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水产品贸易研究

晚清至国民政府初期，除了新生的、幼小而又孱弱的现代机轮渔业之外，居于主体地位的，还是数量庞大和生产方式停留在古代的传统渔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广大从事传统渔业的渔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三重压迫和剥削。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统渔业还以风帆为动力，以木船和手操网筌钩簖等为工具，在千年不变的落后状态中进行生产。据李士豪、屈若搴所著的《中国渔业史》，20世纪30年代中国渔船“总只数为18 806只”，“全国渔民数约当百万人之谱”。1947年国民政府新闻局《渔业》载文，当时全国“直接从事捕鱼”和“间接以渔为生者”，约为700万人。近代中国水产品贸易情况可见表9-3。

表9-3　近代中国水产品贸易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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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170-176.
注：自1932年起，输入数字单位为金；输出数字单位为国币，只有1932年的出口数字单位为海关两。金和国币均为当时的单位，海关两前述的关两，关平两。

关于渔业生产的数量方面，因缺乏历史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列出具体的某一年的产量指标，据巫宝三先生在计算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过程中对中国渔业产值的估计结果，1933年全国渔业产值为219 469 320元，扣除渔船渔具的修理折旧费用后，全国渔业净产值为175 575 456元，占农业净产值的1.4%。[7]这一数字只能使我们了解1933年的渔业生产情况，而没有其他年份的数字相比较，我们依然无法看到近代中国渔业生产的演变情况。但是，我们通过观察水产品对外贸易的情况，可以侧面了解近代中国的渔业生产情况。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国际贸易渐兴，但是贸易统计资料也十分缺乏。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后，才开始有贸易统计的记录，但是记录内容相当简单；同治六年（1867年），水产品贸易统计数据开始渐趋完备。

从1872年起，每十年为一期，其平均统计数字可见表9-4。

表9-4　每十年一期的平均水产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177.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出口数字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近代中国的渔业生产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出口量增加较快；但是进口数字明显高于出口数字，进口的增速超过出口的增长速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国水产业生产比较落后，生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量；二是海关不能自主。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海关如果增税，须经“双方同意”，这是关税主权丧失的开始。1858年清政府在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又同意“邀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此后海关大门洞开，税权完全丧失，帝国主义国家水产品可以肆意进口。以日本对华的水产品贸易统计（表9-5）可见一斑。

表9-5　日本对中国水产品输出额

资料来源：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上海总领事报告》。
注：香港栏内的输出额系经香港输入内地。因当时香港人口仅25万，消费甚少，大部分水产品输入内地，故均计入。

以上情况说明，近代中国的渔业生产还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林业和渔业生产在抗日战争前均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势，虽然渔业生产量的增加没有超过进口量的增加速度，但是总的生产量都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是农业生产向前发展的表现，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表现。

[1]西汉景帝时，将治粟内史改称大农令，武帝刘彻又改称大司农。

[2]“三省”为中书省（决策机构）、门下省（审议机构）、尚书省（执行机构），“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吏部、礼部、民部、工部、刑部、兵部。

[3]宋陆游词《鹊桥仙》句。“闲人”指没有（或丢掉）官职的人；“官家”指皇帝。

[4]元清两王朝推行这些政策的情况如下：（1）屠城：元初攻占保州（河北保定）、密州（山东诸城）、卫州（河南汲县）等地时，除工匠外，城市居民一律杀光。清初进攻江南时，在扬州、苏州、嘉定、海宁、宁都、广州等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屠城。（2）囿工：元代征天下工匠为贵州服务，设专门匠籍，子孙世袭不准改业。清初行“投充法”，满族贵族可以任意挑选汉人各色工匠投充旗下为奴。（3）限商：元代商业多为王公、官府所垄断，清初禁海，“商船渔舟，不准一船下海”。（4）抑汉：元代全国人民被分为四等，生产技术最先进的汉人、南人被列为第三、第四等，遭到政治压迫；清初行“圈田令”“逃人法”“剃发令”，同样对汉人进行压迫、镇压。

[5]解慧娟.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6]中国渔业史编委会.中国渔业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8.

[7]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下册）[M].南京：中华书局，19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