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业：粮食商品地位第一，但商品化程度较低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多数人主要为衣食而奔走，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要以多余的粮食交换布匹或其他生活必需品；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人，也要以其产品交换生活必需的粮食。因此，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直接或间接（通过田租赋税）与粮食相交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村有多少余粮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市场规模和商品总量的一个界限，而粮食商品率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指标。

鸦片战争以前，在整个商品流通中，粮食商品一直位居第一。据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估算，战前我国国内市场的粮食流通总值约为39 000万银两[8]，占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总值的42%；棉花约占24%，居第二位；粮、棉、盐这三类商品合计共约占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总值的80%以上。[9]因此，可以说当时国内的市场结构是以粮食为基础的，主要是交易对象为布匹和盐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

由于粮食是商品流通中最重要最大量的商品，因而各种粮食市场也比较繁荣发达，而且有的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湖南长沙米市，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米市。[10]四川省在清代康、乾时期是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一个省，在长期的粮食运销过程中，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功能、遍及全省的粮食运销网络，除产地有众多小规模的粮食初级市场外，还有转运市场、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等，有的市场则兼具多种功能。从各地的粮食运销来说，集散市场是最重要的，如新都、广汉、德阳、金堂、赵镇等地的大米以及广汉、德阳、养马河、赵镇、简阳、新都等地的小麦，都运往赵家渡和石桥两个很大的粮食集散市场，然后再由这两个集散市场运往省内或省外的缺粮地区。川东的合州地当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三江的汇合口，为川东北粮运的咽喉要道，粮食从各地运入后，90%以上再输出。内江则是四川一个比较大的粮食消费兼集散市场，因该市位于成渝两大城市的中点，地处沱江中游，商业繁盛，人烟稠密，加之本地以产蔗为主，所以各种粮食皆仰给于外地，但输入粮食又并非由当地完全消费，有相当一部分转运自流进等地。[11]

鸦片战争以前，在商品流通领域，粮食行业是最大的也是最普及的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出现了一些闻名全省甚至全国的大粮商。京师米商祝氏，从明代开始起家，以后“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当然，有不少粮商是靠投机取巧、囤积居奇、丰年贱买歉年贵卖而发家的。[12](www.xing528.com)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商品流通中，粮食商品虽然位居第一，但由于粮食生产绝大部分属于自给性生产，粮食商品率是很低的。据吴承明在前述专著中计算，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全国人口4亿左右，粮食总产量约1 150多亿公斤（原粮，下同），人均粮食占有量290公斤左右。粮食商品量按当时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匡算：非农业人口约2 000万人，人均需商品粮250公斤；经济作物专业区5 000万人，人均需商品粮125公斤；酿造、上浆需用粮10亿公斤。以上三项加在一起，一年大约需要商品性粮食122.5亿公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0.7%。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粮食商品量122.5亿公斤，是按照商品粮的消费需求量推算出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和向政府缴纳的赋税，然后再由地主或政府通过商人投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并不是农民为粮食流通而生产超过自身正常需要的真正余粮。如果扣除由地租和赋税转化而来的商品粮，粮食商品率肯定要低于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