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天堂：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史，帝国的正义与殖民地变迁

帝国的正义无疑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首席代言人塞缪尔·马斯登的指路明灯，他于1814年放弃了原来时常试图改变土著异教徒宗教信仰的做法，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关于澳大利亚土著，马斯登写道：“土著的所有行为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他们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传教工作中最大的障碍。”然而，他相信，海的那边有更多沃土在等待着狂热的英国国教徒去开发。

此时马斯登已拥有了大片沃土。他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得到了3000多英亩最好的良田和草场，他那些流放犯奴隶把这里变成了殖民地的样板。继任的各位总督任命他为治安官，他主持公道时丝毫未考虑“他的主”随时欢迎有罪之人回归主的怀抱。自称“将军”的约瑟夫·霍尔特是少数从诺福克岛离开（经约翰·派珀同意）而没有受过福沃虐待的人之一，他于1810年回到新南威尔士本土，见识了马斯登怎样用他那套指导原则对待自己的同胞。

“这个倒霉的家伙，”霍尔特后来写道，“双手抱树，双腕被绳子绑住，胸部紧紧贴在树上，这样他就没法躲闪，鞭子也不会落空……执行鞭刑的两个人分别是左撇子理查德·赖斯和来自悉尼的刽子手右撇子约翰·约翰斯顿，他们分开站在菲茨杰拉德两侧。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有节奏的鞭打，即使打谷场上的打谷机也没有这两个杀手有规律。他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享受这恐怖的活计胜过一切。最初几鞭下去，菲茨杰拉德肩头的血喷溅而出。我感觉太恶心、太恐怖了，吓得我赶紧转过脸去不敢直视这恐怖的场景。

“我见过许多恐怖的场景，但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一次。那天刮着风，尽管我站在行刑现场背风处，离他最少15码远，但我敢断言，这两个刽子手每挥动一次鞭子，血、皮、肉都会溅到我脸上。菲茨杰拉德挨了整整300鞭，其间（马丁）梅森医生不时走过去探探脉搏，因为没有医生在场，50鞭以上的刑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仁慈’的医生，因为他笑着说：‘继续吧！这个人能把你俩累到吐血。’菲茨杰拉德在受刑期间一声未哼。他唯一说过的话就是‘打我身上，不要打我的脖子！’行刑结束后，两个行刑者架着他的双臂把他扶上马车。菲茨杰拉德对他们说，‘放开我’，并用双肘击打他们的胸口，把两人都打翻在地。然后他毫不借力就登上了马车，就像从来没有挨过罚一下。医生评论说：‘那个男人还有再挨两百鞭的实力。’

“第二个被捆起来的囚犯是佩蒂·高尔文，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也被判罚300鞭。最初100鞭打在肩膀上，裸露的肩胛上骨头都露了出来。然后医生指导第二个100鞭打肩胛骨以下的部位，一会儿即血肉模糊，医生只好命令剩下的100鞭朝小腿上打。整个过程中高尔文甚至没有一声呻吟或一次躲闪，事实上，如果他这样做……他被抬进马车送到医院。”^[1]

因为无论爱尔兰人还是澳大利亚土著，他们对拯救自己的灵魂都不感兴趣，马斯登出发前往新西兰，这里的毛利人与欧洲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岛屿湾（the Bay of Islands）地区。亚麻贸易商人和木材商人聚集在这里，捕鲸船和海豹猎船在此休整待发，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出逃流放犯能找到工作并与当地人混居的地方。马斯登注意到，这些欧洲人使毛利人的生活腐化，显然，这里需要他那正义的宗教服务。因此，1814年3月14日，马斯登乘坐纵帆船“敏捷号”（Active）出发前往岛屿湾，陪同他的是3个业余传教士：约翰·金、威廉·霍尔和托马斯·肯德尔。

马斯登举行了新西兰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基督教事奉，并开始与年轻首领鸿伊·希卡谈判，打算成立一个布道团。鸿伊·希卡随他回到悉尼，并在此达成协议。这个年轻首领鸿伊·希卡在交易中获利匪浅。接下来的一年里，希卡在金、霍尔和肯德尔的陪伴下带着满载枪炮和弹药的船只回到新西兰，这些弹药足以让他对敌人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枪炮换灵魂——这是马斯登非常乐意付出的代价。

这个布道团绝对是一个灾难。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布过道。托马斯·肯德尔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娶了一个毛利巫师的女儿，把自己变成了毛利人，并忘记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此时，肯德尔似乎有点精神失常，开始相信毛利人是埃及人的后代。他和霍尔也为鸿伊·希卡的纳甘普希（Ngapuhi）部落购买军火，以在所谓的“滑膛枪战争”（MusketWar）^[2]中大规模扩张领土。

他们的行为让伦敦传道会感到不满。1820年肯德尔与鸿伊·希卡一同返回英格兰，希卡的朋友怀卡托（Waikato）陪同做保镖。肯德尔在英格兰被任命为英国国教牧师，他安排鸿伊·希卡以“新西兰国王”的身份会见乔治国王。英国国王赐给这个毛利人大量礼物，其中包括一副盔甲，他回到悉尼后迅速用它换回更多枪炮。肯德尔于1821年回到新西兰，但他与马斯登的关系破裂。1823年，“鞭刑牧师”马斯登再次来到新西兰，亲自解除肯德尔的职务。然后纯粹出于刁难，他又一一拜访了悉尼的印刷商，警告他们不要出版肯德尔的毛利人语法书。

肯德尔非常不情愿离开他的毛利女人回到妻子身边，但他还是打点行装准备离开新西兰。然而当他乘坐的轮船“布兰普顿号”（Brampton）即将离港远航时，肯德尔又决定留下来，并把这归结为神的指示。三年后，他接受了位于瓦尔帕莱索英国领事馆的牧师之职，但最终没有成行，而是带着家人回到新南威尔士的乌拉杜拉（Ulladulla）^[3]。这个插曲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他的孙子亨利·肯德尔^[4]在那儿长大，并将写出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些最令人神往的抒情诗，比如描绘本土动植物。

马斯登虽然去过新西兰7次，却从未北上去过诺福克岛，他只是努力确保新西兰成为南太平洋上英国国教的总部。诺福克岛的福音传播事业将由马斯登的继任者乔治·奥古斯都·塞尔温主教来实施。不过1838年5月马斯登去世时，塞尔温还只是一个助理牧师，虽然他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塞尔温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接受教育，1829年在与牛津大学赛艇队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毕业后回到伊顿公学当老师，直到后来被任命为牧师。1839年，他与法官约翰·理查森爵士的独女萨拉结婚。两年以后，他将开启在南海的伟大冒险事业，这也将成为诺福克岛黑暗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此时，亚热带季风吹过诺福克岛。堆积丰厚的落叶使土地变得肥沃，也掩盖了帝国入侵者乱砍滥伐和火烧燎原的伤痕。在遥远的伦敦，诺福克岛进入殖民帝国的新任掌门人、战争与殖民国务大臣巴瑟斯特勋爵的视野，这是一个一脸奸诈的人。一份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报告引发了麻烦：拉克兰·麦夸里总督对流放犯“不合宜的同情”使流放对阻止犯罪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需要更加严酷的手段。

1794年继承伯爵爵位之前，亨利·巴瑟斯特还是下议院的议员，其父是英国司法大臣。从1783年威廉·皮特就任首相开始，巴瑟斯特对之后的四任首相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行政管理上，他被认为是“一把好手”，但他有个坏习惯，总是不合时宜地发出滑稽的咯咯笑声。然而，麦夸里的同情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因此1819年，巴瑟斯特派特立尼达（Trinidad）奴隶殖民地的首席法官、牛津大学毕业的约翰·托马斯·毕格承担调查新南威尔士流放制度的重任。同时，巴瑟斯特还另外给了他3个“锦囊”，建议他需要考虑的3个标准。巴瑟斯特说，应该使流放成为“真正恐怖的东西”，如果发现麦夸里有仁慈的表现，应该立即上报。任何仁慈的东西都应该被连根消除，毕格可以任意推荐“更严酷的流放地”。

1810年，麦夸里刚到新南威尔士，这里叛乱四起、风雨飘摇，而现在已被他整顿成一个稳定的殖民地。麦夸里建立了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制定了表现良好即可减刑的奖罚制度，开创了一个为真正的进步奠定基础的建设项目。麦夸里的种种努力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的，因此他申请解除自己的总督职务，只保留军中的职务。巴瑟斯特没有拒绝他的请求，但他的答复让麦夸里误会。自以为是的毕格到来新南威尔士，麦夸里不仅认为巴瑟斯特拒绝了他的请求，还认为巴瑟斯特要求他待在殖民地办公室接受新任上司的责骂。

毕格的态度丝毫没有减轻麦夸里的恐惧。他带来的命令是总督必须服从他的指导，给予他与总督相当的官方尊重和特权。毕格坚持他们应该遵守命令。麦夸里顺从了他的意思，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巴瑟斯特的一个秘密指令是从当地“有影响力的居民”中私下采集证词，这让麦夸里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回应。毕格在报告中批评麦夸里对流放犯的“错误管理措施”，“对刑满释放犯太好”。他还主张在范迪门地建立一个制度更严酷的流放地，巴瑟斯特对这个建议很满意。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接受了约瑟夫·福沃的建议，于1821年任命出生于苏格兰的托马斯·布里斯班少将接替麦夸里的职位，此人对这个奸诈的殖民大臣的刑罚制度充满热情。

布里斯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天文学的热爱。他曾在爱丁堡大学研究天文学，在澳大利亚期间对南半球星空中的7385颗星星进行了分类。然而，什么都无法掩盖他在大英帝国建立针对自己同胞的恐怖刑事制度中所充当的角色，而他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为。

1824年7月22日，巴瑟斯特派布里斯班前往新南威尔士就职。

“我要求你必须立即到诺福克岛履新，根据信中计划整肃诺福克岛这艘废船或监狱……越来越多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最邪恶的流放犯将会被送到这个岛上……立即建立一个二次流放地，这里不允许减刑……”^[5]

布里斯班曾经建议把诺福克岛作为“流放犯堕落的终点”，现在他在回复中自己又补上了一条：“我想把那个地方留给重要的死缓犯人和其他重刑犯。我希望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即被送到这儿的重刑犯将永远断绝回家的念头。”^[6]

巴瑟斯特同意了，布里斯班立即动身。1825年5月，布里斯班雇了一条私人双桅横帆商船“布鲁特斯号”（Brutus）运送流放犯和物资储备到诺福克岛，负责陪同押送的是理查德·特顿船长领导下的第40团的一个小分队，他们乘坐的是殖民地的独桅纵帆船“美人鱼号”（Mermaid）。护卫舰于6月6日抵达，装载了57名流放犯、34名士兵和12名随军妇女儿童。他们是负责清理再生植被和建筑住所的先遣队，因此大多数流放犯都有自己的手艺，工作完成后就会离开。12月又有31名流放犯加入先遣队，其中包括几个女人，他们最终也要返回新南威尔士本土。

他们首先为自己建造供流放犯居住的围栏，以及军人住的木屋。特顿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这些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切割石材、烧制石灰，用他们生产的材料建造了一间小型监狱和一个大得多的仓库。每天围栏里留两个流放犯在注满水的大锅下烧水。晚上，流放犯们自己在煤堆和灰烬中烹制晚餐，食物包括腌制的牛肉或猪肉，以及玉米面做成的生面团。当先遣队离开、第一批永久居民到达后，这里还是实行同样的制度。

其间，即1825年12月，大陆的布里斯班总督被一个更热诚的严酷纪律信奉者取代，他就是拉尔夫·达林中将，曾经的毛里求斯代总督。

毛里求斯人民很乐于看到他离开，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他曾允许一艘英国护卫舰停止隔离，导致了一场致命的霍乱在此流行。达林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诺福克岛上所有的女人撤离。他于1826年3月向殖民部（Colonial Office）解释说：“我的目标是把这片殖民地变为极端惩罚之地，但不会让他们就此死去。那些最堕落最放荡的人……将很快被送往诺福克岛。目前那儿有115人，此外还有几人将被在第一时间转移过去。”

达林的命令由新任指挥官、出生于爱尔兰的唐纳森·万斯船长执行，其时万斯声称有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逃进了森林。不过，不到一周他们就自己回来了，差点饿死。尽管她极力为自己辩护，但还是与其他人一起被第一艘运送船送出海。其他流放犯都是三十几岁甚至更年轻的男人，多数都被判处绞刑，但他们所犯之罪常常不过只是偷盗一些财物或者在爱尔兰反抗过英国当局的压迫。后来他们被减刑为戴镣铐的终身监禁或几十年有期徒刑。(www.xing528.com)

对于更严重的犯罪，当局则严格执行死刑。这是从托马斯·巴雷特，即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开始的，他所犯的罪行是闯入商店盗窃财物。第二年，安·戴维斯因为偷了其他流放犯的衣服和其他物品而被处死。1826年之后的十年里，350多个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此达林对堕落与放荡者所谓的“缓刑”往好里说是夸张，往坏里说就是不加节制的残酷虐待。事实上，布里斯班说要使诺福克岛成为囚犯断绝回归之路的地方，达林决定让其成为“极端惩罚之地，但不会让他们就此死去”的地方，他们的态度让岛上居民陷入绝望。这个岛太小，不可能提供长期隐匿之所，也缺乏生存条件。四面大海浩瀚无垠，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因此暴动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唐纳森到达才6个月就发生了暴动。

指挥官开始缩减口粮、制定更严酷的纪律时，暴动计划已酝酿了3个月。无论在范迪门地还是麦夸里港，臭名昭著的“黑人”约翰·戈夫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恶棍，1826年9月25日，他与其他20个同盟者一起实施他所制订的暴动计划。戈夫对同伙说，自己知道离诺福克岛不到100英里处有个岛屿可以作为避难所，他确信有这么一个岛屿。流放犯们的地理知识欠缺，他们很多人认为中国就在地平线的那一边。

戈夫是一个黑人，出生于怀特岛，其父是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母亲是白人，因此他成为众多英国黑人中的一个。作为奴隶的后代，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对此也极为愤恨，尤其是在航海贸易中。当局自然无法容忍这种背叛倾向，戈夫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脱光衣服，背上挨了2000鞭，一个卫兵的子弹打掉了他所有的门牙。

早上点名之前，戈夫的信号刚发出，帕特里克·柯林奇和罗伯特·斯托里两个诱饵就冲进了树林，唐纳森派出30个士兵追赶。他们一消失在视野里，戈夫和其他人便开始攻击看守，把他们关进监狱。接着抢劫仓库，战利品装满诺福克岛仅有的四艘船中的三艘，另外一艘被凿。罗伯特·威尔逊下士带领卫兵追来，逃跑者爱德华·沃森击中威尔逊和威廉·摩尔，并用刺刀刺死了倒地的威尔逊。他边刺边喊：“我已经干掉了一个！”“你，你这个家伙，本来就应该第一个被干掉。”^[7]

沃森又向另一个士兵博伊尔中士开枪，但没有打中。戈夫开枪打伤了尤斯顿列兵，又用枪托对他猛击，尤斯顿倒地不起。第四个卫兵跑回去躲到堡垒后发警报，唐纳森命令司号员召唤追踪队伍回援。唐纳森率领部队追来，可50个逃跑者已经登上两艘捕鲸船和一艘小船，冲向往南6公里处的菲利普岛。

他们行程顺利，一登岛就伐木制作桅杆，准备下一程的逃亡事宜。然而，第二天晚上唐纳德就修好了那艘凿洞的船，带着25名重装士兵出发，追向菲利普岛。戈夫和他的手下见他们追来，竭尽全力放船下水，但被巨浪打了回去。第57团的士兵发现他们的行踪，把他们驱回岸边并抢滩成功。上岸后战斗仍在继续，但流放犯在武器方面处于劣势，弹药很快打光。士兵抓捕了14名流放犯，掉头回到诺福克岛。而戈夫和其他人仍然散布于岛上各处。

戈夫他们住在山洞里，靠捕猎山羊、打鱼和挖野生番薯为生，两周后士兵们回来抓走了戈夫和绝大部分逃跑者。然而，还有几个人坚持了6个月才投降。其中一个叫约翰·威福斯的死于精力衰竭，回来后在医院仅仅活了一个小时。

戈夫、沃森和摩尔被带到悉尼受审，三人均被处以绞刑。在宣布戈夫的审判结果时，他向法官申请减刑，因为吃救济粮和可怕的鞭刑就是流放犯的日常。首席法官对此嘲笑不已。在此过程中，法官从法院的角度对这些无耻之徒进行了非比寻常的谴责。

“至于你在诺福克岛上受到严苛待遇，”他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被送到那儿？法院非常清楚没有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是不可能被送去的；那么你们过去是为了享乐吗？是来享用大地的果实的吗？不需要戴着镣铐干活吗？

“不，把你们送到那儿不只是对你们过去所犯的罪行进行惩罚，也是为了震慑其他人。就如你所说，这非但不是一种责罚，政府把这个殖民地作为重刑犯二次或三次受罚的流放地是聪明之举，对于作恶者它就是恐怖之地，就是为了防止不幸充斥于殖民地的刑事犯罪分子继续作恶。”从来没有上诉法院如此痛快地承认他们的恐怖统治。

1827年8月，唐纳森回到自己的军队，由第39团的托马斯·赖特船长接替他的职务。第39团成立于1701年，之后一直在爱尔兰、西印度群岛和西班牙服役。赖特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把自己的情人私藏在前往新南威尔士的运囚船皇家海军“波恩号”（HMS Boyne）上。尽管她最终为他生了3个孩子，赖特也没能把她带上诺福克岛。事实上，他的叛逆行为很可能是他职位任命背后的原因。

赖特一到任诺福克岛就命令把220名囚犯的沉重镣铐换成轻的，以显示出他的一丝人性之光。然而，还不到一个月，这事就半途而废了。这时，他量了300英亩（120公顷）土地，要求200个人一起用锄头挖出18英寸（46厘米）深的坑。这事劳累至极，流放犯们拒绝执行。赖特的回应是，如果达不到他所要求的深度，每次惩罚50至100鞭。

到了10月，绝大部分暴动者都在岛上服刑，他们正在酝酿第二次暴动。这一次领头的是帕特里克·柯林奇，他三十多岁、满脸雀斑，来自爱尔兰朗福德县。一天，赖特船长从岛中心的农场回家，柯林奇从路边高处的隐蔽地跳向赖特船长，用一根棍子袭击了这位指挥官。赖特架开攻击者，踉踉跄跄跑回驻地。他召集卫兵，可柯林奇躲过了追踪者。

如果柯林奇能成功击杀赖特，其他暴动者便会随时罢工。不管怎样，他们在等待时机。三天后，柯林奇再次出击，这次他打算用长矛刺杀工头，所谓的长矛就是一根绑上利刃的木棍。赖特这次发动卫兵向囚犯营发起进攻，他们已探明柯林奇正领着众人去往沼泽区。赖特派丹尼斯·塔尼中士带着两个士兵悄悄跟在后面，“你们知道你们的职责，就这么干！”在囚犯们鼎沸的喧闹声中，士兵们截住柯林奇的去路并把他扑倒在地。按照流放犯们的说法，他们不仅开枪打死了柯林奇，还把他的尸体拖到监狱，摆在行刑台上，强迫所有囚犯列队观看以示警告。

一年后，赖特被达西·温特沃斯的儿子威廉·查尔斯控告谋杀，但被判无罪释放，因为其中一个目击者做伪证，与赖特的副手考克斯中尉的证词出入极大。然而，赖特被召回悉尼，亨特船长短暂地过渡之后，代理指挥官的职位由约瑟夫·韦克菲尔德船长担任。

韦克菲尔德因其提出发展要塞农场的计划而引人注目，但他的继任者抛弃了这个计划。韦克菲尔德只干了12个月，另一个在诺福克冒险传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虐待狂登上了这个黑暗的舞台。事实上，自1825年以来，他通过接近巴瑟斯特勋爵来为自己的案子辩护，同时也在为自己的任职做前期准备。今天，詹姆斯·托马斯·莫里塞的名字作为一家精神病罪犯医院的名字而广为人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纪念他的生平与工作。

【注释】

[1]Holt，Joseph，Memoirs，1838.

[2]1807—1845年间新西兰毛利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扩大领土范围，利用他们从欧洲人手里获得的滑膛枪和其他武器，发动了超过3000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是为“滑膛枪战争”。

[3]悉尼以南230公里的海滨小镇，名字来自土著语，意为“安全的港湾”。

[4]肯德尔（1839—1882），澳大利亚殖民主义时期最多产的诗人，出版三部诗集：《诗和歌》、《来自澳洲森林的叶子》和《山间的歌》。他的诗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

[5]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series1，vol.11，p.322，转引自Hazzard 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109.

[6]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series 1，vol.11，p.604.

[7]Duffield，Ian，‘The life and death of“Black”John Goff’，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vol.33，issue 1，April 1987，pp.30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