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经济作物之外,参与商品化发展的还有花生、甘蔗、蓝靛、罂粟等等。
(一)花生的商品化
花生在近代也是参与商品流通的重要经济作物,在山东、直隶、河南、江苏、湖南、湖北都有花生排挤粮食作物种植的情形。据河北河间、山东章丘等6省16处调查统计,花生种植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1900年为4%,1915年为10%,1924年为31%。[40]根据直隶等6省16个地区的调查,1925年输出的花生占花生总产量的52%,卖给邻近地区的约占24%,本地消费仅占24%(见表6-13)。五大商埠花生流通数量如表6-14所示。
表6-13 直隶等6省16处花生消费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杂志(英文版)》1929年第5卷第3期。
表6-14 上海等五大商埠花生流通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上海:三联书店,1957:239.
(二)甘蔗和蓝靛(www.xing528.com)
甘蔗和蓝靛是制作糖和染料的原料。在19世纪下半期以前,中国的蔗糖和染料不仅供应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大量出口。后来由于欧洲、爪哇甜菜和德国蓝靛的发展,不但夺取了我国蔗糖和蓝靛的国外市场,而且还侵占了我国的国内市场,由于洋糖和洋靛的大量输入,其价格又较低廉,人们都购买洋糖和洋靛,因而打击了中国原来的土糖和土靛的生产。于是蔗糖和蓝靛的种植者纷纷改种其他作物,甘蔗和蓝靛的种植也因此衰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洋糖和洋靛进口减少,甘蔗和蓝靛的种植才又一次得到恢复。据《中国年鉴》记载:“欧战一兴,糖市不振,汕头之糖业复盛,几与最盛之1899年相等。”[41]湖北蓝靛的种植“敌战期内,(洋靛)来源断绝,靛价陡涨,较之战前贵至三倍以上。本地农家因有利可图,又争相种植”。1915—1919年,“为土靛最盛时期”。[42]1916年我国种植蓝靛,较1914年约增多六倍。[43]可是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洋糖和洋靛又充塞我国市场,故我国的蓝靛和甘蔗种植又衰落了。
(三)罂粟
罂粟是一种破坏性的商品生产。1840年前我国没有种植罂粟,仅有少量的鸦片进口。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已经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吸食不禁,吸者日广。清政府为了削弱鸦片进口导致的白银外流和增加税收贪污中饱的来源,曾在许多地区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罂粟从道光时起由印度传入云南,辗转传至四川又到甘肃、贵州、陕西、山西,经一二十年,“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没广”。据1906年调查,中国22省普遍种植罂粟,种植数量最多的是四川,其次为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等地。估计种植面积有18 713 600亩,产鸦片多达584 800担,比1890年约增加了5倍。1907年后,一度缩减下降。但是随后不久,北洋军阀为能多征收一项烟税,强制农民去种植罂粟,造成鸦片种植面积再次扩大。1919年后的罂粟种植面积又恢复到1906年时的最高水平。据15省100个县的调查,罂粟种植所占的耕地面积在1904—1909年为14%,1929—1933年约为20%。
表6-15是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对近代鸦片商品量、商品值的估计。
表6-15 鸦片商品量、商品值估计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7.
从表6-15可以看出,1894年我国鸦片的总商品量比1840年前增长了几乎14倍,总商品值增长了10倍多,可见,甲午战争之前,我国的罂粟种植和贸易已经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另据许涤新、吴承明估计,1919—1920年中国鸦片的商品值为35 000万关两[44],比1840年前增长了32倍多,比1894年增长了将近2倍。虽然甲午战争之后,鸦片商品量的发展速度放慢了,但是其商品量仍在增长,鸦片的商品化发展有增无减。
综上所述,近代各种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均有相应的发展,这一商品化过程也促进了各类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展,从而改善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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