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衰败原因

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首先是被机制洋纱，随后是被机制洋纱和国产机纱共同冲击的结果。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贯穿始终的是机纱与土纱之间的竞争、消长和并存的事实。

从统计表10-2中可以看出1840—1936年全国农村土布耗用机纱和土纱的比重变化的规律及其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国农村土布应有产量和用纱总量，1860年双双达到顶峰，随即双双下降，1920年虽然都有所回升，超过1913年，但远未达到1894年的水平，随即又双双下挫，1936年又都跌入谷底。总的看来，呈现波浪式下降的趋势。

第二，全国机制纱数量1840—1913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虽然1920年略有下降，但1936年攀登至顶点。1840—1860年，全国机制纱数只有进口的，没有国产的。1894年国产机纱开始占有一席之地，随即一路攀升，1920年超过进口机纱，1936年压倒进口机纱而在机纱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地位。进口机纱市场，呈现出了英国、英属印度和日本三强角逐的局面。而所谓国产机纱，也并非全是民族工业的产物，其中包括外国在华工业生产的。

第三，关于全国农村土布耗用机纱与土纱的比重变化，值得注意的，一是1840—1913年，消用机纱量和土纱量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骤变化，前者持续增大，后者持续减少，两者比重，从1840年的0.40%∶99.60%，变成1913年的72.33%∶27.67%；二是1920年与1913年比，消用机纱量减少825.42千关担，而消用土纱量却增加1 396.02千关担，因此两者1920年的比重拉近为50.76%∶49.24%；三是1936年与1920年比，消用机纱和土纱均有所减少，不同的是，消用机纱只减少128.11千关担，而消用土纱却减少1 943.85千关担，因此两者1936年的比重再次拉大为75.94%∶24.06%；四是全国农村土布耗用机纱与土纱比重的消长，既反映出机纱排挤、压倒土纱和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纺与织分离的进程，又反映出纺与织、耕与织结合的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对机纱进行抗争并最终导致以机纱为主、机纱与土纱并存的结局。

表10-2　全国农村土布耗用机纱与土纱的比重变化

续表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20.

机纱排挤土纱，是由洋纱在华南开始的。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均为棉产稀少地区，据专家统计，1937年各省的棉产量为贵州66千市担、云南33千市担、福建9千市担、广东8千市担，广西未见统计数字。[5]广东、福建等省由于棉产稀少，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也不甚发达。据专家估计，1860年广东、福建农村纺织户与非纺织户的比重为35%∶65%，而同时期的江苏农村纺织户与非纺织户的比重则为65%∶35%，江苏省的松江农村纺织户与非纺织户的比重，前者竟高达90%。[6]江苏农村家庭纺织业发达，同江苏是全国主要棉产区有直接关系，直到1935年江苏棉产量虽然呈现波动式下滑的趋势，但依旧达到了3 731千市担，保持着全国榜首的地位；而当年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省棉产总和才只有151千市担[7]，差距之大，一望可知。作为棉产稀少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成为机制洋纱进攻的首选目标是不难理解的。1860年全国进口机制洋纱35.38千关担，比1840年增加10.38千关担，20年间机制洋纱进口增长速度缓慢，并且基本上消纳在广东、福建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机制洋纱进口不断上升，并从棉产稀少的华南逐渐向棉产区华中、华北扩展，进而将触角伸向棉产稀少的东北地区，见表10-3。(www.xing528.com)

表10-3　各通商口岸输入洋纱的数量及占比（1867—1892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M].上海：中华书局，1962：197.
注：华南八港是汕头、广州、福州、厦门、九龙、北海、蒙自、拱北；华中九港是宁波、上海、九江、汉口、芜湖、镇江、重庆、宜昌、温州；华北两港是天津、烟台；东北一港是牛庄。*不及0.05%。

表10-3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1867—1892年，华南八港进口的机制洋纱，就数量而言，增加近10倍，从53 844.23担增至513 170.68担，但在全国机制洋纱进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却从97.90%跌至47.60%。

第二，1867—1892年，进口机制洋纱从华南向华中、华北和东北逐渐扩展，其中华中和华北相互攀升。1884—1888年，在机制洋纱进口总量中，华北占19.60%，华中占10.90%；1889—1892年，在机制洋纱进口总量中，华中跃升至24.00%，而华北则降至19.50%。

第三，1867—1892年，华南八港进口机制洋纱虽然在全国机制洋纱进口总量中所占比重有所下滑，但就进口机制洋纱的数量而言，仍旧保持着老大的地位，一个华南地区的进口量几乎等于华中、华北、东北三个地区进口量的总和，这反映了当时洋纱排挤土纱力度较大的主要还是棉产稀少的华南地区。

进入20世纪，机制洋纱排挤土纱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1900—1913年，全国各个地区在机制洋纱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与以前的格局迥然不同，华北跃居老大地位，华北三港（天津、烟台、胶州）进口机制洋纱1900年为178 640担，1913年增至699 844担。华中五港（上海、宁波、芜湖、九江、宜昌）压倒华南两港（广州、汕头）而排名第二，进口机制洋纱1900年为145 686担，1913年增至369 878担，而华南两港进口机制洋纱1900年为145 221担，1913年增至238 658担。由此可见，华中五港和华南两港进口机制洋纱，虽然1900年时相差无几，但到1913年，两者的差距却明显拉大。东北四港（牛庄、大连、大东沟、安东）进口机制洋纱，1900年只有41 846担，到1913年却增至133 256担[8]，就增幅而言，在全国名列前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各国销往中国各个地区机制洋纱比重的变动。1899—1913年，华南两港销售机制洋纱净量，英属印度纱平均从90.9%升至97.1%，英国纱平均从8.5%降至0.1%，日本纱则平均从0.6%升至2.8%；华中五港销售机制洋纱净量，英属印度纱平均从71.4%降至68.5%，英国纱平均从1.3%升至1.4%，日本纱则平均从27.3%升至30.1%；华北三港销售机制洋纱净量，英属印度纱平均从41.1%降至36.1%，英国纱平均从2.5%降至0.4%，日本纱则平均从56.4%升至63.5%；东北四港销售机制洋纱净量，英属印度纱平均从85.7%降至51.5%，英国纱平均从0.2%升至0.7%，日本纱则平均从14.1%升至47.8%。[9]由此可见，在华南、华中机制洋纱销量中，英属印度纱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日本纱压倒英国纱而位居第二。在华北、东北机制洋纱销售净量中，日本纱在华北压倒英属印度纱，在东北与英属印度纱并驾齐驱，而英国纱则始终处于殿军地位。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方面是国产机制棉纱崛起并逐渐压倒进口机制洋纱而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机纱排挤土纱的过程按照既成的格局迅速地进行着。因而，到了1936年全国农村土布消用机纱量与土纱量的比重，从1840年的0.40%∶99.60%，变成75.94%∶24.06%，这种比重的逆向变化，标志着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已经基本上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