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方法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循证社会科学是应用循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在管理、教育、法律、社会工作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研究、科学决策和实践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具体讲，就是针对社会科学各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基于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价值意愿和环境因素，进行科学决策和实践。本质上，就是提倡把决策置于客观证据之上，也即尽可能获得最佳证据形成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依据，使得管理决策更科学，实践效果更理想，服务对象更满意。

循证社会科学是伴随着循证医学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1992年，加拿大学者Gordon Guyatt等在《JAMA》发表《Evidence-Based Medicine.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一文，标志着循证医学的正式诞生。短短25年，循证医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和跨学科、跨地域合作的创新模式，迅速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医学教育、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和政府卫生决策，成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和革命之一，被誉为临床医学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核心基础，生产、评价和转化应用高质量证据是循证医学的重要任务。1993年在英国成立的国际Cochrane协作网（Cochrane Collaboration，CC）是国际公认生产高质量系统评价证据的独立非营利国际组织，依靠周密的顶层设计、系统的方法学创新、规范化的培训和预注册管理、定期更新和全程质量把关，集全球参与者之力生产、保存和传播高质量证据。截至2018年4月7日，Cochrane Library的证据量已达到1190729条（Cochrane Reviews 10190，Other Reviews 36795，Clinical Trials 1093916，Methods Studies 15764，Technology Assessments 16641，Economic Evaluations 17433），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各国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源证据库，对促进国际信息交换与资源共享、提供可靠的证据、确保高质量的知情决策、推动建设更好的医疗健康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循证医学学科发展非常重要的创新模式和重要平台。

循证医学的理念、思想和方法是循证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证据同样也是循证社会科学的核心基础，生产、评价和转化应用高质量证据也是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Cochrane协作网作为医学领域循证决策与实践的源证据库，却不能适应和满足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的需要。2000年2月成立的Campbell协作网针即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生产、保存、传播社会、教育、法学、管理及心理等领域高质量的系统评价证据，以促进社会科学领域决策和实践科学化的国际性组织。目前Campbell协作网系统评价内容涵盖教育、司法犯罪、国际发展、社会福利、知识转化、食品安全、商业管理等多个领域，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决策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

目前，国际上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发展较快。2006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Robert Sutton出版了第一本循证管理方面的著作《确凿的事实，危险的半真半假的事实和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从循证管理中获益》（Hard Facts，Dangerous Half-Truths and Total Nonsense：Profiting from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书中批评以前的一些管理方式是“信念、恐惧、迷信和没有头脑的仿效”，强调基于证据和执行良好的管理才是有效管理。该书推出后受到管理学界的广泛好评。与此同时，国际上循证决策方法学研究也不断深入，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以Andy Oxman、Simon Lewin和John Lavis等为首的循证卫生政策专家，于2009年推出循证决策支持工具（Support Tools for Evidence-Informed Health Policy-Making，STP）的系列论文，为推动循证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2017年12月21日，国际顶级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了《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的评论文章，明确指出循证决策是做出理性政策选择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循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决策和智库研究中受到重视并推广应用。1999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Modernizing Government），其中提到“本届政府要更好地利用证据和研究的方法来制定政策，更多地专注于能产生长期影响的政策”。2013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更是设立了“有效性网络”（What Works Networks），为政府决策提供证据支持。澳大利亚也于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循证决策。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指出“循证决策是改革政府的核心”。2008年奥巴马执政以后，在美国大力推行循证决策，提出循证决策的5个策略，并采取行动支持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以证据为基础对特定优先社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促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服务项目。2016年3月18日，美国第114届国会通过了成立“循证决策委员会”的法案［H.R.1831（114th），《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mmission Act of 2016》］，以确保联邦政府在制定每年为社会服务提供超过1.6万亿美元资金的资助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基于证据，同时评估联邦计划和税收支出的有效性。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城市研究所等机构联合成立“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ve（循证决策协作网）”，该机构是美国第一家由智库机构合作建立的循证决策研究机构，协作网明确提出通过确立循证决策原则，提供证据决策工具支持，制定循证决策发展计划，促进循证决策应用和推广。随着全球治理的发展，循证决策的思想也正为日本、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关注和接受。(www.xing528.com)

1996年Hargreaves提出了循证教育学的概念，他认为教师与医生所进行的实践决策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很多医生在决策时会严格遵循科学证据，而教师却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经验，所以，教育领域的实践也应该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美国在2004—2005年度财政预算资助的9大优先研发领域中，针对教育领域的资助重点就是要成功开发和执行NCLB（No Child Left Behind）中提出的循证教育大纲和方法，基于证据开展有效教学、教育评估、教育公平、教育政策制订等。伴随循证教育学的影响日趋扩大，循证教育学逐渐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当代教育领域一种新的思潮或运动。

在西方法律和法学界，受到20世纪以来以经济学为代表的法律交叉学科的熏陶与鼓舞，学者逐步在其法学研究和法治决策领域，由广及狭地学习、引进、反思和实践循证思想与方法。除了围绕经典的刑事司法领域开展循证法学研究外，还出现了循证公司法（Evidence-Based Cooperation Law）、循证医事法（Medical Evidence-Based Law）、循证矫正（Evidence-Based Correction）等，其共同点皆在于思考循证方法在特定法律领域的功能与位置。2008年，美国乔治马森大学犯罪学、法律和社会系（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Law and Society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建立了针对犯罪和刑事政策的科学研究平台——循证刑事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Evidence-Based Crime Policy，CEBCP）。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律和法学领域的日益推广，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以及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应用，法循证学研究必将成为法治决策和法学研究的一种新锐力量和不可逆趋势。

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也被称为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是当代社会科学实践领域开展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vement）的一部分。它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和证据为指导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科学化”的重要阶段。从2000年Jacqueline Corcoran的《家庭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出版以后，2004年《循证社会工作杂志》（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创刊，接着《社会工作中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社会工作与循证实践》（Social Work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社会工作中的循证实践：一种新的专业文化的发展》（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Development of a New Professional Culture）等一系列有关循证社会工作的著作相继出版。目前，循证社会工作实践逐渐得到政府、专业组织及社会大众的认可，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主流实践模式。

综上所述，国际上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发展较快，几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与循证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循证管理学、循证教育学、循证法律学、循证犯罪学、循证政治学、循证图书馆学、循证经济学、循证心理治疗、循证矫正、循证社会工作等等。在我国，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且大都停留在介绍、讨论与综述层面，在科学体系建设、方法学理论探索、高质量证据研究以及循证实践的推广方面才刚刚起步，大多领域尚属空白。借鉴循证医学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科学的方法，针对社会、教育、法律、管理等领域的问题开展研究，产出高质量的证据为解决社会科学领域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确立循证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完善循证社会科学的定义概念、构建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体系，不仅可以填补循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极大地推动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超前部署、整合优势、联合攻关、实现突破，占领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制高点，进而推动我国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我国在循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在国家学科发展布局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