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粮食贸易和商品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城市人口的增加。美国学者施坚雅在《晚清中国的城市》一书中估计，不包括东北、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在内的内地各省，1843年2 000人口以上的城镇共有1 653个，城镇人口2 072万人，在总人口中占5.1%；1893年共有城镇1 779个，城镇人口2 351.3万人，占总人口的6%。[47]中国专家袁方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一文中认为，1949年中国大陆共有设市城市140个，县城和建制市镇约2 000个，城镇人口5 765万，占总人口的10.6%。[48]近百年间，城镇约增加500个，人口增长3 693万。城镇的增加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粮食需要量的激增和粮食商品率的提高。[49]
其次，是同粮食有关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机器面粉厂是近代的产物，就华商面粉厂而言，1913年实存57家，日生产能力75 815包，每包44斤；1929年实存123家，日生产能力266 568包；1936年实存152家，日生产能力452 268包；1948年实存173家，日生产能力481 975包。除了机器面粉厂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华商经营的机器磨坊和土磨坊。据统计，1913年商品面粉共计21 364.2包，其中机器面粉厂生产4 702.2包，机器磨坊生产90.0包，土磨坊生产16 572.0包；1936年商品面粉30 998.1包，其中机器面粉厂生产12 322.0包，机器磨坊生产1 475.5包，土磨坊生产17 200.6包。[50]由此可见，商品面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土磨坊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外商在华开设机器面粉厂始于甲午战争后，截至1913年实存外商在华机器面粉厂43家，日产能力99 940包。[51]
除了面粉业外，以粮食为原料的还有酿酒业、制淀粉业、制醋业、制酱油业、碾米业等等。就以酿酒业为例，1933年机器酿造厂生产200万担，手工场坊生产3 236万担。[52]酿酒必须有酒精，而酒精一般以含淀粉或糖的原料经发酵法制备，据统计，国民政府统治区酒精产量1933年为337千加仑[53]，1939年为812千加仑，1940年为4 590千加仑，1942年为7 885千加仑，1945年为16 222千加仑，如果以1933年的指数为100的话，1945年增至4 814%[54]，增长幅度之大，令人吃惊。[55]
再次，由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其他种种原因，导致农村粮食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我们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中已经观察到，晚清和民国时期，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迅速增加，烟田、棉田、麻田和蔗田等侵占粮田的情形愈加普遍，个别地区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都种植的是经济作物，使得部分专业种植烟草、棉花、甘蔗和麻的农民因粮食不能满足自给而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粮食。许道夫等专家的统计数字也揭示了这样的现象。[56]
除了经济作物排挤良田之外，导致农村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的，还有诸如田赋地租苛重、人多地少、土瘠民贫等因素，促使农村依靠商品粮的缺粮户和缺粮地区越来越多。这里有两组统计数字，从中可见一斑。[57]
一组是卜凯的调查。[58]1926—1933年卜凯对中国21省131县136地区2 727农户17 351人的食物热量，由田场自给、向市场购买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www.xing528.com)
自给的比例：谷类78%，豆类73%，植物油类22%，总计76%。
购买的比例：谷类21%，豆类26%，植物油类78%，总计23%。
其他来源的比例：谷类1%，豆类1%，植物油类0，总计1%。[59]
一组是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60]该所1936年公布的调查结果，关内22省每年向市场购买粮食的农户，平均占总农户的35.0%，各省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浙江53.0%、广东47.6%、广西47.4%、湖南46.6%、江西45.5%、安徽44.9%、青海43.9%、江苏40.3%、宁夏40.3%、湖北34.8%、河北33.5%、四川32.5%、福建32.2%、河南31.3%、察哈尔31.3%、云南29.0%、贵州27.9%、山东27.8%、陕西26.2%、甘肃21.4%、山西19.5%、绥远13.4%。[61]
中国对外从闭关走向开放，粮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也促进了农村粮食商品率的提高。中国出口的粮食品种有大米、小麦、杂粮等，出口呈现波浪式态势。据专家统计，大米在1912—1947年共计出口4 650 855市担；小麦在1911—1940年共计出口46 452 752市担；杂粮在1925—1947年共计出口69 576 870市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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