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总督的回应和军官叛乱

由于面包果树传奇的失败和弗莱彻·克里斯蒂安与彼得·海伍德家人对他的反感，布莱发现他已在海军部门失宠。直到1795年，也就是把难吃的塔希提主食交给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三年之后，布莱才得到再次任命。

埃文·内皮恩接任海军部长的职位改变了布莱的命运。内皮恩把邓肯在泰晤士河与朴次茅斯的肮脏运囚船上的囚犯转运到新南威尔士，在组织运输的过程中，他与邓肯·坎贝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通过他的影响，布莱被任命为装载24门火炮的皇家海军“加尔各答号”（HMSCalcutta）的指挥官，该船驻防于荷兰海岸，参与封锁荷兰。英格兰夺取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多巴哥岛（Tobago）和圣·卢西亚（Santa Lucia）的殖民地后，法国正在荷兰海岸纠集舰队准备进攻英国。

这几年里，布莱表现得非常出色，接下来的七年中经历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比如1801年哥本哈根海战^[1]，在这场战役中他担任皇家海军“格兰顿号”（HMSGlatton）的船长，因为在战场上操纵舰艇的能力而获得了尼尔森的嘉奖。布莱的职业生涯有如他航行的大海，变幻莫测不可预料，突然之间发生了巨大改变。1804年在勘察荷兰海岸时，布莱与部下起了冲突。那个人声称自己受了伤，无法站岗，他应该没有说假话，但是布莱命令自己的副手逮捕这个部下。这个军官被无罪释放后起诉布莱，说他“羞辱和虐待”自己。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军事法庭发现这个指控“部分可信”，他们斥责船长并命令他以后要“注意措辞”。这个警告效力有限甚至未产生任何效力。尽管如此，布莱还是得到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青睐。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805年3月15日，在与卡姆登勋爵交谈之后，这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主动提出帮他获得新南威尔士总督之职，接替菲利普·吉德利·金。不仅如此，他的年薪还被提高到2000英镑，是现任总督薪水的两倍。

布莱犹豫不决。他的妻子贝琪患有海洋恐惧症，极不愿意离开英格兰，况且他们的小女儿还没有结婚。然而，这是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机遇，他们夫妻俩也都不愿放弃。他们最终达成了妥协。贝琪仍然留在英格兰，大女儿玛丽和大女婿约翰·普特兰中尉陪同布莱一起前往新南威尔士。

海军部命令约瑟夫·肖特船长带领军需船皇家海军“海豚号”（HMS Porpoise）护送布莱赴任，并任命普特兰做他的船长和舰艇指挥官。布莱虽然名义上是肖特的上司，却和玛丽乘坐一艘较小的运输船，这是造成灾难的原因，因为肖特船长和布莱的脾气完全一样，都是一触即发。在旅途中，有一次布莱没有事先知会即自行改变自己所乘坐的运输船的航向，肖特命令普特兰中尉开了两枪，一枪击中船首，一枪击中船尾。但这两枪没起到任何作用，肖特命令其惊慌失措的女婿继续填充弹药准备开第三枪。据玛丽说，“要不是我们立即靠近，肖特将对我们直接开火”。

布莱做出的回应是登上“海豚号”，夺取了护卫舰的控制权。他们到达悉尼后，布莱私设法庭审讯肖特，然后把他送回英格兰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肖特被体面地宣布无罪释放，因为军事法庭发现布莱待他不公。这时新任总督布莱自己又遭到了朗姆酒军团的攻击，因为他激怒了傲慢的约翰·麦克阿瑟，致其冒险背叛。

总督金于1803年给内皮恩的一封信里曾经给麦克阿瑟做过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在这里任职的十一年时间里聚集了大量财富，同时也帮助军官同僚获得了一些财富（大部分是私贪公共财产），播下纷争与冲突的种子……菲利普总督离开这里之前，他的恶魔本性在很多场合下已显露无遗，尽管别人是被他发动起来，但他在幕后像木偶一样操纵着他们。”^[2]

实际上，现在朗姆酒军团已经控制了殖民地的所有贸易。像那时的许多英国领地一样，新南威尔士货币也短缺，因此朗姆酒成为交易的中介物。“胖子”弗朗西斯·格罗斯曾经取消了菲利普总督规定的朗姆酒交易禁令，这些酒大多来自孟加拉，其中也包括其他烈酒，通常指由小麦酿出的烈酒。军团的军官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职位和手中的财富吞进所有进口物资，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兑换所需的商品和劳力。到1805年，蒸馏器经进口进入新南威尔士，粮食都被用来酿制“朗姆酒”，而不是供人们食用。1796年，麦克阿瑟正式离开朗姆酒军团，但是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还在对一线士兵发号施令。

刚开始，麦克阿瑟用一种令人讨厌的惺惺作态代表自由拓居者迎接这个新任总督，布莱也受到恰到好处的吹捧。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美景。布莱带来的命令是结束朗姆酒贸易，而这恰恰是麦克阿瑟保持自己在军中的力量与影响之源。殖民者中的自由民则对麦克阿瑟和军团的这种剥削方式感到非常愤怒。350多人联名上书布莱，拒绝承认麦克阿瑟为他们代言，还指责麦克阿瑟囤积绵羊以抬高羊肉的价格。

布莱支持这些小户人家。但他以惯有的方式做出回应，即把麦克阿瑟叫过去大肆辱骂一通，顺带把另外一个人也卷了进来。那个目光敏锐的牧场主麦克阿瑟却对他的训斥置之不理。布莱咆哮着说，要把麦克阿瑟手里的政府赠地和牲畜全部收回来，这个卡姆登庄园（以麦克阿瑟在英格兰的恩主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的主人毫不让步。不久以前，他曾跟朋友说过，总督“也许会再一次坐船离开这里”。^[3]

诺福克岛在布莱心中可有可无。他给派珀船长的命令是驱除岛上所有的囚犯，只留下管理框架。这个任务必须在1809年前完成，届时派珀自己也将回到新南威尔士本土，这个瘦高而活泼的指挥官倒也乐见其成。除了地平线上出现偶尔疑似外国船只时会担惊受怕，有妻儿子女的陪伴，派珀在政府大楼的生活还是非常惬意的，但这并不能替代他在悉尼极尽享受的忙碌社交生活。

到1807年12月叛乱发生时，布莱已经完成殖民地的人事调整。他未做任何解释就开除了人缘很好的助理军医达西·温特沃斯，同样被解除职位的还有熟练的军医处处长托马斯·贾米森。因为在信里言语冒犯，3个商人分别被判处一个月监禁以及罚款。他们的怒火再一次在布莱的统治中心酿成一次灾难。

麦克阿瑟牵涉到一起小的民事案件里，军团里的6个军官决定阻止法院对他的审判，这是暴动的导火索。布莱指控这些军官企图暴动，因此招来乔治·约翰斯顿少校处理这个事件。约翰斯顿不愿意接手，他声称条件不允许他承担此任务，因为他和军官们吃饭聚会之后回安嫩代尔（Annandale）时把小船撞坏了。约翰斯顿把船修好之后，却站在了麦克阿瑟一边，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约翰斯顿站岗放哨，麦克阿瑟写诉状控诉布莱“犯了罪，他让你在这片殖民地上无法忠实地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并提出要约翰斯顿逮捕布莱。麦克阿瑟的军官同僚一签完字，就领着各阶军人向政府大楼进发，据说他们发现布莱躲在政府大楼的床底下。

不过这个说法不太可信。布莱确实有很多毛病，但他绝不是胆小鬼。布莱说他打算逃跑前正在转移官方文件。不管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布莱的确没有理睬暴动者要求他离开殖民地回英格兰待一年的要求。相反，接下来的15个月里他一直住在政府大楼里，而约翰斯顿则掌握了控制权，他任命麦克阿瑟为殖民大臣来经营殖民地的商业事务。这就是1808年7月28日福沃中校达到杰克逊港时所面临的情况。作为上级军官，他需要决定支持约翰斯顿还是扶持布莱，抑或自己掌权。因为有机会登上一个大得多的职场舞台，福沃建立诺福克王国的最后一丝幻想也消散了。他选择自己亲自掌控新南威尔士。

据一个同时代的人说，英格兰舒适的生活使福沃摆脱了在诺福克岛患上的哮喘和腹痛折磨，现在已变得“非常肥胖”。福沃开除了麦克阿瑟，打击朗姆酒贸易，并且鼓励中小商户把多余的玉米用于养猪。福沃还千方百计劝说布莱离开，但这个严阵以待的总督决不妥协，因此他俩关系闹僵也就毫不奇怪。

然而由于威廉·佩特森上校从达尔林普尔港乘坐“海豚号”归来，福沃的任期被缩短。佩特森自1804年开始就在那里担任副总督，还成立了自己新的前哨部队，为朗瑟斯顿奠定了根基。佩特森也喜欢喝酒，难得有清醒的时候。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接管福沃的权力，并认为福沃必须明白自己的副手角色。佩特森也坚持要求布莱离开新南威尔士，布莱总督最终屈服，于1809年2月登上了回国的“海豚号”，回去参加另一轮司法听证会。然而，刚一上船，他就改变了主意，命令驶往德文特河，希望得到副总督大卫·柯林斯的支持。但是布莱的热情在那里消磨殆尽，1810年初他再次回到杰克逊港，最终于5月离开返回英格兰。

布莱在总督府“监狱”里消磨时光的两年间，他以前的那帮叛乱分子的子孙后代已有了惊人的发展。1808年2月6日，一个星期六，梅休·福尔杰船长率领来自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Nantucket）的美国海豹猎船“蜂鸟号”（Topaz），横穿广阔的太平洋，在习习海风中向西南方向驶去，这时监视哨认出了1767年乘坐“燕子号”时卡特里特首次发现的岛屿。福尔杰在航海日志中写道：“在微风中驶往位于东方的陆地，这就是传说中的皮特凯恩岛……早上放下两艘小艇，寻访海豹。^[4]

“快要靠岸时，（我们）看到了陆地上的烟火，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卡特里特船长曾经记述这里人烟绝迹。逐渐靠近陆地，我发现一艘载有三人的小船向我们划过来。他们用英语和我打招呼，问谁是那艘大船的船长，还给我送了许多椰子，这是他们带过来的礼物。他们还邀请我上岸，说岸上还有一个白人。

“我来到岸上，在那找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史密斯的英格兰人，他是‘邦蒂号’上逃出来后唯一幸存的人……这次叛乱的主谋和指挥是克里斯蒂安。”

为了便于福尔杰理解，亚当斯使用了在“邦蒂号”上登记的名字（他在岛上也用这个名字）。为了取悦这个来访者，亚当斯首次讲述了叛乱后所发生的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自我美化的故事，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18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杀戮事件中受到惊吓的旁观者。然后，据福尔杰记录，内德·杨因病死亡后，“亚当斯立即开始耕种土地，生产出足够全部人口享用的粮食，作为皮特凯恩岛的总司令（原文如此），他生活得相当惬意。”

福尔杰只待了10个小时，囫囵吞枣地记下叛乱者的故事。“已故叛乱者的孩子都说英语，水平还不错；有些人已长得与成年男女一样高大。公正地说，我想他们都是仁慈而热情友好的人；无论叛乱者史密斯在过去犯过什么错误或罪行，现在的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对那些横穿浩瀚海洋的航海者来说，他也许还有所帮助。”

1800年杨去世时，他的长女已有11岁，长子也已10岁，另外十几个孩子还不到6岁甚至更小。真正耕种这片土地的人是那9个活下来的女人。亚当斯声称杨去世以后，他突然醒悟过来，开始阅读从“邦蒂号”上抢救出来的《圣经》，他非常清楚如果他有什么不当行径，这些女人完全可能用斧头或滑膛枪来招呼他。他还说，作为身心改造计划的一部分，他把麦考伊酿制烈酒的器具砸碎，但砸碎酒器的行为更可能是这些女人主动所为。

尽管如此，亚当斯确实积极配合，因此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1807年，亚当斯40岁，也是皮特凯恩岛被发现40周年，现在他可以随意挑选女人，大多数女人也是善良而充满活力的同床者。作为唯一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尽管能力不是很强），他教孩子们阅读《圣经》，成为他们的知识之源和心中的权威。他是否对这些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侵”则不得而知，但一个世纪后人们说这事在皮特凯恩人中“经常发生”^[5]。

在21世纪这个即时通信发达的世界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叛乱者们的隐秘事迹一旦被发现即会迅速传遍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事实上，这个事情传到英国海军部的决策者耳中经历了数年时间。作为离别赠礼，亚当斯把“邦蒂号”的方位罗盘和肯德尔航海经线仪送给福尔杰，这个经线仪曾经救过布莱的命，后来又救了克里斯蒂安的命。福尔杰向东驶往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andez）（即鲁滨孙·克鲁索岛）^[6]，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方位罗盘和经线仪被这里的西班牙总督没收。这个总督又把福尔杰和他的船员一起投入监狱，直到数月后新任总督到来才把这些美国人释放。(www.xing528.com)

福尔杰终于抵达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7]，这个属于智利的港口是从大西洋前往太平洋的最佳中转站，也是船员最喜欢停留的地方。福尔杰向在这个海军基地服役的皇家海军中尉威廉·菲茨莫里斯报告了那个重大发现。1808年10月10日，菲茨莫里斯把这个消息以及“蜂鸟号”的航海日志摘要一起转呈英国驻巴西海军基地司令。但海军司令部直到1809年5月14日才收到这份报告，而普通大众直到1810年3月才得知此事，当时一篇基于此事的评论文章刊发于英文版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1810年10月27日，即布莱回到英格兰两天后，《悉尼公报》（Sydney Gazette）刊发了“蜂鸟号”的航海日志摘要。

这只不过是美国海豹猎船的一份报告，因此并没有受到海军部首脑的重视。1813年3月1日，失望的福尔杰给海军少将霍瑟姆写信，更加详细地报告他对皮特凯恩岛的访问，并且说：“我把从亚历克斯那里得到的方位罗盘也寄了过来。我已将它修理好，回来的路上用的就是它。现在我把它转呈少将阁下。”霍瑟姆也没有理睬这份报告。直到1814年由斯坦斯船长和皮蓬船长指挥的两艘英国战舰皇家海军“布立吞号”（Briton）和“塔古斯号”（Tagus）分别经过该岛附近，这个故事才在英国引起了轰动。这些战舰到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8]巡航以后返回瓦尔帕莱索，途中观察哨注意到岛上似乎有房子以及农田般规整的小块土地。他们试着靠近，一艘独木舟向“布立吞号”划了过来，上面有两个年轻人。靠近以后，其中一人喊道：“你们现在不打算扔给我们一根绳索吗？”

水手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爬上甲板以后，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的皮特凯恩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星期四·十月·克里斯蒂安和乔治·杨。克里斯蒂安时年24岁，杨18岁，俩人都穿着围腰带，戴着饰有漂亮羽毛的草帽。在一次海战中失去一条胳膊的斯坦斯邀请他们下舱进餐，然后一起上岸，斯坦斯发现亚当斯的族长地位比福尔杰所报告得更加稳固。

斯坦斯后来写信给海军中将曼·利迪克逊（Manley Dixon），“一位庄严的老人，名字叫约翰·亚当斯，‘邦蒂号’叛乱者放弃大溪地（Otaheite）后唯一幸存的英格兰人。他嘉言懿行，父亲般地照看着这个小小的殖民地，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岛上出生的所有人态度虔诚，经过这个老人的努力，关于宗教的正确理念已植入这些年轻人的头脑中。亚当斯享有无比尊荣的地位，对他们来说，亚当斯是所有人的父亲，他们就是一家人。”

亚当斯还只有47岁，他还有15年寿命，却被描述得这么老，这一点值得注意。而且亚当斯是叛乱者，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不容置疑，斯坦斯的职责就是逮捕他，并送回英格兰接受审判。如果这个悔罪者在审判中刻意强调因意志薄弱而造成了错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打磨这个暴动故事及其后果，展现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一面，同时掩盖其在岛上因为霸占他人妻子而引发流血冲突的事实。斯坦斯最后决定不带他走而自己离开。他说，他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全这个小小的社会。

此时，暴动故事的主角之一威廉·布莱已经永远离开了海洋。1814年7月，他被擢升为海军中将，年金足够他在人生的最后三年里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布莱的妻子贝琪已于1812年去世，但几个女儿经常到他位于肯特郡法灵汉（Faringham）的舒适小别墅来看望他。还是在1814年，约瑟夫·福沃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抛弃那个荒谬的殖民野心之后，福沃回到了英格兰，一心谋取在军队里获得提拔。7月，福沃晋升少将，11月17日，福沃终于与那个“婊子”情妇舍温夫人在德比的万圣（All Saints）登记结婚。

现在再说回到诺福克岛。约翰·派珀完全摆脱了布莱与麦克阿瑟之间的纠纷。截至1810年，他已完成清理诺福克岛的任务，只留下几个年龄较大拓居者、流放犯以及一支小分遣部队。这年年初，一艘船把他和玛丽·安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马匹、牛羊和粮食都转移到新南威尔士本土。一抵达杰克逊港，派珀就为自己建了一栋可以俯视全港的大楼。这时，新南威尔士军团已经解散，新任总督拉克兰·麦夸里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派珀得到了一个调任至新组建的102团任职的机会，但他决定不接受这个任命，打算全心身投入殖民生活这个伟大的机遇中。派珀和总督夫人是老朋友，他在诺福克岛时麦夸里夫人经常给他写信。1811年，派珀与家人一起返回英格兰处理一些事务，他给自己置办了全新的奢华行头，与之前送回英国接受教育的女儿萨拉团聚。1814年，他们全家返回新南威尔士，路上萨拉与一个到新南威尔士冒险的自由拓居者约翰·斯拉普坠入爱河。他们年底举行的婚礼成为社交季的高峰时期。派珀自己于两年后同玛丽·安结婚。

然而，派珀离开诺福克岛时，岛上还有几个顽固不化的刑满释放犯，他们不愿轻易放弃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还算富庶的农耕生活。麦夸里委任托马斯·克兰中尉前去监督他们最后的撤离。克兰与前流放犯威廉·哈钦森一起做工作，哈钦森已刑满释放，现在被提拔为流放犯主要的监管人员。1813年2月15日，“吟游诗人号”（Minstrel）和“尼尔森夫人号”（Lady Nelson）过来把自由拓居者、物资储备和军人一起拉到悉尼或范迪门地。他们离开后，只剩下哈钦森和一小伙值得信赖的流放犯。他们的任务就是毁了岛上的一切。

那些曾经关押过太多流放犯的石头建筑将被夷为平地。剩下的牲畜如山羊、绵羊、猪和老弱病残的马都杀了用来做腌肉。水力磨粉机被砸成碎片，水磨河上的大坝任其自行被摧毁。不能给逃跑的流放犯或任何把此地当成天堂或战争基地的外国势力以任何遐想。为了确保不留下任何活着的哺乳动物，他们留下12只凶残的澳洲野犬，一旦捕获活着的牲口，它们就会争抢撕咬，不死不休。哈钦森说：“它们饿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相残杀。”^[9]

1814年2月15日，整整一年后，毁坏者接到新任务，“袋鼠号”来到海湾把他们接上船。他们放出澳洲野犬，划着小艇靠近“袋鼠号”，把一个破坏殆尽的小岛留在身后。一个痛苦惨叫曾经响彻云霄的地方，一个文明外衣被撕掉、邪恶变成常态的地方，一个在帝国正义伪装下人道主义沉入无底深渊的地方，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哈钦森向麦夸里报告：“我非常高兴地向阁下保证，那里不会给任何踏足于此的人留下任何诱惑。”

【注释】

[1]哥本哈根海战是一场发生于1801年4月2日的战争，海德·帕克爵士率领的英国舰队和丹麦-挪威舰队在哥本哈根附近交战。此战丹麦损失惨重，多艘舰艇被击毁俘获。

[2]金给内皮恩的信，转引自Salmond，Anne，Bligh，p.460.

[3]金给内皮恩的信，转引自Salmond，Anne，Bligh，p.461.

[4]福尔杰的航海日志，转引自Young Rosalind，Mutiny of the Bounty and the Story of Pitcairn Island，1790 -1894，Pacific Press，1894，pp.38-40.

[5]Marks，Kathy，Pitcairn：Paradise Lost，HarperCollins，2008，p.214.

[6]南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群岛，距离智利本土大约有667公里。与复活节岛并为智利在南太平洋的两个属地，该群岛是名作《鲁宾孙漂流记》的故事原型发生地。

[7]智利的最大海港，也是南美太平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始建于1536年，是首都圣地亚哥的海上门户，距圣地亚哥约100公里。

[8]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北部岛群。184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现为法属波利尼西亚一部分。

[9]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