床，沐浴更衣，然后到管委会完成我的分内事。任务一完成，我就出去打猎，目标是一只野猫。7点钟回家。早上9点大伙儿开始聚集，被领进舞厅时，他们对舞厅的布置与装饰纷纷表示赞赏……舞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消夜接着开始。消夜同样让客人大加赞赏……一张丁字形长条桌摆在屋子中央，屋子另一端陈放着各种各样的诺福克岛美味。消夜结束后，大家互相祝酒唱歌。然后继续开始舞会，直到早上5点才散场……”
10月，他们组织了一场第五十军团对第八十军团的板球比赛。贝斯特征用一队流放犯帮他们准备场地，“场地的条件非常恶劣，车轧马跑、野草横生”。比赛当天，“群情激昂，营房里的男人们夺门而出，冲到板球场临时搭建的售票口和帐篷，以烟草为筹码竞相猜测比赛结果。12点半比赛准时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直到宣布第五十军团赢得比赛。这是我意料之中的结果，自从离开英格兰以来我们几乎没碰过球拍……一只尾巴上涂满肥皂的猪被放了出来，我们一群人跟在后面追赶取乐。尽兴后，我们把流放犯们和猪一起赶回营房，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晚餐已经准备停当。用完餐后，我们转战餐厅，继续跳舞，直到深夜……”
过往船只上到访的宾客也玩得兴高采烈。比如，1839年2月6日，“正在参加午宴的海恩先生加入我们的聚会，他是‘爱丽丝号’的指挥官。海恩先生是一个安静而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之一。我们很快分头寻找乐子，7点钟再次聚在一起共进晚餐。我们坐到很晚，听着特纳先生美妙的歌声。特纳先生有一副好嗓子，品位也不错，可惜缺乏科学训练。接近凌晨4点，晚会厅某个角落的喧闹声越来越大，有人在争吵，接着椅子横飞，旁观者随时会被砸中。暴风雨过后，闹事者彼此搀扶着回家睡觉，聚会就此散场……”
在对待流放犯的问题上，安德森刻板的做法给他们的毁灭埋下了种子。比如，他拒绝考虑巴克豪斯的建议，即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通行的做法：用牛耕地，同时用它们的排泄物来肥地。他让流放犯们在地里排成一排挥舞着锄头，在队伍两头安排了最强壮的人，由他们确定前进的步伐。中间跟不上步伐的人就要挨打，因此他们只能浅浅一锄便往前走，结果地里什么他长不出来。
这反过来提高了食物供给的成本。安德森试图用土豆取代玉米面作为日常口粮，流放犯们就开始造反，安德森以饥饿迫使他们屈服，由此获得了一个“土豆乔”的绰号。
由于过度依赖流放犯的奴役劳动，而流放犯又消极怠工，建设项目推进得事倍功半。驻地医生亚历山大·加马克医生让那些他认为病得太重或伤得太重而不适合劳作的流放犯“下岗”，这简直是给安德森出难题。指挥官安德森对加马克医生和那些装病逃差的人非常愤怒，1836年底，他启用经验欠缺的帕特里克·哈尼特医生来取代加马克医生。哈尼特医生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年仅26岁，1832年作为助理医师从家乡利默里克县（County Limerick）来到新南威尔士。哈尼特对安德森的要求言听计从，把每天的“病号名单”砍掉一半。那些被抓回来劳动的人包括一个新来者，即年轻的威廉·卡斯尔顿。他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而获罪，被判处七年流放，1830年乘坐皇家海军“旗舰号”（HMSAdmiral）来到悉尼。
在诺福克岛，卡斯尔顿声称自己患有“肠疾”，但也被送去劳动。第二天和第三天，他一直在申诉。哈尼特说他就是“偷懒”，还威胁要把他送到指挥官那里去。随后的一天，卡斯尔顿的狱友与他同来，发誓说看到“血顺着卡斯尔顿的腿往下流”。哈尼特兑现了自己的威胁，12月9日把卡斯尔顿送上法庭，处罚50鞭。行刑者把他捆在三戟刑具上，才打了37鞭他便奄奄一息。哈尼特命令把卡斯尔顿带下去，转移到一个孤岛式的流放犯医院，那是一座潮湿、闷热的石头房子，六天后卡斯尔顿在痛苦中死去。(www.xing528.com)
对于哈尼特和安德森来说，不幸的是，事发时自由牧师托马斯·阿特金斯恰巧在诺福克岛做短暂停留，狱吏亚伦·普拉斯称阿特金斯是“囚犯的朋友”，当时已经得到伦敦传道会的举荐，如果不是他，这一事件也就消失在历史烟尘中了。阿特金斯时年29岁，性格有点古怪，是个不太安分的人。他喋喋不休地对安德森的“暴政”提出抗议，经常与指挥官打嘴仗。他和安德森都在向伯克总督寻求支持。
伯克站在了安德森一边，阿特金斯怒气冲冲地乘坐殖民地的横帆船“菲利普总督号”离开了诺福克岛，于1837年途经莫顿湾来到悉尼，在这里他对安德森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珀斯公报与西澳杂志》（Perth Gazette and Western Australian Journal）一个匿名通讯员刊发了对他的采访，阿特金斯把拥有1500名流放犯的诺福克岛描述为“罪恶与污染的集散地”。这篇采访稿详细地描述了威廉·卡斯尔顿的死亡过程，以及阿特金斯与安德森之间的激烈争论。“听到这些，”通讯员评论说，“对于阿特金斯所说的安德森的手下及其周围的人只知阿谀奉承，毫无自己的思想，我们毫不惊讶。按这个自以为是的暴君（安德森）的性情和行为，仅凭经验，我们也知道情况属实。”
通讯员说，应该“召回安德森少校，他把这个流放地上军官们的住所变成了一个魔窟……即使不被解雇也应该受到谴责”。安德森和哈尼特的统治维持到1839年年中，但安德森少校还将继续他的军旅生涯。他和兄弟约翰将军最终在富饶的古尔本山谷（Goulburn Valley）获得8.5万英亩（合计3.44万公顷）土地，他也在军团中晋升为上校，退休后定居墨尔本。安德森后来还成为维多利亚立法委员会成员，任期在1852年至1856年，其主要工作就是阻止中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进入这片南方大陆。
哈尼特后来被指定为殖民地医生，在麦夸里大街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与他的大家庭则在莫纳诺的一个山坡上建立了家业。不过哈尼特没有机会享受退休后的牧场主生活，从诺福克岛回来才五年就去世了，年仅34岁。
安德森在诺福克岛上留下的不朽遗产就是那栋三层的粮仓，石头上刻有他的名字，此处后来被皮特凯恩人改为教堂；军事路（Military Row）（后改名为“质量路”Quality Row，这倒名副其实）的官员住宅群也是他的功绩之一；他也是那座几近完工的八角形监狱的奠基者。安德森还留下了一部风格奇异的记录人类苦难的历史，威廉·卡斯尔顿只是无数倒在他那专横的皮鞭之下的受害者之一。
安德森离开后，“鞭子手”之名传给了第八十军团的托马斯·班伯里少校。班伯里少校1839年1月抵达诺福克岛，但直到安德森离开才掌权。和安德森一样，他也是半岛战争的老兵，战绩颇佳。然而，班伯里出生于直布罗陀，是本杰明·班伯里少校和某个女人的私生子，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法去除的污点。班伯里来到诺福克岛时，父亲已去世，死状极惨。1827年，老班伯里与他唯一合法的儿子、18岁的亨利·米尔·班伯里乘坐轻便马车前往班伯里庄园外3英里左右的地方，但他们的马不知受到什么惊吓，最后翻车了。父子二人都被压在马车下，被马踩了3个小时，直到有人经过将他们救起，此时老班伯里少校已口不能言，弥留数日之后去世。托马斯·班伯里在两卷本回忆录《一个老兵的回忆》里没有提及他们死亡的情况。
托马斯·班伯里于1838年来到悉尼，上任之前与新任总督乔治·吉普斯爵士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并不成功，据托马斯·班伯里说，总督接待他时“傲慢无比、无端发火”，最后“不欢而散、互相厌恶”。然而，他决定在新岗位上大放光彩，离开悉尼之前就对岛上的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且制订了一个自食其力的计划，最显著的一项就是取消安德森禁止使用犁耙的荒唐规定。4月，他终于掌握权力，对病号名单提出了批评，并做出新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病得不能干活，那他也就病得不能吃饭。”
他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政策沾沾自喜。[6]“在医院排队自称患病者的队伍缩短了50%。”他写道。事实证明，这个新政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他确实没有其他什么事迹可供炫耀。在短短的任期里，一直困扰班伯里的是流放犯们随时准备逃跑，更严重的是，他治下的士兵又发生了一次暴动。
某天早晨一群军官去捕鱼，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渔网往岸边拖，此时流放犯们正在酝酿着逃跑。一伙囚犯瞅准机会，扑到海里爬上船，把甲板上由“模范囚犯”充当的船员扔到海里，驾着船逃往深海。据贝斯特少尉说：“警报立即响起，两艘各有4名士兵的快艇开始追踪，一进入射程就开火。逃犯们发现逃无可逃，只好扔掉手里的桨橹。他们被带回来后即受到审判，并被定罪，短短几分钟内每个人都挨了300鞭。”
暴动发生后，安德森留下的第五十军团的人想把班伯里拉下台。那些即将离开的士兵把自己开垦的菜园、棚屋以及存储的自种蔬菜和其他粮食作物都卖给了第八十军团的人，聚集在旧营房背后一个叫作“爱尔兰镇”的地方。班伯里很快意识到把他们从农场重新赶上战场让他们心生怨恨，尤其是在这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农产品与那些“病得吃不了东西”的流放犯交换他们从军官那里偷来或捡来的物品。班伯里认为（这倒没有冤枉他们）那些棚屋就是他们的交易点，也是流放犯们存放赃物的仓库。
7月1日，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班伯里命令一个监工带着一群流放犯扒掉了其中一个菜园棚屋。消息传到了部队驻地，当拆迁队来到爱尔兰镇时，“群情激奋的”[7]士兵们赶跑了拆迁人员。班伯里得知他们的忤逆行为后，给驻军士兵下达命令并斥责他们，同时宣布要立即拆掉棚屋，由他亲自担任监军。
班伯里纠集了一支拆迁队伍向爱尔兰镇进发。他看到“一支三四十人的队伍从新军营里闯了出来，带着上膛的火枪向我站立的地方冲了过来”。班伯里站在原地，寸步不让，他说谁敢上前一步就砍掉他的头。“除非你们踩着我的尸体过去，否则想都别想！”班伯里说，他们这种行为等同于叛乱，是死罪。然而，还没等枪声响起，天上就响起了一声炸雷，士兵们退回他们形成“武装”准备行动的军营走廊。
雨水缓和了暴动者的紧张情绪，班伯里从对峙处退了回来。他说：“最后他们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但是要求每天定量供应与新南威尔士本土品质相当的烈酒。”班伯里对此不予理睬，告诉他们说单身士兵本不应该用菜园营利，他现在打算把他们从菜园里撤出来，并声称以后由政府菜园供应蔬菜。政府每天将从他们的薪水里扣除一分钱，如果有瓜果供应的话，还需另外扣除半分。士兵们不乐意了，这也不奇怪，因为供应量和必需品的缩减已经使他们的薪水降到每天不足六分钱。1838年11月4日到岛上给天主教徒流放犯担任牧师的阿奇迪肯·约翰·麦肯罗目睹了这次暴动，认为责任在于“愚蠢的”班伯里。
7月23日，班伯里终于向吉布斯总督提交了报告。除了对暴动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外，他还对前任的殖民地管理方式进行了直接而含蓄的批评，不仅提到士兵的菜园，还说军队没有每天例行巡逻，也未受到检阅，总而言之“纪律涣散”。然而，安德森此时还在悉尼，他以苏格兰人的愤怒对此做出回应。吉布斯显然认为，他最初对班伯里的坏印象不无道理，因此下令把他召回。班伯里在悉尼苦熬了9个月，之后被派往新西兰的岛屿湾，他在这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经过与毛利首领的一轮谈判之后，南岛最终纳入英国的统治之下。
出生于爱尔兰的托马斯·赖安少校临时接管了诺福克岛，但是英国议会和白厅发生的事很快改变了作为流放地的新南威尔士的现状，南太平洋上极端暴力而臭名昭著的状况得到革命性的改变。
【注释】
[1]Burton，Religion and Education，p.154，quoted in Hughes，The Fatal Shore，p.477.
[2]Sydney Gazette and NSW Advertiser，3 October 1834.
[3]Anderson，J.，Recollections of a Peninsular Veteran，1834，pp.152 -4.
[4]美国电影制作人，被誉为美国电影之父，最有名的作品为《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
[5]Hughes，The Fatal Shore，p.480.
[6]Bunbury，Thomas，Recollections of a Veteran：Being Personal and Military Adventures in Portugal，Spain，France，Malta，New South Wales，Norfolk Island，New Zealand，Andaman Islands，and India，vol.2，p.320.
[7]Bunbury，Thomas，Recollections of a Veteran：Being Personal and Military Adventures in Portugal，Spain，France，Malta，New South Wales，Norfolk Island，New Zealand，Andaman Islands，and India，vol.2，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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