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业：棉花市场商品率上升

植棉业是农村家庭经济中，除了粮食之外，最为重要的生产领域。近代棉花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呈现波浪式演变态势，大致可以1936—1937年为界标，之前是波浪式上升，之后则波浪式下滑。[28]1936—1937年之前，棉花生产所以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大，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和棉花商品化的过程。

清末民初，全国棉花生产在清前期江南滨海、江汉平原和冀鲁豫三大集中产区的基础上，种植地域有所扩大，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所增加。棉花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棉田所占耕地面积达到40%～80%，棉花产量少者一千几百万斤，多者几千万斤。有不少地方，植棉者多，而五谷种植则日减，不时有粮食缺乏之状况。农民往往依靠出售棉花的收入，到市场购买粮食，以解决吃饭问题。

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展，导源于国内外对棉花需求的增大，“棉花价昂，利较厚，故民争植之”。有的地方植棉户竟占农户的十之八九，棉花成为这些植棉户收入的主要来源，“租赋待于斯，家哺给于斯”。就全国多数地区、多数农户而言，棉花生产依然是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的；但就少数地区、少数农户而言，却已经从家庭副业变成家庭主业了，这些农户成为植棉专业户。棉花几乎成为这些“农家唯一之产物”。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以生产棉花为主的垦殖公司。

农家生产棉花，大致有三种类型：有的为自给而生产，有的将自给有余部分出售，有的为出卖而生产。在全国生产棉花的地区，大都同时存在这三种类型的生产，只是各地每种类型的比重略有差别。在商品经济滞后地区，前两种类型占据主导地位，反之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居主导地位的则是第三种类型。随着棉花商品化的进展，国内棉花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国内棉花市场是由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组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上海、武汉、天津、青岛、无锡、宁波、常州、济南、郑州、石家庄等地的棉花市场，这些城市分布在铁路沿线或江海沿岸，均为棉纺织工业重镇，因而既是商品棉的消费中心，又是商品棉的转运中心，吸收附近省区棉花，将其转销于本地用户和外省或外国用户。棉花交易的中介是棉花商人，有“肩贩”“牙行”以及“富商大贾携余钱而贩运者”，层次不同，收益各异。

1936—1937年之后，棉花生产趋于衰落。满铁调查部编写的《北支那の农业ど经济》上卷中，附有华北主要农作物种植比率变化一览表，现将有关棉花部分摘引如表6-7所示。

表6-7　1938—1940年华北各省棉花种植比率变化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ど经济（上卷）[M].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324.

平年就是常年。这里所说的平年，是指1934—1936年。计算方法，是将1934—1936年的平均种植数算作100，作为探讨1938—1940年间种植比率变化的基准。通过这个统计表，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1938—1940年比之1934—1936年，华北各省棉花种植比率，呈现直线下降态势，从100递减至67.8、45.5、39.0，降幅之大，历史罕见。第二，在此期间，华北各省棉花种植比率降幅大小排名榜，依次为山西、山东、河北、豫北和苏北。第三，在此期间，华北各省棉花种植比率直线下降，无疑导源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

接着我们探讨一下全国皮棉商品率变动过程。现有两种统计数字，一种是中国专家研究的成果，一种是外国学者在20年代所做的典型调查，为了便于比较研究，特将这两种统计数字摘引如下。

中国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中央农业实验所1936年农情报告，对全国1935年棉花主产区的棉花产量及其商品率做出统计，结果如表6-8所示：

表6-8　全国主要产棉省棉花商品率统计表（1935年）(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农情报告[J].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6（10）.

这个统计表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1935年陕西等12省的棉花产量排行榜前5名，依次是江苏、河北、河南、湖北、山东。

第二，1935年陕西等12省的棉花自用量排行榜前5名，依次是江苏、河北、河南、湖北、安徽。

第三，1935年陕西等12省的棉花出售量排行榜前5名，依次是江苏、河北、山东、湖北、河南。

第四，1935年陕西等12省的棉花出售量和自用量的百分比，分别是55%和45%。

这个统计，就棉花产量排行榜而言，与许道夫的统计有异有同，两者都认为30年代全国棉花产量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河北、河南、湖北和山东，差异在于排行榜的名次有所不同。就棉花的商品率而言，这个统计与下面摘引的许涤新、吴承明的统计距离较大。

依据许涤新、吴承明的统计，1840—1936年全国皮棉商品率呈现上升态势。1840年全国皮棉棉产量为802.48万担（关秤担），商品量为211.23万担，占全国皮棉产量的26.32%；1894年全国皮棉产量为831.75万担，商品量为270.87万担，占全国皮棉产量的32.57%；1920年全国皮棉产量为876.24万担，商品量为506.17万担，占全国皮棉产量的57.77%；1936年全国皮棉产量为1 736万担，商品量占全国皮棉产量的87.1%。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全国皮棉产量及其商品率都在不断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机器纺纱业的兴起。据统计，1920年在全国皮棉商品总量中，用于纺机纱的已占60%，到了1936年，用于纺机纱的皮棉占到皮棉商品量的76.9%，其余商品皮棉，有的供出口，有的供非棉户所用纺纱、絮棉，有的供工业、卫生、军需等用棉。[29]

另据徐新吾等文稿中的资料计算我国棉花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27%，1894年约为33%，1920年约为42%，1936年约为51%。[30] （另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第十期调查，30年代我国12个主要产粮省的棉花商品率约为55%。）这一统计与许涤新、吴承明的统计数据较为接近。

此外是外国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以美国学者卜凯较为显著。他于1921—1925年，对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7省17处的2 866个农家各种农产品的出售率做了典型调查，结果发现棉花的平均出售率为30.8%，其中出售率最高的是浙江镇海、江苏江宁太平门，均为100%，其他超过平均出售率的依次为山西武乡、安徽来安（1921年）、怀远，分别为34.5%、34.3%、33.4%。低于平均出售率的依次为安徽宿县、来安（1922年）、河南开封，分别为28.2%、20.7%和2.2%。[31]卜凯的调查结论，比中国专家对1920年全国皮棉商品率的估计，约低27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并不奇怪，因为卜凯的调查结论，反映的只是局部地区，而中国专家的估计，反映的却是全国的情况。卜凯在1919—1933年对全国22省146县156地区的15 646个农家所做的调查，情况就有所不同，其中出售棉花的地区有80个，出售比率为37%。他估计全国棉籽的出售比率在35%～50%。[32]不同的统计数字均表明，1840—1936年我国的棉花商品率是在不断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