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对近代中国农业结构的社会影响

机纱取代土纱的主导地位，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棉与纺、纺与织的逐渐分离，产生了两种显著的社会效应。

首先，促使农村众多纺纱户转产或停产，停产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生计维艰”。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番禺女红因洋纱涌入，“遂多失业”；广西贵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绩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于乡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山东“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这项纺纱业是许多贫苦妇女的靠山”，“据了解本省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因为纺工每天只能赚得工资制钱二十文”，有些农村纺纱户由于“洋纱出而纺事渐疏”，进而停纺转产，“多一生机”；琼州“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土纱工业的停歇，几乎终止了棉花的贸易”；山东农村纺纱户有的停止纺纱，转而从事编制草帽辫，比纺纱所得“工资便可加倍，甚或更多”；上海附近农村纺纱女工“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时人认为随着上海“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10]，当然这种趋势不仅在上海存在，而且在其他城市附近也无不如此。

其次，促使农村家庭手工棉织业增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手工棉织业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产品质量有所提高，生产成本有所下降，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诸如江苏睢宁本无纺织业，“所穿布缕，向皆购自外来”，“朅来洋纱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乐，户户织锦，轧轧机声，谓每尺布可省钱十余文，诚无衣者之乐事也”。[11]云南以前“织布的很少”，“自从洋纱开始由蒙自输入以来”，织布业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12]“云南十一州县中，新兴州之特别富庶全赖采用洋纱织布，该地从事织布者达一千家，每日织布万匹以上，居民屋宇轩敞，衣服丽都，食物丰美，生活优裕远在他州人民之上。”[13]四川由于“印度棉纱的输入，使各地手工织布业散布更广”。[14]1896—1897年四川“纺织业分布的地区，北面远至潼川，西边远至雅州，并且包括合州、遂宁县、太和镇、万县、成都、眉州、中江、嘉定、叙府、泸州，这些如此重要的商业中心实际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镇都包括在内”[15]，“棉织业遍及全省，具有比较普遍的趋势。由于人民职业之低下，无时不在寻求就业的廉价劳动之充斥，和剧烈的生存斗争，使得家计不得不在每一方面厉行节约。于是农家首先想的是在自己家庭内部找到一项能够帮助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即家庭副业。副业生产除了能满足家庭自身生活消费，有的还能有所剩余，这些剩余还能用于满足他人的生活需要。家庭棉纺织业就是这种生产活动，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它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而生存，那些机器制造的洋货也无法取代它。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并未计算什么工资，但是却能维持一家人的衣食生活”[16]。这种家庭手工棉织业由于与机纱相结合，既有廉价的劳动力，又有“貌美价廉”的机制棉纱，因而增强了抗拒拥有“机器之利”的外国棉布的能力。同样地，1896—1897年贵州省境内随处可见规模不小的使用手摇机器的土布生产活动，每个村镇都能形成一个织布中心，在每条商运大道上都能看见驮着印度棉花棉纱或者成捆土布的长长的骡马运输队。“80%的城乡居民穿的都是本地人织的土布”[17]，这种土布显然主要是农家纯用洋纱或兼用洋纱土纱而织成的，因此进口洋纱量虽然较大，但仍“求过于供”。[18](www.xing528.com)

机制洋纱涌入农村，不仅刺激了原来纺织业基础薄弱地区家庭手工织布业的兴起，而且推动了原来纺织业基础较好地区家庭手工织布业的发展，因而全国棉布集中产区的格局有了明显的变化。据外国人调查，1896—1897年，一些城市以及城市附近的地区已经形成了织布的专业化区域，大批的布匹从这些区域向外运输和扩散。这种情形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的上海、汉口、沙市、万县，四川的遂宁、乐至、叙府，云南的曲靖府、镇宁州，贵州的黄草坝、安顺府、独山，广东的佛山、广州及河南地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土布远及长江流域，汉口的土布则遍及广西和贵州，云南和长江上游地区则出现大量的沙市土布。[19]当时这位外国人所观察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19世纪末期，在地理上还局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某些地区的情形。当历史跨入20世纪之后，在南方，特别是在北方相继崛起一些棉布集中产区，在北方崛起的棉布集中产区，以河北高阳、天津宝坻、山东潍县三个棉布产区最为著名。高阳、宝坻、潍县棉布产区的崛起，主要缘于机纱的输入和足踏机的应用，而这也正是其他棉布产区得以发展的动因。

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效应，反映了农村副业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