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对现代管理的重要意义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对西周天道观的继承和发展。西周的天道观，一方面认为天帝是世界一切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的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得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这种既敬畏天命的无上权威，又相信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改易天命的天命观，是周初统治者对殷商以来宗教哲学思想的重大改造和发展。孔子的哲学思想以这种天道观为基础，既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十分敬畏天命，又认为只要不断修明德行，就可以知天命。特别是君子，是应该知天命的。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这种既承认天命，但又不惟天命的思想，使得他在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中，更强调人事，视人事重于天命，发展出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奋斗的实践精神。他对鬼神问题，既不否认，也不迷信，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之所以重视祭祀，目的是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学而》），就是要使人们重视人伦道德的修养，更好地维系社会的人伦道德关系。孔子对天命观中人的主体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对于发扬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管理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孔子认为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这是孔子可识论的重要方面。当他的学生问他是否能预知今后十代社会的变迁时，孔子用商继夏、周继商礼制变迁的规律来说明是可知的。但他又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季氏》），即不要社会实践也能认识客观世界的人，这表明他的可知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实际上他并未说谁是“生而知之者”，他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承认自己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和教育实践获得的。因此他主张“学而时习之”，反对“道听途说”，这是具有辩证思想的学习态度。可见，孔子的可识论中既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素，亦有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后者主要来源于他的长期教学实践，形成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这一实事求是地辩证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成为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予以继承和发扬的。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实现尊王大一统和树立君主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威，这在当时已不合时宜。但作为治国安邦的管理思想，其确立领导权威、形成统一意志以及使行为与职位相称等内容，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十分重视政治领导人的思想道德品格的素养，认为这对于实现有效管理具有决定的意义和作用。他提出“君君”，要求君要像个君，要合乎君道，做一个有道之君。他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理想楷模，赋予他们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塑造了完美的圣王形象：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上俭约克己，工作上勤政廉政，礼贤下士，任贤使能；对百姓博施济众，造福于民；心怀天下，而不以天下为己有；以德服人，使近者悦远者来。概言之，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所阐发的领导者的思想道德品格，对中国王道政治理想的形成有极深远的影响。今天从管理思想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管理国家还是对管理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培养和提高思想道德品格的素质，仍然有着普遍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思想方面，孔子也有许多富于哲理的深刻见解。他提出“富而后教”的论点，认为实施政治教化，必须要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首先要发展生产，使人民物质生活充裕起来，才能有效地进行政治教化。为此，他一方面主张统治者要“节用薄敛”，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在生产上要“使民以时”，保证农民的生产劳动时间，不滥用民力。另一方面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废山泽之禁”，主张打破贵族领主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让百姓能比较自由地利用自然资源去发展生产；要求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使人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足食”、“富之”。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有了充足的税源，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他在理论上探讨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提出了国富应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论断，开创了儒家富民思想的先声。管理国家要以民为本，富国要以富民为本，这是孔子最具特色的经济管理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高调空论，但是在今天，却是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孔子提出的“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思想，对于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关系准则，它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www.xing528.com)

孔子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他的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认为，人类有着一种共有的道德本性，这就是相互间的爱、关怀、谅解和宽容。正是这种道德本性，使人们能够结合成和谐有序的人类社会。孔子把这种道德本性叫做仁。仁作为内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感情，即是爱心；作为外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即是爱人。内在的爱心是通过外在的爱人行为表现出来的。爱心首先产生于血缘家庭内父母兄弟之间，孔子认为这是最本源的爱。把它推而广之，使整个社会在爱的基础上达到和谐有序，是实现国家管理的最高目标。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要把仁的爱心正确贯彻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去，还要有一种能为人们所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孔子认为这就是礼。礼是规范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而制度化了的行为准则。它在行动上体现了仁的要求，是实现仁的管理目标的制度保证。孔子的仁礼统一的伦理思想所提供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管理模式，几千年来，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伦理心理素质和社会伦理管理观念，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汲取仁礼统一的伦理原则，把强制性的制度约束与自律性的道德规范统一和结合起来，进一步创建和完善现代社会和企业中的人际关系与制度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德才兼备的教育目标和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启发诱导、教学相长的教育方法和治学精神，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当前，在我国的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中，从结合我国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进行有效的人才管理来看，孔子提出的关于重视人才、任贤惟能和培养人才的思想和方法，仍有许多是值得借鉴和富于启迪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孔子的管理思想毕竟是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封建时代，它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有着深刻的封建宗法思想的烙印。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际关系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而差别对待的。血缘关系愈亲近，等级身份地位愈高，相应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也愈大；反之，血缘关系愈疏远，其等级身份地位就愈卑下，所能享有的权利也就愈少。这就是所谓的“亲亲”原则。在这种原则基础上，整个社会形成一张按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编织起来的人际关系网，它为任人惟亲、裙带关系、结党营私等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涂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人伦光环。孔子虽然在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上主张“举贤才”、“选贤与能”，但由于在社会制度上采取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立场，把“亲亲”原则作为一种道德准则继承下来，并把它运用到国家管理和处理人际关系中去，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楚国有个正直的人，能无私地揭发自己父亲偷羊的事时，孔子大不以为然，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他认为对亲属的犯罪行为，应相互包庇、隐瞒，才符合“亲亲”的道德原则。孔子把宗法制度的“亲亲”原则引入人际关系中去，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当前，在我国的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人情因素，极大地阻碍着法制管理的有效实施。因此，我们对待孔子的思想遗产，必须认清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继承发扬其积极的方面，批判抛弃其消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