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莫里塞三十多岁前的生活可谓不温不火，平淡而普通。莫里塞出生于1780年，他的父亲老詹姆斯·托马斯是胡格诺派的金匠，为英国贵族打造佩剑和鼻烟壶而出名。老詹姆斯与珍妮塔·塔德韦尔结婚后在帕丁顿（Paddington）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詹姆斯就出生在这里。这个男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798年作为海军少尉加入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志愿军第80团。作为一个18岁的少年，他曾请人替他画像，从画像上看，精心修剪的黑发下是一张年轻而阴郁的脸。
莫里塞乘轮船前往印度，那是他所在部队的驻地。莫里塞在部队恪尽职守，于1800年晋升为中尉。此时，英国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事正紧，他被派往驻埃及的军团，到达时正逢庆贺亚历山大战役胜利。之后五年，莫里塞未获晋升，因此在英格兰休病假期间，他花了1500英镑在第48团捐了一个船长的职位，随即投入发生在西班牙的半岛战争（Penisular War）[1]，对手是拿破仑的军队。莫里塞在此服役期间无所建树，但是1811年5月16日这一天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莫里塞31岁。在阿尔布厄拉战役（the Battle of Albuera）[2]中，他被法国火炮的碎片击中，脸部受伤严重，此后面容犹如魔鬼。
莫里塞的一个军官同僚福斯特·法因斯船长后来这样形容他的模样：“一边脸比另一边长出一大截，一只死鱼眼像印章一样戳在额头上，大嘴直接裂到眼角，露出一口毫无用处的森森白骨。”[3]莫里塞的后人说这是军刀砍出的伤口，然而莫里塞亲口告诉法因斯，这是“半岛战争送给我的礼物：一枚32英寸的弹壳击中了我，把我打成碎片……身上所有的骨头都碎了，昏死了一个星期”。
这个创伤不仅损害了莫里塞的身体，也改变了他的灵魂。伤愈之后，莫里塞又回到军团继续履职，团中诸人因为恐惧和尴尬总是避开他。这个恐怖的伤痕让他愤懑不已，越来越愤恨。不久，他感觉必须找个突破口来发泄心中的愤怒，那些长相俊朗的手下成为他折磨和残害的首选目标。1817年，第48团调防新南威尔士，可以疯狂地惩罚手下的流放犯，让他兴奋不已。
1818年12月，莫里塞被任命为纽卡索（Newcastle）的指挥官。在一次视察中，麦夸里总督注意到莫里塞对流放犯劳动管理的“高效”。目光敏锐的毕格委员发现莫里塞是自己之后又一个酷爱严刑峻法之人，特别赞赏他对不同囚犯都有独特的惩罚办法。被提拔为少校后，莫里塞于1823年11月调往巴瑟斯特[4]，接替威廉·劳森的职位。劳森曾经与W.C.温特沃斯以及富裕的自由民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发现了一条翻过蓝山前往富饶大平原的路，平原上住着维拉度里（Wiradjuri）人[5]。
其时，澳大利亚土著人正在抵抗帝国的入侵，布里斯班总督宣布对该地区进行军事管制，莫里塞则领导着旨在扑灭起义的报复性劫掠行动。布里斯班对此感到高兴。正如他向诙谐的巴瑟斯特勋爵所报告的：“我感觉有必要提一下他们在巴瑟斯特的做法，他们把75个人分为一个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治安官带领从不同方向深入内陆……这种做法让这些不幸之人一直处于警觉状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他们那个伟大而最好战的首领外号‘星期六’，一直和我在一起，我已经取得了他的谅解，而他和他的部下参加了11月28日在这里举行的年度会议……”
然而，尽管对黑人的穷追猛打使他获得了一定的满足感，但莫里塞真正的目标是获得布里斯班授予的至高无上的惩罚权，即到诺福克岛任职。1824年，莫里塞请假回英格兰当面向巴瑟斯特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就是）让那些恶棍变得规矩点儿的人……即使惠灵顿公爵搜遍整个大英帝国的军队，也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我了解他们的一切伎俩。”[6]
为了强调他的承诺，莫里塞还大秀如何控制囚犯的种种细节。“离开英格兰之前，我每天都去弓街（Bow Street）拜访伦敦的每一个位警察。我简直对当兵感到耻辱，哈哈哈，每天无所事事却领着工资。”[7]巴瑟斯特对莫里塞提交的严厉镇压流放犯的“优秀制度”印象深刻，急切地向新任总督拉尔夫·达林推荐莫里塞。这个46岁的残疾人确认自己的薪水每年高达600英镑，可谓优渥丰厚，现在他终于可以把那个来自怀特岛的23岁年轻女孩路易莎·艾米丽·沃克斯搞到手了。他们离开英格兰后一年，沃克斯就为他生下一个女孩珍妮塔·路易莎。
莫里塞与约翰娜·德亚赛在新南威尔士育有一子，名叫安布罗斯·澳大利亚·格莱珀·莫里塞，1825年1月22日出生，2月6日在帕拉马特的圣约翰教堂受洗。莫里塞与德亚赛相识于巴瑟斯特，他们很可能是在1824年即莫里塞返回英格兰之前结婚的。然而，自结婚后，莫里塞就拒绝承认他们的关系，也不认与她生的孩子。
在前往诺福克岛任职途中，莫里塞在悉尼短暂停留，达林总督对他的任职提出异议。尽管在对待流放犯方面，他与莫里塞意见一致，但莫里塞的妻子与孩子的出现却带来了一个问题。按照达林的命令，莫里塞的妻儿必须留在大陆。但莫里塞非常固执，坚持要求妻儿陪同前往。达林还注意到麦夸里港、莫顿湾（Moreton Bay）及其他地方的总督每10个月只有182英镑的薪俸，莫里塞600英镑的年薪“很可能会引起不满”，尤其令人不满的是，莫里塞还能额外领取一份中校俸禄。[8]
直到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命令后，达林才任命莫里塞担任有名无实的警督，但莫里塞却不愿接受。接下来的两年里，莫里塞与悉尼和白厅[9]反复交涉，过程可谓艰辛。最终，他放弃军俸，僵局才打破，1829年莫里塞接到命令，继续担任诺福克岛的副总督。然而，他的行程再次推迟，这次是自己请求延后赴任。莫里塞在纽卡索的那段时间里，流放犯们被铁链锁在磨盘上，成日成月干着单调的磨面工作，不死不休，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想要一副这样的刑具。2250英镑，天哪，英国殖民部拒绝支出这笔开销，并建议“用其他惩罚方式来取代花费甚巨的磨面机”。[10]
莫里塞打算接受这个新挑战。
1829年5月26日，他总算到达诺福克。那时，他的第二个女儿伊迪丝·茱莉亚·伊莱扎已经出生，与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妻舅亨利·沃克斯。沃克斯捞到一个代理副教长的职位。莫里森夫人自己还带了一个女仆。
指挥官惩罚的权力受到限制，最高只能罚300鞭，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如此，但是没有限制鞭刑执行的次数。莫里塞也有权把囚犯囚禁在仅能容身的单人小牢房，只提供果腹的食物，无须请示其他部门即可加刑三年。但事实上，莫里塞掌握手下500名甚至更多囚犯的生杀大权，还可以设计官方规定中没有提到的其他惩罚措施（替代磨面机）。比如，他可以让刽子手设计更重的木筏，足以碾断囚犯的肋骨；他可以用粗糙的木塞塞进囚犯口里来增加他们的痛苦；他可以让他们戴着沉重的锁链干活，也可以把他们赶到水深及腰的海中切割石块和珊瑚；他还可以把他们关进福沃首倡的“哑牢”，沉入充斥着自己与他人的排泄物的黑水之中。这些手段在莫里塞到达诺福克的数月里被他挨个使用。既然没有牧师愿意照顾这些讨厌的家伙，莫里塞只好每周日亲自为自己的统治祈神护佑，所有人被迫集中起来聆听从他那丑恶的歪嘴里喷出的训斥。
囚犯们又造反了，这是必然的。一队被铁链锁在一起的苦役，从采石场散工回去的路上对监工发起袭击，他们用镐柄把他打翻在地，用锤子一顿乱砸，任其自生自灭。然后他们砸碎铁链，从监工身上掏出钥匙，释放其他囚犯，并准备冲击莫里塞的驻地。然而，监工并没死，恢复知觉后他踉踉跄跄地赶在他们之前拉响警报。首先到场的是查尔斯·斯特尔特船长。
斯特尔特船长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第一个发现了默里-达林盆地。后来他满脑子想着的是要找一处内海，最近一次远征是深入马兰比季河（Murrumbidgee），归来时他已是精疲力竭、疾病缠身。尚未回到驻地，出发前往诺福克要塞的信号让斯特尔特满血复活，他迅速做出反应，召集所有卫兵，封锁监狱的全部出口。
在监狱里，囚犯们花了一整晚制订暴动计划，然而到早晨他们发现自己处处居于下风，最后只好投降。他们都被挂上沉重的铁链，锁进狭小的牢房。不过，一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从斯特尔特那高高的窗户跳了进去，说如果斯特尔特能关照他，他就说出谁是罪魁祸首。探险者斯特尔特急匆匆来到牢房的墙脚，等待行动的信号。然而，他等来的却是半木桶粪水。
恶作剧者这次看错了人。这个平时温文尔雅的军人在哈罗公学接受教育，与其他贵族子弟如艾伦·坎宁安、约翰·奥克斯利、汉密尔顿·休谟等人交往密切，这次他真的被惹火了。在莫里塞的鼓励之下，斯特尔特把围墙内的70个人拉出来轮流架到三脚架上鞭打。
斯特尔特在岛上的日子变成了噩梦，尽管有计划送他前往新西兰定居或为达林远征，他还是被迫返回英格兰休假。回国途中，斯特尔特本已下降的视力再次受损，以致完全失明，尽管还有一丝治疗的希望，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康复了。
两个流放犯劳伦斯·弗拉伊内和亚伦·普赖斯分别记录了莫里塞统治下的经历。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反应为恐怖统治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普赖斯是英国人，和帕特里克·柯林奇一起被分配给一个有产业的悉尼商人维卡斯·雅各布做仆人，普赖斯住在梅特兰（Maitland）附近的下亨特谷（Hunter Valley）。和柯林奇一样，普赖斯从雅各布家逃出来加入帕特里克·赖利领导的丛林劫匪。然而，他们抵达诺福克岛后，爱尔兰人柯林奇选择了继续反抗，而普赖斯则选择了屈从，后来的三十多年里，他从流放犯转变为警察的帮凶、治安官、监工，最后成为总工头。
弗拉伊内和许多同伴一样，是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爱尔兰年轻人，在都柏林犯了盗窃罪，于1826年被送到新南威尔士。之后的四年里，他反复逃跑，直到当局失去耐心，将他发配到诺福克岛。在将他运送到诺福克的“露西·安”（Lucy Ann）号船上，弗拉伊内被打得遍体鳞伤，露出森森白骨，身上爬满了蛆。到达诺福克岛时，他已奄奄一息。弗拉伊内后来写道：“我的双肩实际上已经腐烂，发出的恶臭连我自己也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上岛就被派去运送腌牛肉，卤水渗入我本已腐烂且坏疽的肌肉，刺痛难忍，我真的只求速死。”[11]
对于普赖斯之流，弗拉伊内打心底里瞧不起，他写道：“只有用人血来交易才能求得赦免。”在福沃的制度下，普赖斯之流就是告密者。这种情况在莫里塞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摧毁了囚犯之间团结一致的任何可能。弗拉伊内知道这些人就是他的敌人，他们“可能采取任何背信弃义或血腥的行动，不管这样的行为有多肮脏或多恐怖”[12]。
不久后，弗拉伊内被带到莫里塞跟前，随即被送往采石场开采石板。指挥官对他的辩解置之不理，直接判了他100鞭。但他不甘接受这样的惩罚，反身冲着上校直骂暴君。莫里塞说，从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话。“我说他们都知道这么说的后果。‘但我还是毫不掩饰地用英语对你说你是个尼禄那样的大暴君。’”[13]
弗拉伊内在回忆录中回顾往事时很有可能虚张声势，但无可怀疑的是，莫里塞当时对摧毁这个爱尔兰年轻人的精神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下令额外再加100鞭，并亲自站在旁边监督，确保每一鞭“刽子手都用尽全身力气”。两个月以后，由于殴打告密者，弗拉伊内被再次带到莫里塞面前，莫里塞早已等候多时。他幸灾乐祸地对弗拉伊内说：“我将罚你300鞭，分三次进行。”
第100鞭抽完后，弗拉伊内被送回监狱待一周，等待后背结痂。莫里塞派温顺的助理医生亚历山大·加马克去看他能否经受第二次100鞭而不至于死在三脚架上。弗拉伊内要求一次打完了事，九尾鞭抽完之后他被扔回小牢房。为了减轻痛苦，弗拉伊内把配给他的饮用水倒进石头地板的低洼处，往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把火辣辣的后背泡在尿水混合物里，剧烈的刺痛过后痛苦渐渐缓和。“我身上仿佛爬满了蛆和寄生虫。”他说，“连我自己都讨厌看到自己的样子。”[14]
悉尼来的政府船只“菲利普总督号”（Governor Phillip）带来了一个减轻犯人痛苦的命令，规定一次犯法最多只能处罚100鞭。劳伦斯·弗拉伊内被释放后回到流放犯社区，之后不久，一个更可喜的减轻痛苦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发现在总督官邸干活的两个流放犯女孩偷了副总督的东西，但只被关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个女孩是他的同乡，那天晚上他找到一条通道潜入她们所在的牢房。“她们太了解上校对我的态度了。”弗拉伊内写道，“她们同样对我惹怒上校感到担忧。”事实上，这也为那天晚上酣畅淋漓（尽管小心翼翼）的性游戏增加了刺激感。这件事他到死都记忆犹新。
弗拉伊内之所以暂时得到解脱，是因为都柏林出生的新任总督理查德·伯克下达的命令。他所颁布的法案于1831年开始生效，该法案宣布刑事案件的审判由人民陪审员取代军事委员会，并把施加于流放犯的刑罚限制在100鞭之内。总体而言，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伯克倾向于自由派，尽管他对诺福克岛没什么兴趣。莫里塞意识到伯克不可能像达林一样默许自己施虐的治理方式。而且，当时殖民地盛行活跃的小报，爱德华·史密斯·霍尔编辑的《悉尼箴言报》（Sidney Monitor）对诺福克岛尤为关注。霍尔曾帮助成立新南威尔士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林总督被召回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霍尔直接写信给巴瑟斯特勋爵的继任者、殖民大臣戈德里奇勋爵，他在信中写道，诺福克岛上的流放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简直就是人形妖怪。就算诺福克岛上这些可怜虫是魔鬼而不是人，他们也不该受这样的罪呀！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残忍的虐待了”。他回顾了毕格专员的报告，莫里塞在纽卡索时，由于经常实施鞭打，其治下的囚犯背上“满是沟壑，布满疤痕”。“那些被雇来负责殖民地建设的官员，如莫里塞上校之流，他们都会实施暴政，但是在英国皇家政府挑选的官员中，莫里塞是最不合适的”[15]。
对于岛上的其他军官，除了偶尔有囚犯暴动或谋杀监工或自相残杀制造的紧张气氛外，这里的生活异常单调乏味。譬如，福斯特·法因斯船长刚到岛上时大发感慨，“没有哪个地方的景色比诺福克岛更优美有趣。”[16]他写道，“这里气候宜人，每天都像在天堂一样。岛很小但土地肥沃，长满了柠檬、番石榴、石榴、番荔枝和其他水果……一年四季果实累累，岛上大部分土地一年到头地铺满绚丽的柠檬果。对我来说，诺福克岛就像仙境一样，与新南威尔士比起来真是太美了。”
“山谷里长满各种外来植物，河水清澈见底、甜美可饮。如果是来参观，十天半个月都可能意犹未尽。悬崖陡峭，汹涌的海水在数百米外滚滚而来，撞击着崖底。”然而，数月之后，法因斯就开始哀叹自己的命运了。“很快我就熟悉了岛上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我酷爱射击和锻炼，但每天的重复运动让我厌烦。很多日子里，我弓着腰爬上皮特山……只求能远远看一眼远方的轮船。无数个日夜里，我就在这种心情中煎熬度日。”
法因斯也不缺排忧解愁的法子。鲸鱼定期光顾，他尤其喜欢看它们受到长尾鲨围攻的样子。他写道，长尾鲨“咬住鲸鱼，垂直跃起，又重重摔下。我曾数过，一条鲸鱼在一个小时内遭到五条鲨鱼攻击，鲸鱼挣扎着上下翻滚，常常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1831年的一个周末，莫里塞夫人的兄长亨利·沃克斯带着两条赤毛赛特犬和两条大纽芬兰犬来到一处岩石上的钓鱼点，他的流放犯仆人、朋友恩赛因·弗特斯克，勤务兵米利甘和另一个流放犯与他一同前往。沃克斯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线上，据法因斯记载，“海水突然从岩石上退下去数百码”，随后又涨了上来，“米利甘冲向弗特斯克，把他扑倒在地，自己的一条腿踏进岩石缝里，勇敢地抓住他，直到海水退却，卷走眼前的一切”[17]。
弗特斯克和米利甘很幸运，他们都逃过了这一劫且未受伤，沃克斯、两个流放犯和四条狗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一切都被远在四分之一英里（420米）外的人们看在眼里。沃克斯泳技高超，还有四条狗陪伴。他们（本来）最有希望逃生，因为沃克斯比其他人靠近岸边。但这只是假设，事实上，他们都成了鲨鱼的腹中之食。”这个事件给了莫里塞夫人沉重的打击，她病倒在床，数周后才能起身。
总督府举府哀悼。就在那时，莫里塞申请2560英亩（1036公顷）土地的请求被政府驳回。指挥官与囚犯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莫里塞开始饱受头疼的折磨，情绪变得极端消沉，即使最残忍的鞭笞场景也无法让他摆脱这种阴郁的情绪。但是当他申请解除职务时，戈德里奇勋爵通过总督答复说，“莫里塞上校应该还记得，是他自己恳求承担现在的职务，诺福克岛上的这类流放犯，正是他得以担任指挥官的主要原因”，语气颇为不满。(www.xing528.com)
戈德里奇的答复对莫里塞简直是火上浇油，让他愈加愤懑。1832年开始，他的情绪开始大幅波动，一会儿怒不可遏，遭罪的自然是那些囚犯，一会儿又消极厌世，对管理殖民地完全丧失兴趣。按照玛格丽特·哈泽德的说法：“当时空气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暴戾气息。无法遏制的暴力行径在监狱中盛行，总是暴力对暴力。为了应对增多的犯罪，鞭笞也相应增加，而鞭刑的频繁使用又进一步加剧了犯罪。”[18]
诺福克岛自身似乎也愤怒得发抖。1832年5月29日，普赖斯在日记中写道：“大约早上5点，我们感觉到一种类似地震的剧烈震动，几个囚犯被掀翻在地。军官们说山头在剧烈震动，他们也很有可能遭到掩埋。政府大楼铃声大作，延续了好几分钟，居民们纷纷寻找安全出口逃离。莫里塞夫人昏倒在门口。岛上每个人心中惴惴不安，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莫里塞颓丧期间，法因斯船长挑起了管理的责任，他的管理方式就是鞭子，很快他就得到了“鞭笞者法因斯”的绰号。现在岛上已有750名囚犯，他们睡觉时这个人的头挨着那个人的脸，每张吊床只有20英寸（50厘米）宽，上层宿舍里挤进多达120个人。
囚犯们靠得很近，这为他们制订暴动计划提供了机会。在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里，同性性行为成为发泄的捷径。事实上，不久之后，诺福克岛就成为“反常”性行为的代名词。
随着莫里塞退居幕后，法因斯开始担心惩罚措施无法贯彻实行。“在盘问的过程中，一个年长而可靠的治安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自从指挥官不再掌政，就没有哪一次惩罚是真正执行的。”他写道，[19]“第二天早晨，我去警察局巡视，让我震惊的是，（惩罚）名单上的名字多达50个，他们来自各个不同团体……岛上的流放犯多达近千人，图谋犯罪的重刑犯翻了一番。”
法因斯急匆匆地赶去政府大楼。“我恳求（莫里塞）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并指导我怎么应对。‘你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吧。’莫里塞这么回答。”俩人争论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实施鞭刑，最后法因斯在争辩中提出，要么由他来执行指挥官的权力，要么他将袖手旁观。莫里塞说：“我是你的领导。我会在第一时间把你驱逐出去，向上级报告你有暴动的嫌疑。”法因斯转身就走，回到自己的住处。“很快，”他说，“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我收到一封公函，授权我来行使惩罚，与警察局的授权如出一辙。我一刻未停就赶了过去。”赶到地点，法因斯给22个流放犯判处的最低刑罚是50鞭。“这次事件的处理迅速又及时，情况很快就好转了。”他写道。
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顺利。“根据治安官（亚伦）普赖斯每天给我的情报，他从流放犯那探知他们正在策划一场暴动。”法因斯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在流放犯中“规则至上已成为共识”。但是第二天晚上，一个囚犯被杀害在自己的吊床上。随后，普赖斯马上“就过来了，就像往常一样趁黑跑过来找我”，再一次拉响了警报。他写道：“警铃一响起，岛上的每个人都会过来向你打探情况。”为了表示感谢，法因斯给普赖斯递上一杯白兰地。普赖斯拒绝了，他说：“喝酒会把我引上邪路，把我变成流放犯。”
这伙流放犯的头领约翰·纳奇布尔是英格兰准男爵、曾经的海军军官的儿子，现年42岁，他被流放后沦为铁匠。他们计划接管诺福克岛，把残忍而漫长的厄运留给莫里塞与法因斯。他们打算把莫里塞和法因斯吊起来，临死前再放下来，剁成四块，分别丢到岛上的4个罗经点。普赖斯和另一个告密者詹姆斯·莱奇威克则要被活活烧死。
第二天早晨，警铃又响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接下来的一天还是如此。到第四天，监牢里传来一声枪响，囚犯们纷纷冲向守卫。“守卫们表现得非常英勇，在自卫的过程中杀死两人，其他人都受伤了。”法因斯记录道。300人从工地冲进来加入战团，他们的武器是农具和采石工具。士兵们从堡垒里跑出来吊起大门。
“我们所处比混战人群高出80码。”法因斯写道，“我只能边跑边喊。当时我下达的命令是‘各自开火’，我的手下照此执行……我们推进迅速，很快就把前面大约500人赶回了他们的营地；那些往长岭方向跑的家伙很多都中弹受伤。”
岭上冲来另一伙流放犯，他们扛着粗糙的淬火木矛。“我们开了几枪，紧随其后，将他们赶回营房。”法因斯写道。他向莫里塞报告说，最少还有100名囚犯在逃。按他的说法，当时莫里塞迷迷糊糊、心不在焉。“别担心，上校。”法因斯船长说，“我们的人一休整好就出发搜索全岛，会尽量替你射杀那些非法暴徒。”
最后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暴动逐渐平息。1834年1月底，当局重新掌控了局面，急于对流放犯实施报复。法因斯和他的手下花了5个月审问目击证人，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做准备。与此同时，行刑手则点着火把加班加点鞭笞流放犯。他们不再哀号乞怜，但求速死以结束痛苦。
一年前莫里塞由于身体原因申请休假12个月，现在终于获准。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再回来，2月，莫里塞永远离开了诺福克岛。1834年3月10日，莫里塞夫人打好包，与孩子及三男三女6个流放犯仆人乘坐“菲利普总督号”一同离开。一回到大陆，54岁的莫里塞便卖掉军中职务，转而寻求地方上的管理职位，但没有任何进展。1838年，莫里塞回到巴瑟斯特，得到一个地方法官的职位，买了一些田产。然而，三年后，澳大利亚银行破产，莫里塞失去了一切，被迫变卖庄园，依靠微薄的薪水还债度日。莫里塞那个地方法官所得薪水极少，但他还是竭尽所能保住这个职位。1852年8月17日，莫里塞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享年72岁。莫里塞夫人穷困潦倒，只能靠政府救济度日。
【注释】
[1]半岛战争（1808—1814）是拿破仑战争中一场主要的战役，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交战方分别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
[2]半岛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英国军队在西班牙一个名叫阿尔布厄拉的村庄同法国人鏖战一场。英国虽然取得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般认为，该战役虽是一个战略性错误，但却显示了英军的团结和牺牲精神。
[3]Brown，p.L.（ed.），Memoirs recorded at Geelong，Victoria，Australia by Captain Foster Fyans（1790 -1870），1962.
[4]巴瑟斯特坐落于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内陆城市，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淘金地。
[5]澳大利亚某土著部落。
[6]Brown，p.L.（ed.），Memoirs recorded at Geelong，Victoria，Australia by Captain Foster Fyans（1790 -1870），1962.
[7]Brown，p.L.（ed.），Memoirsrecorded atGeelong，Victoria，Australiaby CaptainFosterFyans（1790 -1870），1962.
[8]1826年达林给巴瑟斯特的信。
[9]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设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以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10]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series1，vol.13，Hay to Darling，20 May 1827，p.315，quoted in 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 122.
[11]弗拉伊内未标注日期的诺福克岛回忆录，转录与转引自Robert Hughes，The Fatal Shore，Vintage Books，p.462.
[12]弗拉伊内未标注日期的诺福克岛回忆录，转录与转引自RobertHughes，TheFatalShore，VintageBooks，p.462.
[13]弗拉伊内未标注日期的诺福克岛回忆录，转录与转引自Robert Hughes，The Fatal Shore，Vintage Books，p.463.
[14]弗拉伊内未标注日期的诺福克岛回忆录，转录与转引自Robert Hughes，The Fatal Shore，Vintage Books，p.463.
[15]1832年2月9日霍尔给戈德里奇的信。
[16]Brown，p.L.（ed.），Memoirs recorded at Geelong，p.32.
[17]Fyans，F.，‘Autobiography to 1843’，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p.96.
[18]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128.
[19]Fyans，F.，‘Autobiography to 1843’，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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