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北洋政府的造林法与奖励条例激励了人民植树造林活动

晚清有些地方官吏发动山区农民造林。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广西巡抚曾经数次安排人员到贵州购买青冈、漆、杉、茶和桐等易种植又收益快的树种苗，然后无偿分发给山区的农民栽种。所种树木至1909年已经成活千万株以上。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湖北省钟祥县令刘渠川鉴于当地地瘠民穷，于是劝民植树，以兴利源。刘县令命人到武昌、崇阳等县购买桐和茶等树苗，发放给当地的农民栽种，他还编写了《劝种茶桐说》，向农民传播茶、桐的栽种方法。广东省广宁县田少山多，每年所产粮食不能自给。光绪年间，该县县令为使农民增加收入，并增加政府税收，号召农民承领官荒造林。当时县政府规定，在山上鸣锣，以能听到锣声的范围为一亩。按亩发放官荒，政府从中抽税。开始时，有人领官荒造林，数年后颇能获利。于是领荒造林的人越来越多，民营造林发展起来。

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森林法》，1915年又发布《造林奖励条例》，支持和奖励植树造林活动。民国五年（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由于中国地理辽阔，政府财力无法支撑大范围的植树造林，如果让每个国民单独植树造林，又会由于个人财力有限且木材获利很慢而难以开展。因此建议把人民组织起来，成立林业公会，共同植树造林。根据农商部的估算，按每个县平均有一百个村计算，全国共有1.4万个村，一个村成立一个林业公会，每年每个林业公会假如能植树10 000株，那么十年内就可完成1.4亿株树的种植。为此，农商部还于1916年颁布了《林业公会规则》，1917年又制定《林业公会组织法》，对林业公会的运作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国民党执政初期，其中央党部曾经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国货、合作、保甲、识字、卫生、筑路和造林等7项活动。1929年，国民党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通过推广苗木的方法鼓励民间私营造林，该局在各个林场培育大量的苗木，免费发放给愿意植树的人。每年每人最多能领取五百株树苗，领取后必须在一周内完成种植。如果超过一周的时间而导致树苗枯死的，要按市场价格加倍罚款，同时取消再领树苗的资格。该管理局还制定有《合作林场办法》，鼓励民有荒山的与管理局合作开办林场，民有荒山的业主提供造林场地，管理局提供造林的经费，经营林木的纯利润则由业主和管理局五五分享。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农矿部把原北洋政府颁布的《森林法》进行修改后重新发布。该法重新强调了国民可以免费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来植树造林，还可以自发组织林业合作社来保护和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1942年，农林部在湖南省会同县洪江镇设立民林督导实验区，其任务为：发动民力，普遍造林，迅速减少荒废林野。到1946年，实验区已经完成面积为16亩的两处苗圃，共培育树苗112.9万株；同时开办了一个示范林场，造出300多亩的示范林；在实验区指导下，当地人民开发出2万多亩的桐、樟、杉树林，保护和培育38.4万株野生树种，成立八个林业合作社；贷款90万元投资林业；建立三处合作苗圃，造林面积达万亩以上。[17]

1943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发出《强制造林办法》，要求各地以乡镇林场为单位开展植树造林。每个乡（镇）林场的苗圃不得少于3亩，每年最少栽培2万株苗木。地主私有的宜林荒山、隙地必须自行造林，规定私有宜林地面积不足200亩的要在两年内完成造林，不足500亩的三年时间，不足2 000亩的四年时间，2 000亩以上的每年最少完成500亩的造林任务；如果地主不愿意在自家的宜林荒地上植树造林，则由政府加大其税收额度。如果地主确实没有能力完成造林任务，可由政府和地主公共团体代其造林，地主只能获得林木收益的20%。

（一）民族资本经营造林

晚清时期，许多民族资本家在开创实业的过程中，也有投资于林业经营的。1891年（光绪十七年），广东实业家张弼士经过考察发现，山东的烟台县依山傍海，气候湿润，土壤也比较肥沃，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投资300多万元在当地买下两座荒山，开发五个葡萄园区，培育35万多株来自欧美品种优良的葡萄。至今仍赫赫有名的张裕葡萄酒厂就是在当时由张弼士先生创办的。[18]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的杨亮生开办了股份制的自西公司，在梅县城西的大径山种植竹、梅、杉、松、橘和橙等树木。潮州翁醉亭同年集资4万元，设立种植畜牧有限公司植树造林和养殖牲畜。同样是1906年，袁仁茂和黄鼎等人在江苏丹徒县成立利用树艺股份公司，筹集5万元资金用于租赁和购买荒山，栽培树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周震集资10万元创办崇实树苗公司，在江苏仪征、甘泉两县买地开荒，栽培苗木；丁彦翀建立阜生种植公司，在江苏金山县的朱泾镇开辟荒山，种植乌桕和桑树等。杨良骏集股10万元，于江苏省溧阳县创办吉金树畜公司，购地2.06万亩，种水稻和树木。1906年华侨何麟书在海南开办琼安公司，在定安县开辟250亩地栽种4 000多株从南洋引进的橡胶树苗，4/5的树苗均栽培成活。山东省当时也开办有15家垦殖公司，大多在即墨县。1908年，即墨县人刘锡五建立崂山森林公司，因集股不齐而暂时停顿。1911年重整旗鼓，继续经营，由王作梅任经理，利用崂山将军槽附近的国有荒废牧场植树造林，同时购买附近地区的部分私有林地，经营面积总计超过4万亩。

民国以来，民族资本家开办林业公司有增无减。民国初年，仅浙江省成立的林业公司有：余杭县杭北林木公司、大有垦牧公司、茂利农林场、茂森公司、浙西植木场，临安县振森公司、安北公司，建德县阜泰公司，安吉县启源公司，长兴县云野公司、兴墅公司，金华县华北公司、北山公司等。其中余杭县杭北林木公司有资金6.5万元，承领了一部分官有荒山，又凭借封建势力强购附近民山，共占有平缓山地1.3万多亩、水田1 000多亩、旱地100多亩。到民国八年（1919年），已经造林一万亩左右，树种以马尾松为主，杉木、麻栎、桐、竹等次之。长兴县云野公司有800股，每股100元，资金共8万元，承领长兴、安吉两县之间的浮云山和长兴县野山无主官荒，面积约4 500亩，进行造林。该公司制订了周密的造林计划，逐年实施，仅四年就植树950万株。除造林外，还发展养蜂和畜牧业，以便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收益。

江苏、安徽等省，也有私人经营的林业公司。江苏省有江浦县锦记公司，金坛县茅麓农林公司，句容县华侨暨南公司、均益公司、广慈公司，宜兴县阳羡公司，灌云县海洲树艺公司等；安徽省有盱眙县盈丰公司等。民国十年（1921年），广东省兴宁县陈伯威和陈育丰集股10 000元建立了东山林业公司，入股方式灵活：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该公司从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造林事业逐年发展。在海南岛则有海外华侨和当地人士创办了不少橡胶园。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各地仍有私营的林业公司出现，承领荒山荒地造林。例如，广西于1927—1932年相继有33家私营林业公司承领18.6万多亩的荒山荒地来植树造林，其中柳城县的裕成公司就独领2.55万亩的荒山荒地，种植桉、樟、杉等多种树木。[19]海南岛也有许多私人所有的垦殖园，种植咖啡、椰子和橡胶等热带树种。1949年，全岛有椰子园47家，面积共6 330亩，植椰子树2 061 900株，年产椰子26 547 500颗、椰子油3万斤、椰干300担、椰子纤维绳400担、椰布100担。咖啡园69家，面积共5 713亩，植咖啡树338 000株，年产咖啡169 000斤以上。[20]

（二）地主经营造林

中国南方的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等省主产松杉类树木，当地的地主也多有从事造林活动，造林树种以杉木为主。具体做法是：开垦山地，再插植杉木，在新植幼树行间种番薯、玉米等杂粮，3～4年后幼林郁闭，即停止种杂粮；也有的开垦后即种杂粮1～3年，然后插杉。地主经营造林的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一是地主自己雇佣工人直接经营，产出的幼林和杂粮收益都归地主，雇工只获得劳动报酬；二是地主把山地转包给农民，农民全家在山上搭茅舍居住，垦种和造林，所收杂粮归农民，幼林归地主，个别地主也支付给农民少许的劳动报酬；三是地主将山地出租给农民造林兼垦殖，约定产出杂粮全归农民所有，农民负责所造杉林的长期培育和管理，直到成熟后采伐，产出木材的收益地主得1/3左右，农民可得2/3。(www.xing528.com)

由于山地大都是地主的，山区农民只能向地主租佃垦种和造林。例如，福建省浦城县山区农民向地主租山地种植松、杉、竹、油桐、油茶等林木。种松、杉等用材树的，成林以后的收入，地主得四成，佃农得六成，也有三七开或二八开的。如种油桐、油茶和竹类，因成熟后每年有收入，佃农每年都要交租，大年交三至四成，小年交二成。在江西省乐安县，山林分为“山骨”和“山皮”，山地称为“山骨”，山地上的竹木称为“山皮”，农民租地主的山地种植树木（即山皮）需每年向地主（山骨所有人）交纳山租。山皮所有人砍伐竹木后即还山免租，山骨和山皮都可以典当或转让。浙江省江山县和福建省闽清县的情况与江西省乐安县情况相似。如浙江省江山县大陈乡一带荒山都由地主招人垦种，农民租佃荒山种植树木，其树木即归农民所有，农民每年需向地主交纳山租，其数额为每亩二三百文至五百文不等。农民可以将自己所种树木转卖或抵押给他人。农民租佃地主的山地，都要立下字据，写明租佃山地坐落地点、四至、林木分成办法和山租数额等，并需有见证人，此字据都由地主保存。

40年代末，在福建省南靖县境内，距离溪水和圩场5里以内的山地，农民租佃的占40%～50%，距离10里以上的山地，租佃的也占到20%～30%。[21]地主把山地租给农民，不仅采伐的木材要分成，租出时有的还要收地租。例如，贵州省有的县，农民插植1 000株杉木，需向地主交纳1 200斤租谷。[22]在山地杂粮和林木收获以前，农民要吃要用，又不得不向地主借“垫脚粮”，地主则通过高利贷盘剥农民。杉木林虽然生长快，也要20年左右才能成材，农民发生经济困难，有时被迫以极低的价格把青山卖掉，将未成材的杉木林让给地主。有的农民不得不以林木为抵押向地主借贷，有的地主恶霸仗势强取豪夺农民的林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南方各省大部分杉木人工林为地主占有。例如，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湖南江华县的杉木林，地主唐惠卿占有30%，李沛然占有20%，周斓、刘兴、涂天觉、马仁胜、邱企藩等共占有30%，中农和贫农只占20%。[23]在福建建瓯县阳泽、房村、霞抱三乡，仅占总户数5.82%的地主和富农占有62.12%的杉木林，每户平均4 414株，而占总户数87.22%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23.94%的杉木林，每户平均不过113株[24]（详见表8-5）。

表8-5　福建省山权林权（三个乡典型调查）

资料来源：南京林业大学遗产研究室.中国近代林业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223.

（三）农民造林

南方山区的农民除如前述租佃地主的山地垦殖和造林外，也有在自家的小块山地上垦殖造林的。特别是某些山区有种植“女儿杉”的习俗，即在父母生了女孩后，在房前房后或附近隙地插植数十株杉木。到女儿长大，杉木也已成材，就采伐杉木为女儿置办嫁妆。

也有的农民会为了保护生产生活而自愿地种树造林。1909年（宣统元年），奉天省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老爷岭大石头沟有农民从长白山带回红松种子，进行直播造林。可惜因遭受鼠害和抚育不及时，林木生长不良。吉林的白都讷地区（今吉林省扶余县），严重的风沙经常破坏农业生产，因此当地农民就在自家农田间种植一些小型林网，用以防风护田。河北遵化县城东北沙河上游两岸的农民，为抵御洪水灾害，经过几年努力共同营造出一个两里宽、十里长的防洪林带。

有些地方的农民以林业为副业。例如，河北省固安县，抗日战争以前，出产柳条箱、簸箕、水斗等柳条器具，柳条箱曾运销大连、哈尔滨、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当地许多农民以编柳业为副业，1斤柳条可换1斤面粉，因此不少农民每年利用隙地种植杞柳。40年代，在永定河两岸固安县属南关、公主府、横街、吕营、北关、河津、大龙堂、小龙堂等17年村就有杞柳林1 586亩。[25]广东省广宁县许多农民经营竹林，纺织竹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该县竹林和竹器的产值达2 000万元。[26]

有的省，一些农民办林业合作社造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西修仁县（今荔浦县修仁镇）桐木圩农民办了众志林业合作社，栽植油桐、油茶350亩。[27]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广东省农林局在番禹县试办村有林，并鼓励乡村的学校、团体造林。造林地可承领官有荒山荒地，造林经费由乡公款中支付或通过募捐、集股等途径解决，造林面积小的数十亩，大的千亩以上。[28]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办了造林合作社20个，共有社员679人，当年造林5 570亩，植油桐、油茶、毛竹、马尾松等树木2万多株。[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