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加剧侵渔，近代中国农业结构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俄国《新闻报》就公开叫嚣，要利用晚清王朝败北的可乘之机，干脆利落地把中国瓜分掉。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进一步加剧，割让领土、开辟通商口岸、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大肆侵渔。其间，德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法帝国主义觊觎西沙群岛，1933年公然出兵侵占西沙西南九个小岛，阻禁中国渔民捕鱼。而对中国侵渔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为害最烈的首属日本帝国主义，其次是沙俄。

（一）沙俄帝国主义侵渔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沙俄帝国主义即出兵满洲里，煽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独立，其间除占用呼伦河（湖）捕鱼之外，又纵使俄商私向当地蒙人租借河流、湖泊捕鱼。据不完全统计，到1915年止，俄商在当地私订的渔业租借合同达43件之多。合同具体情况如表9-2所示：

表9-2　1912—1915年间俄商私订渔业租借合同情况

① 1俄里＝1.066 8千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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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1912年12月，经中国驻俄公使交涉，沙俄帝国主义答应撤销呼伦贝尔独立，“劝令”其归附南京临时政府，“但该处蒙人与俄商签订一切合同，如渔业等项，须由中央政府承认，并切实担保”。1916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又与俄商米谢雅甫订立契约，准其租借乌尔逊河捕鱼。契约全文字斟句酌，不失体面，但内容进一步规定：在“与蒙人若无窒碍”的情况下，可“在捕鱼地上修盖工人房屋货栈及占养鱼之地”。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渔

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之后即开始对台湾、澎湖列岛海域的水产资源进行掠夺。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里夺走旅顺大连之后，又开始对黄渤海水产资源进行掠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他们的侵渔胃口越来越大，直到把中国所有领海全部视为己有。

为了推行其对华侵渔的野心，日本政府于1898年颁布了《远洋渔业奖励法》，对远洋渔船及从事远洋作业的人员实行奖励，年奖励金额20万元。1906年，日本新式机轮拖网渔业迅猛发展，国内“僧多粥少”，在资源问题上与传统渔业发生矛盾，为了侵略扩张，也为了保护本国资源，日本政府又在国内实行了禁渔区政策，即在本国沿岸海域内，禁止机轮曳网作业，逼使所有机轮拖网向外发展。1925年，日本政府竟将其禁渔区扩大到东经130度和朝鲜沿岸海区，即明目张胆地把其机轮拖网全部推向中国海域。(www.xing528.com)

就在实施禁渔政策的前后，日本政府于1920年、1928年、1933年对中国海域进行了三次资源调查，其调查不仅范围辽阔，而且规模巨大。以1933年一次调查为例，参与作业的有日本中央水产试验场，冲绳、鹿儿岛、长崎、佐贺、福冈、山口等日本本土各地的水产试验单位，台湾省、关东厅的水产试验机关。其间，日本政府还派遣大型调查船飞隼丸，对南海海域进行了兼有军事意图的调查。通过上述调查，日本政府农林省把中国沿海划分为北、中、南三大海区，分别以大连、青岛、上海、台湾为基地全面对华侵渔。

日本对华侵渔，不仅是在中国海域掠夺资源，而且实行资本输出和贸易渗透，即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株式会社，组织鱼市场，就地推销鱼货，榨取利润。

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后，即在关东州设置水产试验场，从调查、试验、出渔到贩卖，全部垄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取代德国侵占胶州湾，由军方资助日商两万元，在青岛开设鱼市场。青岛商界组织水产公司谋与对抗，但因实力不敌而失败。有关资料显示，1917年日本在青岛有130艘渔船，1925年后又新添64艘底拖网渔轮。1929年日本在旅大海域有116艘渔船，30年代初增加到600多艘。由于日本渔轮拥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动腐败，整个华北海域都是“强宾夺主”。

上海为中国渔业经济的最大中心，国产鲜鱼大都在上海集散，且长江口外有资源丰富的渔场，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对上海垂涎三尺。1928年，日本政府派长崎海产株式会社渔业部长，横滨水族长等人到上海活动，勾引汉奸，秘密策划。随后，在日本军舰率领之下，大批日本渔轮涌入东海渔场，据当时部分资料统计，1928—1931年仅在上海进出口的日本渔轮，多时为38艘，少时为14艘，平均每月为28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上海反日怒潮兴起，人民群众抵制日货进口。日本渔船乃交换伎俩，或勾引奸商，在长江口外将渔获过船运入；或转运青岛、大连伪装，变成“国货”后运沪。运进上海的日本鱼货，伺机压价倾销，操纵中国市场，造成中国“渔业者皆赔累不堪，渔民更无法谋生”。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之后，先在台湾总督府设立水产课，后又组织蓬莱渔业公司进行扩张。台湾遂变为日本在中国南海侵渔的基地。1922年，日本利用华人出面承垦西沙群岛，并朦呈广东省省长公署备案。然后从台湾省和日本输送200多人来到西沙群岛，开始磷矿挖掘和渔业资源的掠夺活动。1925年，由于中英经济绝交，香港粮食危急，日本得以乘隙而入，它以供给香港粮食为条件，在香港取得了渔业经营权。日本在香港设立蓬莱渔业公司分公司，后又创立南华渔业公司，香港也成了它的对华侵渔据点。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初日本在南海渔场侵渔的渔船，有拖网渔轮28艘，手操网渔轮70多对。这些渔轮出没于闽粤沿海及海南岛、北部湾、西沙群岛等处。日本渔轮侵入福建、广东沿海以后，仅福建一省就有1 000多只中国渔船被迫停产。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侵渔活动更加猖獗。9月20日，日本海军潜水艇于广东省汕尾、碣石海域，一次击沉中国九艘深水拖网渔船，渔民死亡100多人，当地渔民称之为“九条龙事件”。其后，随着战争的扩大蔓延，毁于日军侵略炮火的中国渔船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从1895年侵占台湾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止，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渔达半个世纪之久，给中国渔业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除经济、贸易方面榨取豪夺之外，在渔业资源上更进行了鲸吞式的掠夺。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侵渔的日本渔船，均以优质资源为猎取对象，并实行酷渔滥捕。有材料统计，1906年日本在中国海域的掠夺量为1 400吨，1933年上升到50 700吨。其间，黄渤海区的珍贵资源真鲷，完全破坏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三）国民政府的反侵渔

在帝国主义猖狂侵渔面前，中国的渔民和商、军各界，均不乏反抗之士，更不乏取缔之策。只是由于政府最高统治者的媚外政策，终使一切维护国家渔业权益的努力惨遭失败。

1924年5月，日本渔轮渔船100多艘，侵入山东蓬莱、掖县等处海域捕鱼，偌大数量的日本渔船，横冲直闯，撞我渔民渔船，毁我渔民渔网钩线。中国海军渤海舰队为维护领海主权，以炮舰两艘进行驱逐，当场逮获日本渔船两只，人赃俱在，日本领事署签字认领。而日本政府则公然以日船在公海作业为词，拒不承认侵入中国海域，对此，北洋政府及其驻日使节，均不敢出面驳斥，最后不了了之。

30年代，日本渔轮倚仗其吨位大、航速快，同样在东海渔场横冲直撞，甚至开枪射击，使中国渔民亡身丧命。定海县桃花岛渔民大队渔船在海上作业，日本渔轮居然迎面将其撞翻，船主当场丧命。类似事件不断发生，一时间上海、广东等地的地方政府和渔业组织，不堪忍受日本人的侵渔行径，纷纷请求政府出面来保护渔民的正常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渔政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议案，拟具两项办法取缔日本侵渔。1931年初，提案经过第十四次国务会议通过，授权实业、财政、海军三部联合办理。同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领海范围为3海里，海关缉私界限为12海里；同时令饬海关禁止百吨以下外籍小轮进口。一时有声有势，像要有所作为，停泊于青岛、上海等地的日本渔轮，也以为大事不妙，纷纷准备回国。然而，日本驻华公使一出面“强硬交涉”，国民政府立即于5月30日发出“暂缓期实行”的电文，一场有声有势的反侵渔计划又变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