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村手工棉纺业的繁荣

中国人民衣被的主要材料，古代为丝、麻、葛、褐四种，元明以来，逐步被棉布取而代之，“衣布之人百倍于衣丝”。当时棉布生产基地盛行家庭手工业模式，农民“男耕女织”，既生产粮食，又纺纱织布，以副养农，以织助耕。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到全盛时期，它的表现如下。

第一，棉布的产区在全国业已形成比较集中的局面，比如直隶滦州、乐亭、元氏、南宫，山东历城、齐东、蒲台，江苏无锡、常熟、松江，河南孟县、正阳，湖北汉阳、孝感、应城，湖南巴陵等地，均成为棉布生产基地，各地所产棉布的种类和产量都在不断增加，同时也大量输送到国内和国际市场。1840年我国土布的出口量约59.04千匹[2]，显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1840年全国农村的纺织户数量达3 420万户，在全国农村农户总数中占据45%，这一数据一方面显示了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农户总数中尚有55%为非纺织户，如此众多的非纺织户，除了集聚在棉花、棉布产区之外，就是在棉花、棉布产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在中国许多农村中，纺织户和非纺织户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杂居局面。

第三，1840年全国农村土布的产量超过5.97亿匹，在全国棉布产量中占据99.54%，机制的洋布只占全国棉布产量的0.46%。这些数据同样向我们传达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全国城乡居民的穿衣用布几乎都是农村副业所生产的土布；二是进口洋布的数量非常少，但是也显露出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发展趋势，标志着洋布取代土布的历史苗头。

第四，1840年全国土布的用纱量达620.88万关担，其中99.6%为土纱，0.4%为进口洋纱。这组数字同样反映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当时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保持着纺与织的结合体制，自纺纱自织布，土纱足以满足织造土布的需要；二是尽管洋纱输入量微乎其微，洋纱所代替的主要还是非棉产区织户的土纱，但是作为机制品的洋纱的输入，终于揭开了洋纱代替土纱、纺与织分离的历史进程的序幕，推动了自然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扩大的步伐。(www.xing528.com)

第五，1840年全国农村土布的总产量中，自给量为282 150千匹，商品量为315 177千匹，自给量占比为47.24%，商品量占比52.76%。可以看出，此时农村土布中的商品量已经超过了自给量，但是这些商品布也都是由农民家庭生产出来的，作为家庭副业的产品而存在，因此并未摆脱农业的大范畴。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布，绝大部分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主要在区域内和地方上的小市场交易，能够进入长距离远销的商品布，仍然是由棉布集中产区的那些专为市场而生产的农家织布。专业的商品布在所有商品布中的比重只有15%～20%。[3]

第六，农村棉纺织户中有自己种植棉花自己纺织的，也有自己不种植棉花而专门从事棉纺织加工的，称为植棉纺织户和非植棉纺织户。1840年全国农村的植棉纺织户数量约2 736万户，非植棉纺织户约684万户，各占4/5和1/5；制成所有农村土布所耗用的棉花中，自给棉的数量为517.4万关担，商品棉的数量为126.7万关担，自给棉是商品棉的四倍多。这些数据说明：一方面农村土布大多是由植棉纺织户使用自己生产的棉花制作出来的；另一方面，那些分布在西南、华南棉花稀缺地区以及江南棉产区附近的使用商品棉的纺织户，虽然只占1/5的比重，使用的商品棉比重也近乎1/5，但足以表明农村棉纺织业中棉和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分离。[4]

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跨入近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