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商品化发展及价值增长

中国茶叶历史悠久，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一度兴旺发达。中国产区分布甚广，其中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和台湾等省较为发达，其他诸如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也有少量生产。茶叶种类繁多，按制茶方法分有：红茶、绿茶、乌龙茶、红砖茶、绿砖茶及毛茶等；按采制时期分：在谷雨前10日左右采制者称头帮茶，谷雨后10日左右采制者称二帮茶，谷雨后20日采制者称三帮茶；按产地分类有：徽州茶、屯溪茶、平水茶，红茶中有祁红、武彝等。此外有旗枪、眉茶等，实际上是以茶的形态来区分的；还有的以销区来分，如边茶等。

近代茶叶交易比较活跃的是汉口、福州、上海三大茶叶市场。汉口的茶叶主要来自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在国内主要销往陕西、河南、新疆和青海等地，出口俄国的都是砖茶。上海茶叶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处。安徽、江西的红、绿茶多销往欧美各国，浙江、绍兴的茶销往美国，宁波的茶销往日本。福州市场的茶叶则销往美洲及南洋群岛。川康边茶有西路、南路两个销区，西路销往松潘、青海、甘肃，南路销往康藏地区。[18]

茶叶在交易的过程中，要历经茶贩、茶号、茶行、茶客、茶栈和外商洋行等多个环节。茶贩直接深入茶叶产区内，向茶农收购茶叶然后再转售给茶号或茶行。茶行是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多设在茶产区，在通商口岸也有茶行之设。茶行负责介绍茶号、茶客与茶农、茶贩之间的交易，从中收取佣金。茶号多设在茶产区或茶叶集散地，既向送货上门的茶农或茶贩收买茶叶，又派茶客下乡直接向茶农收购茶叶，然后对所购茶叶进行烘焙、补火、筛分、拣选、装箱等精加工，运往通商口岸，通过茶栈售与外国洋行。茶栈大都设在通商口岸，其功能既是内地茶商与外国洋行进行茶叶贸易的中介商，又是融通茶叶流通资金的信用机构。

外商洋行垄断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操纵中国市场的茶价，从中牟取暴利；而中国茶栈、茶号、茶客、茶行、茶贩则以外国洋行为靠山，建立了从产区到口岸的茶叶购销网络，层层盘剥，致使茶农贫困，商人暴富。诸如道咸时福建茶商每家经营资金“动辄百数十万元”。[19]光绪初期江西“因茶叶致富者不下数十百家”（《申报》1892年12月7日）。当然，这是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期形成的局面，而当中国茶叶在对外贸易中失利的时候，情形就有所不同了。据专家统计，1868—1928年中国出口茶叶主要种类是红茶、绿茶、红绿砖茶，其他种类茶叶为数极少。就这四种茶叶出口合计而言，以1888年为界标，之前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1868年出口量为1 441关担[20]，1888年出口量为2 167关担，20年间出口量增加726关担；之后则呈现波浪式下滑态势，1928年出口量为926关担，比之1888年减少1 241关担，甚至比1868年还少了515关担。[21]

在1876年以前，随着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递增，出口茶价仍维持较高水平，华商远销获利亦厚。1877—1888年出口量增长更快，但是已经受到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的影响，中国茶出口价猛跌。1888—1894年虽价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传统的输英茶叶下降更多，仅靠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稍为弥补。这时从事出口茶的华商，也陷入不景气。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过内销茶，但因茶价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时的400万关两降为300万关两。这期间的茶叶出口贸易情况如表6-5所示。

表6-5　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续表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上海：中华书局，1962：1204，1205，1606，1644.(www.xing528.com)

这种情势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以印度、锡兰茶叶为例，据外国人考察，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印度，小茶园不能与大茶园竞争，而且迅速地为后者所吞没或兼并。伦敦市场就是由那些资本充足、机器先进、监管专业的大茶园操纵着。而中国茶叶的生产、制作和销售，都出自当地的经济规模狭小的茶农，他们没有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观念，他们只会遵循古老的、传统的茶叶制作方法，根本不懂得去迎合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商人阶级，特别是广东商人，并不缺乏企业心，但是只要茶叶生产还是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就没有改进的希望——可以预期到的是相反的结果。

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导致茶叶滞销，茶价下跌，茶农终岁勤劳，不得温饱，严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虽然有些茶农依旧坚持茶叶生产，但不得不减少种植面积或采取粗放式经营，“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年铲掘二三次”[22]；有的茶农“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有的茶农将“茶山抛荒”或“茶圃变谷田”[23]。与此同时，有些茶叶“贩运商人，血本全靡，多难再举”[24]，城镇中的茶行、茶栈等倒闭者比比皆是。本书第二章中已经介绍了近代我国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农户数的变动，近代茶叶种植面积有一个从扩展到萎缩的过程，1836—1838年为521.00万亩，1894年为936.35万亩，1919年为669.50万亩[25]；茶农户数和人数同茶叶种植面积一样，也有一个从扩展到萎缩的过程，1836—1838年分别为130.25万户、651.35万人，1894年分别为234.09万户、1 170.45万人，1919年分别为167.38万户、836.90万人。[26]近代前期的扩展与后期的萎缩，直接驱动力都是中国茶叶对国外出口的变动。

据专家估计，中国茶叶产量，1836—1838年（平均每年）215.29万担，1894年386.92万但，后者比前者增加171.63万担；1919年276.66万担，比1894年减少110.26万担。中国茶叶的商品值，1894年为4 784.64万关两，1919—1920年为5 485.00万关两，说明这一期间茶叶的商品值是在不断增加的。就内外销比重而言，1836—1838年（平均每年）内销165.29万担，外销50.00万担，两者相比为76.78%：23.22%。1894年内销171.48万担，外销215.44万担，两者相比为44.32%：55.68%，外销超过内销。1919年内销200.00万担，外销76.66万担，比之1894年，内销增加了28.52万担，外销减少138.78万担，内销大大超过外销（见表6-6）。[27]

表6-6　茶叶产销量及产销值估计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85，969.
注：1.数量担指关秤担，即为关担，1关担＝105斤＝52.5千克。外销茶按折耗10%还原为干毛茶，以便统一计量。
2.外销茶价值按出口值计。内销茶低档者多，一律按1894年外销价每担17.11关两的50%即8 555关两计价值。
3.以内外销量作为产量。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茶叶的商品值在不断增加，但是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茶叶越来越多地走内销，这直接影响了茶农种植茶叶的积极性，导致近代后期茶叶生产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