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叶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最早开始种植茶树。有的学者提出印度是茶叶的原产地,因为印度有野生的茶树,但是中国没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中国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尔雅》中就有关于野生大茶树的记载,并且还提到“茶树王”的说法。茶叶自唐朝开始传播到中国西北的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种饮品,甚至“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近代以前,茶叶就已经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并且出口到各国。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茶叶国际贸易也曾迅速扩大,进而吸引更多人种植茶叶,茶叶的种植范围也迅速增加。19世纪90年代以前,茶叶种植在广东、湖南、安徽、福建、湖北和江西等省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35]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至为重要。但自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茶叶贸易的衰落,茶叶种植也急速滑坡。安徽、湖南、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的许多茶山,纷纷荒废丢弃,有的被改种植其他作物。例如,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多产茶,山人向以植茶为业,官山圩有茶市一区,近高街百步石地方”;但到了1910年,就已“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市地亦废,今已夷为民居矣”。[36]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的估计,近代中国的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农户数变化如表5-19所示。数据显示,1836—1894年,茶叶产量、种植面积和茶农户数呈上升趋势,各项数据均有将近一倍的增加量;甲午战争之后,茶叶种植面积收缩,1919年,我国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农人口约比1894年减少三成左右。
表5-19 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农户数估计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86,970.
(二)棉花
棉花属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原产于印度。棉花喜热、好光、耐旱、忌渍,适宜在疏松深厚土壤中种植。中国、美国和印度都是棉花产量较高的国家。棉花的主副产品都有较高的利用价值,正如前人所说“棉花全身都是宝”。不仅是生活取暖必要的纤维来源,又是饮食必需的油料来源;不仅是富含蛋白的粮食作物,也是纺织和精细化工的原料以及重要的战略物资。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一向从印度进口棉花。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从英国输入棉花的渠道也被阻断,导致中国进口棉花的来源更加减少。此后不久,日本因为国内机器棉纺织业兴起,跑到中国收购棉花,遂使中国棉花生产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在华棉纺织企业不断建立,中国资本棉纺织企业也相继产生,又使得国内市场对于棉花的需要量迅速增长。以上种种原因,都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棉花种植业。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等地“均栽种棉抵禾稻仅十中之二”。[37]通州、如皋和海门也都是“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38]原本并不种植棉花的华亭县,进入60年代以后,也开始“改禾种花”了。另外,“江西、浙江、湖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39]至于江苏、河北、陕西、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棉田面积也几乎是年年扩大。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的估计,1840年、1860年、1894年中国的皮棉产量分别约为802.48万、811.98万、831.75万担。若以亩产23斤(当时的平均水平)的标准核算,全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大概有3 500万亩左右。[40]这一时期的棉花种植大多是满足家庭自给需要,农民一般是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间兼种棉花。
甲午战争之后,棉花的种植范围很快扩大。“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41]棉花的主产区也迅速扩张到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北等省。比如山西,辛亥革命以前的棉花种植并不多见,“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42]但是到了1919年,山西全省的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0万亩。随后又连年扩张,1920年棉田面积超过50万亩,1921年超过60万亩,1923年超过80万亩,到1926年剧增至140多万亩。[43]
民国以来,全国棉田面积呈增加趋势,抗战前的二十多年内共增加棉田2 300多万亩、增产皮棉700多万担(见表5-20)。
表5-20 1914—1937年全国植棉面积与产量
资料来源:1914—1918年数字据农商部《第七次农商统计表》,其产量为籽棉,因而数字较大;1919—1930年数字据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全国纺织业联合会编《中国棉产统计》(1948年),其产量为皮棉;1931—1937年数字据《农业统计》,《中农月刊》1949年第8卷6期,其产量为皮棉。
表5-20数据显示,除开农商部统计时期,从1919年起,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表现为直线增长,其中1935年的暂时下降是因为1934年的全国性干旱和1935年黄河水泛滥影响了华北棉花生产。以面积而言,表中1937年的6 300多万亩是最大的一年,也是民国时期植棉面积的最高峰。但产量高峰却在1936年,因为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爆发,有些棉区未收获即已沦陷,产量未能上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河北、江苏等重要产棉区先后被日军占领。为解决日益紧张的棉花供应问题,国民政府在后方各省开展拓棉植田、增产棉花的工作。四川省成效显著,如1942年四川省扩充棉田111万多亩,占当年后方15省棉田总扩充面积231万亩的48.1%。[44]这一结果与当时的四川云集了大量科研人员,又是战时首善之区等因素有关。河南、陕西等省成绩也不错,新增棉田面积都在2 000万亩以上。当时陕西省由于受战争影响,粮食紧缺,麦价高昂,农民不愿种棉。陕西省政府为了扭转棉产锐减的不利局面,采取提高棉价、举办棉产贷款,将棉产区田赋改征棉花等方式,刺激棉农生产,扩大了棉田面积。[45]其他省份如云南、贵州扩展木棉种植面积,新疆扩展长绒棉种植面积均有成效。这些省份棉田增加的数量虽不大,其增长幅度却相当惊人。包括闽、黔、滇、桂、西康、宁、甘、新等省在内的次要棉区在1943年只有棉田80万亩,1944年则增加到117万亩,1945年已达215万亩,增加了169%。[46]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区范围变更,以及一些非生产性因素的影响,如接近汪伪控制区、日军占领区的地方商贩大量偷运棉花[47]、水旱灾荒严重等,国统区棉花种植面积虽然总体上在增加,棉花总产量却波动起伏很大,无论面积、产量都未恢复到战前1936年、1937年的生产水平(见表5-21)。
表5-21 1938—1945年后方各省植棉面积与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农业统计[J].中农月刊,1949,8(6).
(三)大豆
大豆属一年生草本,是重要的油料、食用和饲料作物,中国古名菽,常称黄豆、黑豆、黑皮青豆、青仁乌豆。小粒类型在中国南方称泥豆、马料豆,在东北称秣食豆等。大豆起源于中国,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原产地是云贵高原一带。现在栽培种植的大豆是在野生大豆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驯化、改良而形成的。大豆在中国的主产区是松辽平原中北部和三江平原、黄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地区的大豆产量是最多的。
中国种植大豆的历史虽很悠久,但是在20世纪以前,大豆在经济作物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用途的改变,大豆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性经济作物。豆类出口猛增,畅销日本和欧美各国。据统计,从1901年至1926年,中国的豆类出口量增长了10倍。[48]出口贸易的猛增,刺激了大豆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根据许涤新、吴承明的估计,中国大豆的产量在1894年约为四千多万担,其中东北地区的大豆产量有一千三百多万担;1919年全国的大豆产量约为七千多万担,东北的大豆产量达到三千八百多万担。[49]可见东北地区是大豆最主要的生产聚集区。
民国时期,中国大豆的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四,东北地区的产量在这五分之四中又占据了60%~70%。大豆播种面积一般占东北耕地的20%~30%。随着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发,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1909年已接近200万吨,1921年又增到350万吨[50],1923年又猛增到1 200万吨[51]。表5-22反映了东北三省大豆种植面积及其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豆出口受到影响,大豆种植面积及其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大战结束后,立即回升,如表5-22所示,到1926年,无论种植面积和占耕地的比重都明显超过了1914年,1927年又进一步增加,种植面积由1926年的40 542千亩,增加到46 269千亩,在七种主要农作物耕地中所占的比重也由28.7%提高到31.3%。大豆产量也有明显增加。据当时的估计,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1909年为3 304万余担,1919年为3 802万担,1921年为5 285万担。[52]1927年更增加到5 770万石。[53]
表5-22 1914—1927年东北三省大豆种植面积及占七种主要农产耕地比重变化表
资料来源:谔公.东三省经济统计概略[J].中东经济月刊,1931,7(4/5):221-224.
注:(1)七种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小麦、大麦、玉米、小米、高粱、稻子。这七种农作物耕地之和为100;(2)原面积单位为千英亩,现折成千亩;(3)原占比计算有误,业经核正。(www.xing528.com)
整个东北,几乎各地都有大豆种植,而中东铁路、南满支路以及其他铁路沿线,种植尤多,发展尤速。比如在奉天的沈阳,大豆是“出产大宗,占输出品巨额”。[54]辽阳种植的各种农作物中,大豆占据首位。[55]抚松的大豆“出产最多”。[56]通化的大豆在五谷种植中占据首位。[57]安东和铁岭”无处不宜豆”,实为出产大宗。[58]吉林双城的大豆“有地皆种,十岁九稔”。[59]据说农安县在1914年的大豆种植面积,比其十年之前增加了一倍。[60]
(四)花生
花生又名落花生、双子叶植物,叶脉为网状脉,种子有果皮包被。花生的别称也很多,有的地方叫它地豆、长生果、落地松、落花参,有的地方则叫成番豆无花果、寿果、唐人豆或地果。花生起源于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
花生约于16世纪传入我国,是光绪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全国性经济作物。最初限于福建、广东两省。道光、咸丰时(1821—1861年)花生种植已普遍于中国中部及北部诸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美国大籽花生的传入,花生栽培很快传种于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远至陕、甘、云、贵,皆有种植。[61]其生长条件最适于砂质土壤,山东、河南、河北、皖北、苏北,种植尤多。至民国时,花生已成为农产品出口的大宗货物,1931年出口价值达2 700万关平两[62],占全国出口总值3%以上。
(五)芝麻
芝麻属脂麻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长着茸毛。原称胡麻,据说是由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引入我国的。经过科学家的多方考证,芝麻的原产地就在中国的云贵高原。浙江湖州市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杭州水田畈史前的遗址中,均发现了古芝麻的种子,也证实中国确是芝麻的原产国。
清代,因食用所需,量大而价优,芝麻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浙江种植较多。清末产地重心渐移至长江流域及广东、湖南等省,适宜生长于排水较好之砂质肥沃壤土,寒温两带气候均相宜,亩产量可达一石至二石之间,广东最高产量可达二石七斗。经济价值高,清末至民国时,亦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口达170余万担,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年间(1909—1913年)出口数每年平均达200余万担。根据1917年的调查统计,全国芝麻的种植面积约为409万亩,芝麻的总产量约为260万担。江苏和湖北两省的芝麻种植面积和产量是最多的,这两个省的芝麻种植面积占全国芝麻种植面积的近一半(180万亩,约占44%),两省的芝麻产量合计为168万石,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4%。直隶、江西、河南、安徽、陕西、广东等省的产量次之。[63]
民国时期,芝麻的种植有愈来愈向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发展的趋势。湖北的芝麻种植主要集中在沙市附近地区和汉水流域。20世纪初,汉水两岸仅由汉口运出的芝麻即达50万担以上。[64]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河南和湖北京汉沿线地区、河南陇海沿线地区芝麻种植的迅速扩大。京汉铁路通车后,沿线地区许多原来用于种植粮食和罂粟的耕地纷纷改种芝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地区发展为全国最著名的芝麻产区和世界市场芝麻的主要供应地。由于京汉沿线芝麻种植的迅速扩大,加上陇海沿线的发展[65],河南成为全国芝麻产量最高的省份。[66]
(六)烟草
烟草又叫作淡巴菰、金丝醺,其起源地在大洋洲、美洲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岛屿上。美洲印第安人栽培利用烟草应该是最早的,因为1492年10月,哥伦布率领探险队到达美洲的时候,就看到当地人在吸烟。烟草于16世纪中期传入我国,台湾于1900年开始试种烤烟,1910年以后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先后成功种植烤烟,1937—1940年,烟草种植逐渐扩大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这些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优质烟草的主产区。
近代中国,除西北少数地区外,其余省份均出产烟叶。19世纪70年代以前,出口的烟草数量不多,大多都在国内市场销售。70年代以后,烟草的出口慢慢增加,烟草的种植范围也逐渐扩大。但在民国前期由于纸烟尚未普及,吸食靠人工卷制,因此其种植分布广泛而零星,30年代前,常年种植面积为216万亩,常年出产烟叶3.5亿斤。[67]当时的烟草依烟叶的性质可以分为三大类,即黄花烟、烤烟和晒烟。黄花烟味浓质次,但因能抗旱、抗寒而广泛分布于北方,较著名的有兰州的青条(水烟)、齐齐哈尔的老青烟(旱烟)。烤烟因系经火烤故成名,为英美烟草公司1913年引入,后来逐渐扩大种植,并形成豫(许昌)、鲁(潍坊)、皖(凤阳)、粤(南雄)四大产区。抗日战争爆发后,财政部税务署为增加税源发展生产而在四川沱江流域试验推广形成新的烤烟产区,陕西、云南、贵州相继仿效形成自己的烤烟基地。加上日本人长期经营的台湾烤烟区,全国共有九大烤烟区。晒烟是由阳光晒成的,它是美烟传入以前国内的主要种类,广泛分布于全国,面积集中而有名的晒烟产区有浙、豫、湘、鄂、皖、川、闽等省。[68]
随着纸烟销售日见旺盛,种植烟叶有厚利可图,农民因而纷纷弃稻、棉改种烟草。这方面各烟草公司起了极大的诱导作用,如免费提供卷烟让农民吸食然后提供烟草种子等。[69]
全国烟草种植面积因而日渐扩大,达600万~800万亩,产量也跃升至12亿斤以上(见表5-23)。
表5-23 1933—1937年我国各省烟草种植面积与产量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农业统计[J].中农月刊,1949,8(7).
从表5-23可以看出,四川省无论在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该省烟叶种植面积一度超过200万亩,占全国烟叶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其次是河南、山东等省,尤其是河南,几年内面积几乎增加一倍,这主要是因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许昌地区建立了重要的原料基地。山东烟草种植面积扩大则与英美烟公司的诱使有关。产量上四川虽然一直雄居各省之冠,但起伏较大。尤其是1936年、1937年受天灾影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年产烟叶超过100万担的还有山东、河南、贵州等省,这几个省份的产量合计占全国总产的60%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主要烟草产区虽未沦陷,但烟草生产仍受到一定的影响。1938年比1937年减种290万亩,减产434万担。为弥补沦陷区烟草生产及增加烟税,后方各省均扩种烟草,1940年一度达到总面积663万亩和总产量1 027万担的战时最高水平。后来由于粮食供应的日益紧张,各省不得不压缩烟草的种植面积,1941—1945年烟草的种植面积均不足600万亩,产量徘徊在800万担左右。[70]
(七)罂粟
罂粟又称罂子粟、阿芙蓉、御米、象谷、米囊、囊子、莺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罂粟的原产地在地中海东部山区,以及埃及、小亚细亚、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罂粟是鸦片这种毒品的原料,它在中国的种植开始于道光年间(1823—1850年);不过,它的迅速发展,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种植罂粟的方法,是从印度传入的。首先种植的是云南,产生了南土;辗转至四川,出现了川土;又传至甘肃,出现西土;渐渐传入贵州、山西和陕西等地。19世纪末期,全国各大省份都有罂粟的种植。江苏宿迁县,全部耕地中,罂粟面积占了“十居其一”。[71]山西是“膏腴水田,遍种罂粟”。[72] 陕西渭南本来盛产粮食,由于“近亦遍地罂粟”,以至于成了缺粮区,不得不仰给于渭北。[73]根据许涤新、吴承明的估计,1894年国内种植罂粟的鸦片产量约为32.5万担,价值8 450万关两。[74]
鸦片充斥、罂粟遍布是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现象。政府虽时有整顿,但效果不佳。因为征收烟税为一大财源,而军阀政客贩土是公开的秘密。盘踞一方的军阀往往征收烟税以自肥,有的地方甚至强迫农民种植,因此差不多各省都有种植,且互相争利,越种越多。据1935年官方统计,仅川、黔、滇及西北诸地罂粟种植面积就达25万亩[75],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川、黔、滇是民国时期最主要也是最著名的鸦片产地,因当地山民迷信吸食鸦片有除瘴疠的作用,地方政府允许适量种植。不法商人借机暗中扩种、大量输出,“云烟”“川土”就是当时黑市上抢手的俏货。西北种植也不少,有统计数字表明,甘肃省3/4的农田、9/10的作物是罂粟![76]该数字未免夸张,但甘肃广种罂粟却是事实,该省偏远的山村唯种罂粟,而村民们心安理得,他们并不知道此为害人之物。[77]除川黔滇和西北地区外,罂粟也分布在苏浙皖区,各省种植至少一万亩以上(《大公报》,1931年6月3日);热河区,年种植达150万亩,因为该省公开鼓励种植(《大公报》,1931年7月29日)。两广一带和沪宁杭地区则是鸦片的重要消费中心。
罂粟一般分布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往往也是比较贫困的地方,每亩收成在50~150两(旧制)[78](《大公报》,1931年7月29日),种植者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有时还抵不了税捐,烟税机关和鸦片商贩才是真正的获利者。因此不从根本上禁绝吸食鸦片的恶习,不从严打击鸦片走私,严禁罂粟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是当时罂粟种植失控的主要原因。
(八)油桐
油桐属大戟科,落叶乔木,高3~8米。油桐是我国特有经济林木,它与油茶、核桃、乌桖并称为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油桐至少有千年以上的栽培历史,直到1880年后,才陆续传到国外。贵州、四川、湖北和湖南四省是我国生产桐油最多的地区,四川桐油的产量居全国第一位。贵州秀山的“秀油”,湖南洪江的“洪油”,是我国桐油中的上品。
桐油的大量出口和明显商品化是20世纪初开始的。四川桐油的出产和出口,主要集中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自1917年万县正式开埠,桐油出口数量日增,开埠当年仅3万余担,20年代初即增加到20余万担,1928年达32万余担。桐油销路的扩大,大大刺激了油桐的种植。20年代前后,万县以及附近的奉节、云阳、开县、开江、忠州、酆县、石柱、涪陵等川东各县,种桐榨油者,“激增不已”。[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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