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木材贸易的发展情况

（一）木材进出口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不仅外国输入中国的木材产品大量增加，中国输出外国的木材产品也是不断增加的。同治年间输入的木材每年价值30万到50万关平两，1894年之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木材，导致中国木材的进口量猛增。1907年木材的进口量是最多的，价值超过700万关平两。辛亥革命后，进口木材的价值迅速达到1 000万关平两以上。1929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量木材涌入中国，当年进口木材的价值竟然超过3 000万关平两。此后直到1937年，每年的木材进口价值在2 000万到3 000万关平两。

近代，木材的出口情况注定是无法与进口相比的，但也有一定的发展。据海关统计，我国自1903年开始每年也都出口一部分木材。1906年以前每年木材的出口值有100多万关平两，民国后有所增长，每年约200万到300万关平两。1921年起，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每年的木材出口价值增长到1 000万关平两以上。1923年甚至超过了2 000万关平两。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和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木材出口大量减少。此后一直没有好转，每年木材出口的价值只有100多万关平两。1868—1937年中国进出口木材价值见表8-19。

表8-19　1868—1937年中国进出口木材价值

续表

资料来源：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中国近代林业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361-363.
注：1933—1937年进、出口木材价值的单位为元，1933年海关规定，1关平两＝1.588元。

又据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档案资料，民国元年到二十四年（1912—1935年）中国进出口木材数量见表8-20。根据表中数据可知，我国每年的木材贸易（除了1923年）数量，都是进口大于出口，1930年木材进口量居然是出口量的22倍。

表8-20　1912—1935年中国进出口木材数量

资料来源：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中国近代林业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364.

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际海运被阻断，中国木材的进出口皆处于停滞状态。战后，中国市场仍未摆脱列强的控制，加上百废需兴，木材进出口贸易又重新发展起来，1946年国民政府档案记录的木材进口量为23.26万立方米，价值国币[75]224.29亿元；1947年的木材进口量上升为30万立方米，价值国币1 154.67亿元。[76]

（二）主要木材市场

主要木材市场包括哈尔滨、吉林、安东、西安、上海、南京、福州、长沙、武汉、广州等地。

1.哈尔滨

作为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工商业中心，哈尔滨的木材交易量也是相当大的，一直处于东北地区木材贸易的中心地位。输入哈尔滨的木材分建筑木材和木柈两大类。从1920至1929年，输入哈尔滨的木材数量逐渐增加（见表8-21），仅建筑木材输入量在十年内就增加了近十倍，木柈的输入量在此十年内也增加了三倍。

表8-21　1920—1929年运入哈尔滨木材数量

资料来源：苏林.东省林业[M].哈尔滨：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1932.

作为交通运输中心，哈尔滨输出的木材也不在少数。1923—1924年，由于日本对木材的需求量猛增，哈尔滨的木材输出量也大幅上涨。与输入木材情形类似，哈尔滨输出的木材也以建筑木材为主，木柈相对少得多。表8-22列举了1920—1929年哈尔滨输出的木材数量。

表8-22　1920—1929年哈尔滨输出木材数量

资料来源：二戈.东三省木材之水陆运输[J].中东经济月刊，1931，7（2）.

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的木材市场主要掌握在俄商和日商手中。华商木材商号大多资金较少，又不像外商享有种种特权，故无法与外商竞争。由于木材尤其是建筑木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哈尔滨的木材价格连年上涨，一方面由于木商刻意提价，另一方面也因为木材捐税日益严重。

2.吉林

抗日战争以前，吉林的木材市场一直是东北中部最大的。20世纪20年代，吉林木材市场每年的木材交易量达1 000万立方英尺。表8-23是根据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的调查数据统计的1920—1926年输入吉林的木材数量。由于20年代初期建筑业比较兴旺，所以木材的贸易也繁荣起来，后来因为多年采伐所导致的林木资源下降，木材产出不断减少。铁道枕木却有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修改吉（林）海（龙）铁路和沈（阳）海（龙）铁路，需用大量枕木的缘故，这些枕木大多由水曲柳、柞木、色木等硬阔叶树种制成。1925年运入吉林的枕木竟达100万根。

表8-23　1920—1926年运入吉林木材数量

资料来源：苏林.东省林业[M].哈尔滨：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1932.

吉林当地的木材使用量并不多，输入木材的百分之八九十都被转销到外地。有的沿着松花江经白都讷（今扶余）运至内蒙古，有的供给吉海铁路的修筑，更多的是通过铁路转运到东北的南部各地。(www.xing528.com)

吉林经营木材的商号在兴盛时代达100家左右。20年代，华资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林业公司，起初为吉林省政府官营企业，后转让给吉林永衡官银号所有。华森公司为吉林省政府与日商合办的企业，由吉林省政府提供濛江林场作为股份，日商出资300万日元，合资经营。此外，国内商人也开办有几十家木材商号，但都是投资规模较小的，经营小批量的木材贸易。日本人在吉林曾经经营有50多家木材商号，1926年剩下32家，1931年只剩14家。木材市价有涨有落，1916年开始木材价格连续攀升，到1920年居然翻倍，此后又开始不断下滑。

3.安东

安东即现在的丹东，同样是东北地区主要的木材交易地。鸭绿江流域出产的木材均到安东汇合然后再输出，因为安东拥有便利的水上和陆上交通条件，所以木材贸易也相当发达。

1908年，鸭绿江采木公司成立，这家公司名为中日合办，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它垄断了安东木材市场。据清政府与日方签订的合同，该公司可在水运最便利的鸭绿江干流60里范围内林区采伐木材，此范围以外林区和浑江流域林区可由中国木把采伐。除江浙铁路公司所需枕木和沿江人民自用木料外，其余木材全归鸭绿江采木公司收买，木主还需向采木公司缴交收买价1%的手续费；如木主另找买主，需经采木公司同意，并需向该公司交纳木材价款3%的“买回料”费。

安东市场的木材有两大类，一类为料栈（中国木行）经营，一类为鸭绿江采木公司经营。运入安东的木材数量，1926年以前，除1913年每年运入100万尺缔以上，运入最多的1921年达300万尺缔以上，1912—1926年运入安东的木材数量共2 840万尺缔（见表8-24）。

表8-24　1912—1926年运入安东的木材数量

续表

资料来源：谢先进.鸭绿江右岸之林业[M].杭州：浙江大学，1927：48-49.

运入安东的木材，除一部分供本地消费外，大多转运外地。大部分运往天津和山东各地，少数运往上海，并有一部分向朝鲜和日本出口。

4.西安

作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也是重要的木材交易市场。清朝末年西安就有木材市场，1928年商人刘忠魁曾在西安建立集成公号，专做木材交易。1929年陕西大旱，五谷歉收，饥荒成灾，武功、兴中等地灾民拆毁住房，将栋梁运往西安出售，以图果腹。木商见有利可图，收买这些木料，转手出卖。此时西安很快出现多家木材商号，但其规模均不大。张学良将军入驻西安后，大兴土木，对木材的需求增加，西安的木材业也慢慢发展起来。1931年有木行七八家，1934年增加到10多家，1936年最繁荣时增加到40多家。1937年战争开始，木材的需求剧降，西安的木材业又趋衰败，到年底木行已倒闭10多家。1938年，外国木材不能输入，经营外国木材的3家木行也歇业了。到1941年，西安仅剩木行32家。

5.上海

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的木材业也相当发达。抗日战争之前，上海每年交易的木材价值近4 000万元，其中国产木材只占三成，其余七成为外国木材。1940年，上海有木材批发行80多家。各木行专门经营一种木材，只有少数木行兼营两种木材。这些木行分为五类：

（1）杉木行：约30家，每年运销杉木价值600万～1 000万元；

（2）松板行：约10家，每年运销板材价值300万～500万元；

（3）洋松（花旗松）行：约30家，每年运销洋松价值2 000万～3 000万元；

（4）硬木行：5～6家，每年运销硬阔叶材价值200万～300万元；

（5）三夹板（胶合板）行：5～6家，每年运销三夹板价值200万～300万元（多数是日本货，一部分为欧美商在上海设厂制造）。[77]

经营杉木行和松板行的全部是华商，经营洋松行、硬木行和三夹板行的则九成是华商，一成是外商。外商木行的数量虽少，但投资规模都很大，交易额很高。因此外商在实质上操纵着上海的木材市场，中国民族资本只能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中国民族资本家用自己的资本为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充分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性质。

6.南京

南京是长江下游的木材集散地，主要经营杉木和松木。南京木材市场开始时有婺源帮（安徽）、临清帮（江西）和山西帮的木商，其中婺源帮最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受战火影响，木材业暂时停顿。同治七年（1868年），南京木材业恢复，并建立了水府祠木业公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清政府在上新河设木厘局，征收木材厘金[78]。这一时期，上新河已无山西帮木商，婺源帮木商也少了，江西木商则除临清帮外还有南昌帮、赣州帮、龙南帮和信丰帮。此外，湖北帮出现了。从同治末年（1874年）起，有湖北大冶帮商人贩锅到湘、桂、黔交界的苗族聚居地区销售，而将当地所产苗木运出。当时木厘局规定，由长江运来的木排，到上新河都要停驻完厘，不准越境，否则罚款充公。大冶帮商人每次运来大批木排，贿赂厘卡官员，流动兜售，如经查出，宁愿认罚。同时，还有上海帮和镇江帮木商，将木排停泊在上新河，将木材装船下运，船上挂外国旗，逃避厘卡征收巨额厘金，宁愿投海关交纳关税。[79]

南京木材一部分经常州转运金坛、溧阳、太仓、常熟、无锡、苏州、昆山、嘉定、上海等地，主要供建筑和做电杆之用；另一部分运苏北盐城、阜宁、兴化、泰州、东台等地，主要供建筑、造船和制作风车之用；还有一部分运蚌埠和徐州等地销售。在1924年之前，南京上新河木材市场每年交易的杉木价值达1 000万元。后来由于军阀割据严重破坏了生产生活，南京的木材业日渐萧条，1928年的杉木交易额只有500万元。此后又加上洋松木的大量输入，南京的杉木业更加衰败，1929年的交易额仅有300万元，1930年又降到230万元。1931年，在日本侵占沈阳和长江水灾等多重打击下，上新河市场的杉木交易额跌到110万元，几乎是1924年以前交易额的1/10。[80]

除上述主要城市外，福州、长沙、武汉、广州、成都等地也都是比较主要的木材交易市场，在近代的木材贸易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发展均表现为波浪式，受战争影响而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