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村粮食商品率究竟有多大，专家们的估计，可谓众说纷纭。据吴承明估计，“我国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6年不到30%”。[63]（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估计，鸦片战争前我国有4亿人口，平均每人占有580斤粮食，全国原粮年产量2 320亿斤。非农业人口2 000万，共需原粮100亿斤；经济作物区及渔民、灶户等1 000万户，5 000万人，约需原粮125亿斤；商业性酿酒、制酱及纺织品上浆、裱糊等用粮约20亿斤。以上三项商品粮合计245亿斤，占产量的10.6%。）[64]
卜凯发表过两个调查报告，一个是1912—1925年对北部的安徽怀远、宿县，河北平乡、盐山，河南新郑、开封，山西武乡、五台和中东部的安徽来安、芜湖，浙江镇海，福建连江，江苏江宁、武进等7省15处农产品商品率的调查报告（见表6-16）[65]：
表6-15 安徽等7省15处2 866田场各种农产品的出售率（1921—1925年）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上册）[M].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76-278.
这个调查包括了粮食作物和部分经济作物，仅从七种粮食作物来看，安徽等7省15处农村粮食出售率，平均高达总产量的46.41%，其中中东部高于北部，中东部平均为60.28%，北部平均只有34.28%，从而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东部明显超过了北部。
卜凯的另一个调查报告，是1929—1933年对中国22省146县156地区15 646田场“作物出售量占总产量之百分比（10个地区以上所种之作物）”的调查报告，现将其中有关粮食部分摘引如表6-17所示。[66]
表6-17 1929—1933年粮食作物出售量占总产量比例（中国22省15 646田场之调查）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乔启明，邵德馨，黄席群，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 ，1941：298-299.
从表6-17中可以看出，在15种粮食作物中，出售率在30%以上的有糯稻，20%以上的有小麦、高粱、马铃薯和甜薯，10%以上的有大麦、稻、裸麦、玉蜀黍、小米、稷子、糜子、黍子、荞麦，出售率低于10%的有莜麦，综合15种粮食的平均出售率为18%。
将卜凯的两个调查报告加以比较，1921—1925年粮食的出售率高达46.41%，1929—1933年者则只有18%。当然，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调查时间而言，前者是20世纪20年代初，后者是30年代初；就调查范围来说，前者只限于北部和中东部的7省15处，后者则扩展至关内22省16县156地区。[67]
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村粮食商品率问题，除了吴承明和卜凯的研究成果之外，满铁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提供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典型资料，现仅就其中山东惠民县孙家庙和江苏太仓遥泾村有关粮食出售情况，作一简要剖析。
山东惠民县是个产麦区，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9.5%，孙家庙庄也是如此，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不包括甘薯为29.3%，包括甘薯占21.9%。1938年孙家庙庄粮食出售率小麦30%，高粱10%，粟17%，玉蜀黍39%[68]，四项平均为24%。江苏太仓县是个棉产区，“太仓冈身地仰，三分宜稻，七分宜花”。遥泾村既种棉花，又种稻麦，1938年棉花商品率56.2%，水稻23%，小麦48.5%，水稻和小麦两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出售率为35.75%。[69]由此可见，孙家庙庄和遥泾村虽然地处一北一南，但是粮食商品率却相差不多。[70]
综合上述几种调查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粮食商品率参差不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粮食商品率，有的地方平均高达60.28%，有的地方平均为34.28%，而更多的地方平均则大大低于30%，就全国范围来说，粮食商品率大约保持在20%～30%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则为17.2%。[71]这说明二三十年代的粮食商品率水平与1952年相差不多，甚至稍高于后者，说明当时的粮食商品率还是较高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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