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福克岛还没从暴动的震荡中走出来,大洋彼岸皮特凯恩岛上的居民又陷入冲突的旋涡。这次冲突迫使岛上居民迁移、回流,背井离乡,不知所措,而始作俑者就是他们的指挥官——一个与莫里塞最癫狂时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人。
这次冲突酝酿了很久,激烈骚乱前曾有过数次轻微的动荡。斯坦斯和皮蓬船长1819年到访后的五年里,先后大约又有13艘各类船只造访该岛。大多数捕鲸船都是前来寻访淡水和蔬菜的,皮特凯恩岛的岛民们也乐于提供。詹姆斯·亨德森船长率领的“大力神号”(Hercules)上的一个印度人给他们赠送了急需的木工工具和大号铁锅,岛民可以用来从海水中提取盐分。后来这些工具又被用来作为蒸馏器,酿制新款山茶酒,就是这种酒给最初的暴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浩劫。亨德森返回印度后在《加尔各答杂志》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征集捐赠物,以便在下一次前往南美时,能向皮特凯恩人赠送犁具、炊具,甚至一艘7米长的快艇,这样他们便可以去往比原始独木舟能划得远得多的海上打鱼。
1823年10月,英国捕鲸船“赛勒斯号”(Cyrus)停靠在附近海面上,船长约翰·霍尔与约翰·亚当斯谈了大半个晚上。现在岛上已有45人,亚当斯也已56岁。亚当斯关心的问题是,除了自己教他们识文断字之外,岛上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根据19世纪末爱德华·杨的一个后人罗莎琳德·杨的记述:“船长答应尽其所能……还问(船上)是否有人愿意接受亚当斯的请求留下来。犹豫了几分钟之后,26岁的年轻人约翰·巴菲特走了出来。”[1]
巴菲特在老家布里斯托是一个细工木匠学徒,自己跑出来加入皇家海军,但他所乘坐的船在圣劳伦斯湾失事,他被海水冲到加利福尼亚海滩上。巴菲特想方设法从加利福尼亚来到檀香山,加入“赛勒斯号”。罗莎琳德·杨写道:“与他同船的有个大约19岁的年轻人,名叫约翰·埃文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因为爱着巴菲特,他决定留在岛上,为此他从船上逃了下来。
“因为身材矮小,埃文斯试图藏进一个树洞里,等船开走了再露面。尽管他的计谋并未得逞,但还是被允许留下来成为皮特凯恩岛上的一员。”[2]
巴菲特很快安顿下来,几个月后与内德·杨的女儿多萝西成婚,亚当斯主持了他们的婚礼。之后不久,小个子埃文斯牵起了亚当斯的女儿蕾切尔(Rachel)的手,她比他大将近10岁。据罗莎琳德的记述:“亚当斯老人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然而这事还需要女儿自己做决定。她的回答简短而坚决:‘试试看吧,爸爸。’”埃文斯送给她的戒指“是一个用帽贝壳的外环做成的东西”。他们没有生育子女。
亚当斯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庆祝皮特凯恩岛上有了新鲜血液,因为暴动者的后代终于开始了杂交的进程,基因变得多样化。暴动者的后代中没有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他打算拥立巴菲特作为皮特凯恩岛未来的头领,然而,他的这个心愿是无法实现的。
1825年,皇家海军“茂盛号”(HMSBlossom)在弗雷德里克·比奇船长的率领下来到皮特凯恩岛,比奇在岛上驻扎了16天。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岛上男女各35人,其中只有五人是塔希提岛上迁移过来的土著。村子有五栋房子建在一个临海的斜坡上,其他房子与之相距甚远。
来访者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房子里吃饭,食物是用塔希提式的土灶做的,但盛食物的器皿则是各种西式餐具和陶器,在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的儿子星期四·十月家更是如此。比奇告诉岛民说,他们闭门造车所制定的日历多年来都是错的,于是主人星期四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星期五·十月·克里斯蒂安。
通常男人先吃饭,女人伺候好他们后再单独吃饭。
根据比奇的报告:“甘薯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或烤或煮,有时也与可可豆混合做成蛋糕,吃时涂上山茶树上提取的糖浆。猪肉是难得一见的美味,人们主要以水果和蔬菜为生。虽然简餐陋食,但起得早,运动又多,他们倒也很少生病。”
现在巴菲特已承担起施教的重任,尽管他手头只有一本《圣经》和一本《公祷书》[3]。亚当斯每周除周末外,还要举行不少于五次的祷告仪式。这个幸存的暴动者已成长为一个老练的族长,族里的一切习俗与争端都由他来裁定。在与比奇的几次谈话中,亚当斯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比如“邦蒂号”上的暴动(到目前为止,在此事件中他只是一个目瞪口呆的旁观者)、皮特凯恩岛早期的杀戮生活(跟以前的说法一样)。
比奇不是傻子,他抄录了爱德华·杨的一部分日记,比对着斟酌亚当斯所述的真假。比奇离开时,杨的日记还保存在亚当斯那里,不久后就“丢失”了。尽管如此,这个海军军官并没有找到需要提请英国政府干涉该岛事务的理由。事实上,他对巴菲特的学校教育和宗教教导赞赏有加。“作为一个造船工匠和细木工,他也是一个聪明的技师,对于岛上的人来说大有帮助,很受民众欢迎。”[4]接下来的三年里,生活平静,一如既往,只有一个重大变化:约翰·巴菲特重启酿酒装置,开始生产山茶酒。不久他又教会年龄较大的女孩纵情声色(起码是为他自己服务)。结果是他最少拥有两名私生子。[5]
1828年,有两个人突然驾驶18吨重的海豹猎船闯入皮特凯恩岛,并坚决要求留下来。这俩人很古怪,一个是美国人,名叫诺亚·邦克,另一个是出生于爱尔兰的逃兵,从青年时代起开始用乔治·胡恩·诺布斯这个名字。诺布斯是一个幻想家,他为自己的家庭背景编造了许多不同的故事,邦克则对约翰·巴菲特说他们的船是从秘鲁的卡亚俄(Callao)出发,前往远海捕猎海豹。他们向南航行了200公里,船上其他的成员登陆宰杀捕来的海豹,然后剥皮,而他和诺布斯则继续向南航行。
据诺布斯的玄孙雷蒙德说:“他们返程时发现船上的船员和救生艇都不见了,于是邦克举债装备了这艘船。由于担心回去后交不出海豹皮债主扣押他们的船,邦克建议他俩一起前往皮特凯恩岛。诺布斯回答说他早就这样想了……因此俩人来到该岛。”[6]
事实上,很可能是这俩人抛弃了船上其他成员,偷了这艘船。以亚当斯为首的岛民对他们的话深表怀疑,因为亚当斯本人就是老练的假话大王。横跨太平洋,行程5600公里,邦克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八天的仔细审查后,亚当斯最终还是允许他们留下来。邦克对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深感痛苦,往事不堪回首,他自己也不愿再提起。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的孙女佩吉拒绝他的求爱后,邦克选择了跳崖。按照罗莎琳德·杨的说法:“由于某些原因,他没有坠亡,自杀意图也未能实现。”[7]然而,不久之后,邦克还是服用过量的鸦片酊自杀身亡。
爱德华·坎塔尔曾照顾过这个美国人,他声称邦克把他们的船赠送给了他。但诺布斯拒不接受,他把船拆散,用拆下来的木板为自己建了一栋房子。坎塔尔当然不可能原谅他。
亚当斯时年已59岁,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诺布斯毛遂自荐要担任族长继承人,把巴菲特和其他可能的人选都排除在外。为了支持自己的要求,诺布斯声称自己的父亲是英国贵族,而母亲杰迈玛·弗伦奇是爱尔兰准男爵的女儿,其实两者都是虚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女仆的私生子,与贵族毫无关系。不管是不是私生子,总之,他是一个弃子,被亲生父母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夫妇,他们住在英格兰郡雅茅斯附近,这个地方与他最后落脚的地方同名,也叫诺福克。
对于亚当斯和皮特凯恩岛上那些对大英帝国怀有敬畏的普通人,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他们产生尊敬甚至是崇敬之感。但此人的故事某些部分听起来不那么可信,那就是关于他们疯狂的探险生涯的。诺布斯说自己12岁从家里逃出来远征海洋,在七年时间里与大自然进行了惊天动地的搏斗,还遇到过西班牙海盗。
真相还是一团迷雾。诺布斯很可能在12岁应征入伍,之后在不同的军舰与商船上服役。弗朗西斯·罗顿-黑斯廷在印度担任总督时他可能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伯爵来做他的“父亲”。然而,诺布斯显然早在1824年就已打定主意要来皮特凯恩岛了,因为在便士报和传教士口中,这个岛犹如蓬莱仙境一般。
诺布斯住进新居3个月后,一个比利时商人朱尔斯-安托万·穆伦豪特造访皮特凯恩岛,寻找志愿者与他一起到西面的岛屿采珍珠。穆伦豪特对诺布斯的行为不以为然。现在亚当斯已失去往日的权威,诺布斯把这个社区搞得四分五裂。巴菲特在这间房子布道、做祷告,诺布斯则带着另一群人在另一栋房子里做同样的事。“我把他拉到一旁,如实告诉他我是怎么想的。”穆伦豪特写道,“……这些善良纯朴的人在毫不了解他的情况下就接纳了他,而他却对着这些人布道,真是既可笑又荒谬。”[8]一年后,一名船医罗伯特·格思里来访,他的话加强了这一观感,据雷蒙德·诺布斯说:“格思里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不仅狡猾,而且‘太傲慢,从不下地干活’,是一个‘自私、貌似虔诚的伪君子’。”
巴菲特与亚当斯也陷入(全面)冲突,尤其是在宗教上。在《圣经》选读和布道上,老族长只选择《圣经·旧约》。巴菲特通过耶稣基督代祷[9]来讲解宽恕和救赎的概念时,老人指责他破坏了自己所做出的严格规定。诺布斯看到了机会,他选择支持亚当斯,通过这种方式来离间巴菲特与亚当斯的关系。他还联手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的孙女萨拉来支持他的诉求。1829年3月亚当斯去世,但未来的头领由谁担任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
诺布斯建立自己的学校后,巴菲特的学生很快就只剩下8个,而诺布斯的学生则有15个,二人间的权力之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诺布斯已经说服居民用公共储备的食物(肉和蔬菜)给他支付报酬,这样他就不需要“下地干活了”。巴菲特预感大势已去,因此交出了土地,但心中的愤懑却久久不能平息,而且愈演愈烈。两人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与父亲同名的爱德华·杨试图缓和他们的关系。诺布斯的领导地位巩固前,杨是当地社区家庭纷争的主要调解人,以避免亲人之间陷入互相残杀的状态。
然而,在此之前整个社区几乎都被卷入混乱与困惑的旋涡之中。事实上,这种情况在1825年就已现出端倪,当时亚当斯对比奇船长说,他所担心的是岛上的资源很快就要枯竭。比奇也有同感,他把亚当斯的担忧报告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引起了约翰·巴罗爵士极大的兴趣,他是推动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的关键人物。亚当斯曾经要求让他们搬迁到新南威尔士或塔斯马尼亚,但传教会和他们在塔希提的代表强烈建议他们回到“家乡”。有一个名叫珍妮·杨的皮特凯恩女人曾经于1817年乘坐美国捕鲸船离开皮特凯恩岛,现在就住在塔希提。[10]珍妮告诉传教士(也许是传教士杜撰的)岛上其他人都想像她一样离开。
传教士们早在1797年就乘坐“达夫号”(Duff)来到了塔希提岛,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由于受到塔希提女人百无禁忌的性诱惑而离开了教会,其他人则逃到了新南威尔士。到了19世纪初,伦敦传道会的亨利·诺特教士得到了塔希提国王波玛尔二世的支持,波玛尔二世于1815年受洗入教。因此传教士们在塔希提群岛的影响力颇强。
到1831年,皮特凯恩岛上的人口增长到135人,但是人口随时都可能有爆发式的增长,因为岛上有87个女人,绝大多数到了生育年龄。现在,男人们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在遥远的伦敦,政府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了”,因此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既是作家又是行政长官的巴罗曾经出版了一部名为《“邦蒂号”的暴动与陷落: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Eventful History of the Mutiny and Piratical Seizure of HMSBounty)的书,强力支持皮特凯恩岛岛民迁往塔希提。这个提议获得了成功。驻扎在印度的海军总司令和新南威尔士总督拉尔夫·达林下达命令,派亚历山大·桑迪兰兹率领皇家海军“彗星号”(HMS Comet)、三桅帆船“露西·安妮号”(Lucy Anne)前去执行迁居任务。
他们于1831年2月28日抵达皮特凯恩岛,桑迪兰兹“向居民们通告他们此次任务的目标”。[11]第二天,他召集各家各户的主事人参加会议。“我向他们充分说明,迁居大溪地还是继续留在当地,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我要求亨利先生尽可能详尽地给他们介绍了大溪地的情况。亨利现在是新南威尔士政府雇来的远征向导,他对大溪地的风土人情和律法所知甚详,也参加了波玛尔国王和其他首领主持的关于土地、防卫和帮扶承诺的会议,因此很适合负责解释工作。”大约一半皮特凯恩人马上就同意搬迁,第二天“剩下的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事实上,皮特凯恩人的想法很复杂。作为暴动者的后代,在英国法律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忧,对皇家海军的威严心怀敬畏,不想招惹那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人。他们有一个天然的愿望,想去看看他们的塔希提籍母亲与祖母念念不忘的土地。无论如何,按桑迪兰兹的说法,“所有人立即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甘薯、土豆、家什等一切能用的东西都打包装船,以便转运到即将前往的地方。直到3月7日,居民才全部登上‘露西·安妮号’。”一路顺利,16天后他们抵达帕皮提港(Papiete Harbour),才发现这个岛目前“处于已故国王之女波玛尔女王的统治之下,但遗憾的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内战即将爆发”。[12]
据《联合服务杂志》(United Services Journal)一个匿名通讯记者1831年5月15日的报道,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很多部落首领打算背叛女王。双方冲突的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女王希望在她统治的社会里重申“性爱本能无罪”,而传教士们则坚持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准则,即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www.xing528.com)
公开的战争是避免了,但皮特凯恩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据穆伦豪特说:“让这些纯朴善良的人陷入这样堕落的旋涡真是糟糕透顶。他们抵达后所接受的第一次道德教育就是看到大约50名塔希提妇女从岛上游到他们所在的船上,当着他们的面与船上的水手调情取乐,这样的放荡行为使他们一刻也不想停留,强烈要求回到自己的家园。”
穆伦豪特的叙述有点夸大其词。皮特凯恩人也许被亚当斯、巴菲特、诺布斯以貌似庄重的形式改变了宗教信仰,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具有正常性欲的人,这不是清教徒的戒律所能改变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塔希提岛的流行病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在赐给他们的肥沃土地上才生活了六周,就有六人患上热病,其中两个男人还各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4个月后,他们打算回到自己的老家,但还未成行又有11人濒临死亡,其中包括社区的中坚人物星期五·十月·克里斯蒂安和爱德华·杨。
诺布斯对他们回家的计划持反对态度。他已经与波玛尔女王拉上了关系,波玛尔女王收养了他还在襁褓中的儿子鲁宾,想把他和自己的孩子一同抚养。巴菲特率领那些愿意返回皮特凯恩岛的人离开,穆伦豪特为巴菲特与其家人率领的先遣团准备了一艘采珍珠的纵帆船,让他们回去照料当时留下来的牲畜和庄稼。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他们一度甚至困在豪勋爵岛(Lord Howe Island),克里斯蒂安的一个家人死在这里。
在塔希提的皮特凯恩人卖掉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在一个欧洲社团的协助下,最终筹到一笔钱,租了一艘美国双桅横帆船“查尔斯·达盖号”(Charles Dagget),于1831年9月2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皮特凯恩岛。这次回家对他们来说利弊相伴。他们这个小小的社会不仅损失了17个成员,更严重的是,在与塔希提社会接触后,那里的恶习在他们的成员中成为星星之火——当年塔希提岛的原住民被外来海员用朗姆酒腐蚀,妇女对性的随意态度也被利用了——一回到皮特凯恩岛,他们就点燃酿酒装置,很快“酗酒和淫风又重回该岛”。[13]
有些岛民向伦敦传道会请求重派一个牧师取代已染上酒瘾的巴菲特和诺布斯,坎塔尔家族的要求尤其强烈。伦敦传道会还未来得及答复,一味催化剂已混入这个不稳定的混合体,这味催化剂仿佛是由复仇之神设计的。此人以一个幻想家和骗子的形象出现,与他相比,诺布斯为自己想象的贵族出身仿佛一个美好的白日梦。自称约书亚·希尔勋爵的这个头发花白的高个子臆想狂于1832年10月从塔希提岛乘坐三桅帆船“玛利亚号”(Maria)来到皮特凯恩岛,声明是英国政府派他前来接管岛上的事务。
希尔很快发现诺布斯整天醉醺醺的,皮特凯恩岛整个社会四分五裂。[14]这种糟糕的境况为他篡权夺位提供了条件。希尔刚来时与诺布斯住在一起,但是不到两个月,他不仅解除了诺布斯的教师职位,还把他从自己的房子里驱逐出去。现在这里成了政府大楼,希尔勋爵则是它的终身主人。最少有一半岛民站在他这一边,领头的是坎塔尔家族。希尔攫取权力时,查尔斯·克里斯蒂安不得不牵头与诺布斯、巴菲特和埃文斯结成松散的联盟。
1833年5月30日,皇家海军“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来到皮特凯恩岛。查尔斯·弗里曼特尔船长上岸访问,后来他在报告中说他对希尔的善意持怀疑态度。“以希尔先生这个年纪的绅士(60岁),再考虑到他那世袭的尊荣,特意从英格兰跑到皮特凯恩岛定居是不可思议的。我一开始认定他是某种冒险家,他的目的可能是作恶而不是为善。(但)他既然砸碎了所有的酿酒器具,并组织了戒酒协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在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去帮助他。”
唉,弗里曼特尔船长本应该相信他的第一感觉。希尔生于1773年,可能在美国出生,但他的早年生活至今仍是一团迷雾。现在我们知道,希尔于1830年离开英格兰出发前往夏威夷,但这里的总督拒绝赐给他土地。1831年10月,希尔想方设法来到了塔希提岛,此时皮特凯恩人离开不过数周。朱尔斯-安托万·穆伦豪特立即对他展开了调查。“传教士们相信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穆伦豪特说,“他们把希尔带到女王面前。”然而,穆伦豪特这个比利时人发现希尔是一个“像孩子一样虚荣、傲慢无边、内心充满危险幻想的人,任何人只要反对他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仇。”希尔说服“玛利亚号”的英格兰船长把他捎到皮特凯恩岛,事实上,这些传教士看到他离开心里也乐开了花。
弗里曼特尔离开后,希尔开始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敌人。他公开指责诺布斯、巴菲特和埃文斯是“讨厌的外国人”,指控他们通过婚姻窃取岛民们与生俱来的土地所有权。巴菲特后来写道:“我们和家人收到他发来的信函,要求我们立即离开。”希尔作为法官和陪审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下令以鞭打羞辱他们。巴菲特和埃文斯从坎塔尔家族一个结实的男孩手中夺下了鞭子,诺布斯则因卧床不起而躲过了这一劫。
1834年3月8日,捕鲸猎船“托斯卡号”(Tuscan)一靠岸,希尔就命令巴菲特他们离开。据雷蒙德·诺布斯说:“打算前往塔希提的斯塔沃尔船长、船医贝弗雷德里克·内特和伦敦传道会来的两个传教士对这些英国人的困境深表同情,主动提出把他们和家人带到塔希提去。”男人们离开了,但他们的家人却留了下来,这是希尔虚张声势的策略。传教士们对希尔凌驾于自己之上没有提出抗议,对他驱逐那3个人也没有表示异议。到达塔希提后,巴菲特成了一艘商船的大副,诺布斯则带着埃文斯去了甘比尔群岛(Gambier Islands)做传教士。然而,三人都向位于瓦尔帕莱索的英国当局写信和诉状申诉冤情。
再回到皮特凯恩岛。希尔分别任命老中青三代人担任不同的职务以加强自己的统治。他们建造了一个监狱来关押那些他严苛统治的受害者,希尔还确保监狱不会闲置。然而,阿克顿勋爵对于权力的腐败倾向的论断,不可避免地施加于独裁者虚妄的自尊。亚瑟·坎塔尔11岁的女儿因为偷甘薯被带到希尔面前,他决定对这个小女孩处以死刑。希尔把坎塔尔叫到面前,告诉他自己的决定。这位父亲无法接受,希尔抓起剑,两人扭打在一起。战况并不公平,另一个路过的年轻人跑回家拿来火枪,威胁要打爆希尔的头,才结束了这个局面。坎塔尔身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但希尔的恐怖统治事实上也就此终结。据罗莎琳德·杨说:“他们允许他站起来,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虽然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他从此无依无靠、不再受人爱戴。直到永远离开皮特凯恩岛时,他才拿回自己的剑。”
这件事发生在1837年,此时诺布斯、巴菲特和埃文斯已经回来了。诺布斯、克里斯蒂安与巴菲特家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永远无法修复,但乔治·胡恩·诺布斯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诺布斯继续担任教师和牧师,而让约翰·巴菲特在一个称为“共同进步社”(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的工作坊全职给年轻人传授木工技术和他新学会的航海技术。
【注释】
[1]Young,Rosalind,Mutiny of the Bounty and the Story of Pitcairn Island,1790-1894,pp.55-6.
[2]Young,Rosalind,MutinyoftheBountyand theStoryofPitcairn Island,1790-1894,pp.55-6.
[3]《公祷书》是圣公会的祈祷用书。是圣公会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保存圣公会信仰的重要途径。
[4]Barrow,John,A Description of Pitcairn,London,1845,quoted in Nobbs,Raymond,George Hunn Nobbs,1799-1884:Chaplain on Picairn and Norfolk Island,Pitcairn Descendants Society,1984,p.19.
[5]Lummis,Trevor,Pitcairn Island,p.137.
[6]Nobbs,Raymond,George Hunn Nobbs,1799-1884.
[7]Young,Rosalind,Mutiny of the Bounty and the Story of Pitcairn Island,1790 -1894,p.68.
[8]Nobbs,Raymond,George Hunn Nobbs,1799-1884,pp.12-13.
[9]即耶稣基督代人祷告,这是《圣经·新约》中才出现的概念。
[10]Young,Rosalind,Mutiny of the Bounty and the Story of Pitcairn Island,1790 -1894,p.60.
[11]1831年5月31日,桑迪兰兹呈给海军少见E.欧文爵士的报告。
[12]1831年5月31日,桑迪兰兹呈给海军少见E.欧文爵士的报告。
[13]Lummis,Trevor,Pitcairn Island,p.142.
[14]Lummis,Trevor,Pitcairn Island,p.142.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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