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作物生产情况研究：近代演变与结构

粮食作物的生产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它的收成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水平。由于近代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与保守，使得粮食作物的品种难以优化改良，各地的粮食产量并不乐观。并且观察整个近代的粮食生产可以发现，许多地区粮食的单产不但没有上升的迹象，反而出现下滑的变化趋势。近代的粮食生产可以从四个阶段或角度来观察：一是近代前期的粮食生产，二是北洋军阀时期的粮食生产，三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粮食生产，四是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

（一）近代前期的粮食生产

中国近代的种植业仍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种植面积在近代前期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后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的比重有所下降。从粮食的产地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水稻为主，小麦、红薯、玉米、高粱、豆类为辅；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以小麦、玉米、高粱、小米为主，红薯、豆类、水稻为辅。20世纪初，北方的水稻和南方的小麦种植有所推广。据岳琛主编的《中国农业经济史》介绍，近代耕地面积虽然比清代前中期略有增加，但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125公斤，比清代前中期的180多公斤大大降低。另据吴承明著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和赵文林、谢淑君著的《中国人口史》一书有关资料推算，184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约为1 165亿公斤，人口总数4.19亿人，人均粮食产量约为278公斤；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 164亿公斤，总人口为3.88亿人，人均粮食产量为300公斤。同1840年比，经过50多年，粮食总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人均粮食产量因人口减少而略有上升。到19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 197.5亿公斤，总人口为4.40亿人，人均粮食产量约为272公斤，同1840年比，总产量虽有增加，但人均产量却下降了。[5]

从清政府所掌握的存仓米谷数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粮食情况也是很不妙的。据梁方仲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介绍，在乾隆年间，清政府所掌握的存仓米谷数多数年份都在3 000万石[6]以上，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六十年（1795年）这二十多年间，每年都达到4 000万石左右，最多的年份超过4 500万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比乾隆末年增加10 121万人，存仓米谷数只有2 749万石，比乾隆末年减少1 226万石。

分地区看，粮食产量有增有减。原来未开垦的荒地较多，以后又从外省流入大量人口的省份，粮食产量增加较多。如四川省，粮食总产量清前期在20～45亿斤之间，清中期在60～100亿斤之间，清后期在170～190亿斤之间，具体情况如表5-2所示：

表5-2　清代四川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108.
②清朝时一亩地约等于现在的0.92亩，约为614.4米2。
③市斤同斤。

四川省191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91亿斤，分品种的产量比例是：稻谷占总产量的62.4%，小麦占5.4%，豆类占13.6%，杂粮占11.1%，薯类占7.5%。有些地区，或者受战乱的影响，或者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下降，由余变缺。

中国近代前期粮食生产虽然很不景气，但在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安徽芜湖农务局引入日本早稻种子“女郎”号试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已在当地全面推广，各地在推广高产作物玉米、高粱、红薯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清朝末年种粮食除使用农家肥外，1904年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开始进口化肥，用于农业和粮食生产。[7]

（二）北洋军阀时期的粮食生产

北洋军阀时期，受到封建政权和天灾人祸的破坏，农业生产更加衰退。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劳动力大批死亡；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情况下，河防废弛、堤坝失修、河床淤塞加上官吏营私舞弊，一遇水旱失调即成重灾。如1925年8月黄河南岸大堤在黄花寺附近发生决口，被淹的范围达两千方里[8]，受灾民众达两百万人，两千多个村镇受灾，财产损失达数千万元。1926年山东黄河南岸堤坝冲塌，淹没面积800方里，损失2 000万元以上，像这样的水患，除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之外，淤泥盖地，耕地肥力也遭到很大破坏。此外，风、蝗、旱、涝、瘟对农业生产也造成巨大的破坏。如1926年虫旱灾害遍及东三省和直隶、山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等省，受灾饥民千百成群，食草根树皮皆尽，甚至以观音土为饭，造成大批劳动力死亡，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

1.粮食生产地区分布

粮食生产以水稻和小麦为主。水稻主要分布在我国北纬31度以南，沿长江各省和甘肃、陕西水利便利地区，东北三省西部部分地区生产旱稻。除供本省食用外，尚有输出长江流域7省。据1924年估计长江流域7省产米量约为2.80亿担[9]（见表5-3），全国稻产量居世界首位。

表5-3　1924年7个主要产米省区的耕地面积、稻田面积及稻米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周刊（英文版）》1924年第152期，第11页。

小麦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都有种植，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南与四川长江流域中部，民国以来由于面料工业发展，小麦栽培面积增加，年产量也有提高，依据许道夫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贸易统计资料》一书统计，1914年全国28省小麦生产量约为405 478千市担[10]。

2.经济作物排挤粮田面积

民国以后，经济作物挤占粮田面积的现象是普遍的，如1922年前后汕头地区花生面积挤占水稻，湖北种植棉花也挤占了粮田等。若从全国种植面积来看，1914—1918年粮食面积占88.4%，油料占8.8%，棉花占2.8%；1924—1929年粮食面积占83.2%，油料占12.7%，棉花占4.1%。[11]

北洋军阀时期粮食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有了改良，虽然它不像经济作物那样受到各界和外国侵略者的重视，但也开始被人注意。如农商部于1922年开始征集推广优良稻种和白麦种等。1925年上海面料公司委托东南大学试种小麦。“满铁”在东北各地进行水稻栽培试验等。但受北洋政府财政贫乏、人民文化水平低、从业者中饱私囊等影响，粮食增产效果并不明显。

3.粮食产量

学者汪敬虞先生综合多个地区的粮食产量资料，将近代中期全国主要粮食作物、纺织原料作物和油料作物的亩产估计列为表5-4。

表5-4　近代中期几种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估计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12.

表5-4的数字是在参考若干年份实际产量的基础上，对常年产量所做的综合估计。需要指出的是，表中稻谷是原粮，而小麦、杂粮是成粮。如按7∶10的比例将成粮还原成原粮，则小麦、杂粮的全国平均亩产分别为150斤和186斤。根据表5-4所提供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假定稻谷、小麦和杂粮种植面积比重依次约为30%、25%和45%，即可计算出全国的粮食总产和单产，结果列为表5-5，这一时期全国的粮食亩产为199斤，说含糊一点，也就是200斤左右。纺织原料作物主要是棉花，其亩产为28斤；麻类72斤；油料作物中，大豆、花生、芝麻亩产依次为120斤、255斤和100斤，这里的花生是带壳花生，如以100斤花生剥65斤花生米计算，则花生米亩产166斤。参照有关统计资料估计，油料作物内部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等4种作物种植面积之比大致为5∶2.5∶2∶0.5，据此估算出包括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在内的全国油料作物平均亩产为133斤。这里虽然缺油菜籽的亩产数字，但因其亩产大致介于大豆和花生之间，对现有的计算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表5-5　近代中期粮食产量估计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13.

上述估计数字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代表了近代中期粮食产量的一般情况。

近代中期的粮食亩产量变化，根据吴慧先生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推算，1905年粮食平均单产221.7市斤，到1925年为229.9市斤，20年间亩产仅增加3.7%（见表5-6），可见粮食生产是停滞的。

表5-6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199.

（三）国民党统治区的粮食生产

1927年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之后，并未改变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程度，广大农民依然生存在田赋、地租、兵差、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各种剥削压榨的环境中，农村人口中占人口4%的地主占有耕地50%以上，5%的富农占有耕地的18%，20%的中农占有耕地的15%，而70%的贫雇农仅占有17%的耕地[12]，可见农村的两极分化是相当严重的。地权的集中必然带来地租剥削的加重和地租率的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压力愈加严重。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全面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这次危机纷纷向外倾销过剩商品。英、美等国通过买办和利用中国封建地主、商人在中国市场上低价倾销洋米、洋麦，侵夺了我国的米谷市场，造成“谷贱伤农”“丰收成灾”，致使土地荒芜，地价暴跌，粮食生产遭到很大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况也一直在延续。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四大家族一边大量引进美国农产品倾注到中国市场，一边又积极搜集美国需要的中国农产品输出到美国，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性，进而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经济更加的殖民化。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地主阶层纷纷把货币地租恢复为实物地租，以保证实际地租不下降。农民们因为交不起地租而不得不借高利贷，从而陷入无力自拔的还债深渊。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经济状况急剧下降，再加上天灾人祸，更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坏，土地荒芜十分严重。另外由于国民党大规模打内战，到处抓丁，使农村劳动力、耕畜、农具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新中国成立前夕，粮食生产下降的程度直接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活，农民虽终岁辛劳种粮却得不到粮食，有的地方靠吃野菜、树根、观音土充饥，再加上物价飞涨，到1949年蒋管区的经济已全面崩溃。(www.xing528.com)

1.抗战前的粮食生产

抗战前我国耕地面积没有较准确的统计，都是根据抽样调查推算的。一般都以张心一先生所著《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一书的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抗战前我国25省耕地面积约为12.5亿亩。也有以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根据，认为我国27省耕地面积为13.97亿市亩。新中国成立后来中平先生估计1929—1933年我国29省耕地面积应在14.17亿亩。根据1934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所载，民国元年至抗战前中国耕地总数没有增加。另据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海关、邮政部及学者估计的平均数推算，1931年我国人口已达4.7亿，较1911年人口约增加1亿，农民已达3.19亿，每个农民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37市亩，占有粮食作物面积约为4.27市亩，其中以东北三省和察绥人均占有量最高，山西、河南、陕西次之，四川、安徽、湖北再次之。[13]

（1）抗战前耕地利用状况

根据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江苏等16省163县的调查，旱地约占耕地面积的57.06%，水田约占31.27%。其中水田占50%以上的省份有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旱地占耕地面积50%以上的省份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察哈尔、绥远。但察绥两地荒地较多，绥远荒地竟占到耕地面积的23.91%（见表5-7）。

表5-7　各种土地所占的比重（1934年调查）

资料来源：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统计分析[M].南京：正中书局1994：31.

据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我国22省154县163个区16 786个田场的调查，1929年至1934年，我国八大农区的农地用途中，作物面积占89.6%，道路、水池、坟地等共占3.9%，农舍占3.4%，森林、牧场、柴山、有树木的牧场、有生产的水面共占3.1%，可见农用土地中约90%用于种植作物，10%为其他用途。

（2）各种粮食作物所占比率

抗战前我国粮食作物分布的总情况是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和杂粮为主。根据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全国耕地为14 138 814市顷[14]，粮食作物面积为13 656 684市顷推算。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应为96.6%。又根据张心一先生《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及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水稻约占20%，小麦约占22%，高粱约占10%，小米约占10%，玉米和大麦各占6%。

若从复种指数来看，根据张心一先生在抗战前对江苏等25省作物面积的估计，各省作物面积为耕地的123%，而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估计则为135%，两者差异可能与调查的范围不同有关。可见抗战前，我国耕地平均复种指数不高，粮食作物又占了绝大比重，果林蔬菜种植面积太少。这正是旧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只顾温饱问题所致。

（3）粮食总产值和产量的估计

抗战前粮食总产值占农业生产值的比重，据美国学者珀金斯的估计，1931—1937年粮食总产值为103.1亿～109.6亿元，农业总产值为194亿～198亿元，粮食总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53.1%～55.4%。同期刘大中、叶孔嘉估计，粮食总产值为126.4亿元，农业总产值为211.7亿元，粮食总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59.7%。[15]

对抗战前粮食产量的估计，各方发表的数字差别较大。根据吴传钧在1931—1936年对中国22个省份的调查显示，小麦的年平均总产量约为4.5亿市担，稻谷的总产量年平均约为10亿市担，杂粮的年平均产量为11亿市担，22省的粮食年平均总产量约为25亿～26亿市担。而且各省杂粮种植远较稻、麦广，产量也较稻、麦多。

近代中国南北各地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情况比较复杂，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地块之间，不同农户之间，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之间，尤其是不同年成之间，单位面积产量高低悬殊，变化无常。加之资料缺乏，很难做出全面而精确的统计。只能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对若干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做一些粗略的描述和估计。近代关于粮食亩产的调查研究大都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根据这些调查资料对粮食作物的亩产进行了估计，现将几位学者的研究总结如下（表5-8）。

表5-8　全国主要粮食作物亩产量的四种比较

资料来源：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1（5）：97-98.

从上述学者的估计结果来看，总体上，水稻、小麦与杂粮之间比较，水稻的单产和总产都是最高的（甘薯除外），水稻的亩产量要比小麦至少高出一倍左右，各种杂粮的亩产量也稍高于小麦，这一结果与以上两表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如果再考虑到经济作物产量的话，那么各种作物的亩产量从大到小的顺序应该是：水稻、杂粮、小麦、经济作物。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全国人民的口粮消费结构中，杂粮与水稻、小麦几乎占有平等的地位，区别在于各地所依赖的杂粮品种有所差异而已。经济作物由于发展不够充分，它的亩产量没有明显的扩张。

2.抗战时期的粮食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山西、湖北、察哈尔、绥远等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地区相继成为战区和沦陷区，涉及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二分之一，而且大都是膏腴之地、殷阜之区。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的粮食生产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粮食产量的下降非常显著。中国现代史资料显示，如果把抗战前的各种粮食产量指标均定为100的话，1938年小麦的产量只有45，大米的产量是81，小米的产量只有20，大麦的产量是58，高粱的产量是23，大豆的产量是34。[16]抗战以来湖南、四川、浙江、云南、广东、贵州、湖北、河南、江西、福建、甘肃、陕西、宁夏等各省的种植面积都在下降，拿1938—1942年种植面积的平均数与1937年的种植面积相比较，甘薯、粳稻、豌豆、烟草的种植面积都下降了10%，玉米、小麦、蚕豆、大麦、糯稻、花生的种植面积均下降了20%，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都下降了30%，高粱下降了40%，小麦则下降了50%，只有油菜的种植面积是增加的，但是增幅仅仅为5%。

粮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苛捐杂税过重，农业生产缺少资金投入。抗战时期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的租期不定，佃农时时受到被撤佃的威胁，使佃农无力也无心经营土地。同时由于租赋过重，除去种子、肥料外，所剩寥寥，有的靠典当度日，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据四川调查，在成都平原，一个种20亩田地的佃农，在1939年一年内现金负担9种，共增加了368.8元，劳动力方面负担6种，共费时45天，占去和减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资金和时间。[17]由于战时物资涨价，农业生产成本显著提高，也影响了农业产量的增加。

3.抗战胜利后的粮食生产

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的粮食生产并没有得到改善，由于生产资料短缺和其他生产条件的破坏，粮食亩产量下降了。1947年籼粳稻亩产量仅相当于1936年的69.6%，小麦相当于战前的91.4%，高粱相当于战前的80.4%，小米相当于战前的78.97%，玉米相当于战前的97.1%。可见国民党统治区的粮食生产没有得到恢复（见表5-9和表5-10），而且粮荒更加严重。

表5-9　主要粮油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1936—1947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61.

表5-10　主要粮油作物总产量的变动（1936—1947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60.

抗战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农民喘息未定，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到处抓丁要粮，农民也无心无力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进一步衰退，粮食更加短缺。1947年，稻、麦收成仅为平常年份的六成，全国大米的短缺量达到190万吨，小麦的短缺量达150万吨。加上1948年的严重灾情，旱涝灾害波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十余省，无家可归的农民达两千万人以上，被荒芜土地2 000万亩，肥育湖南一省因水灾损失稻谷达到5 000万市担，连同其他省的损失约达9 000万市担，而蒋介石政府征实、征借配额竟增为8 000万市担，另收购军粮1 000万担，较1947年还增加三分之一。当年美援运到的粮食不到10万吨，也只够城市配售粮食的40%。[18]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在苛捐杂税、通货膨胀、拉丁抓夫、征实摊派以及高利盘剥的重重压迫下迅速崩溃，纷纷破产，粮食危机十分严重。1947年，许多城市组织起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8年，包括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在内的九大城市的工人也都发动了反饥饿的斗争。农村无数饥民被迫出来抢夺米粮，发生抢米风波，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来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

（四）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

革命根据地是在1927年以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解放了一亿多人口，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晋冀豫、山东、鄂豫皖、湘赣、苏南、淮北、淮南、琼崖、皖中、广东、冀鲁豫、苏中、苏北、浙东、湘鄂赣19个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同时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社，发展生产。在政策方面，大力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开荒、通过移民转移劳动力、兴修水利、重视改良土壤和精耕细作，同时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支持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研究。在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革命根据地很快恢复了粮食生产并使粮食产量迅速得到提高。比如广昌县，土地革命前当地的粮食亩产量平均160斤左右，革命后亩产迅速上升为300斤。再比如于都县，没有实现土改分田前的粮食亩产量还不到200斤，到1933年粮食亩产就提高到三四百斤。正如1934年毛泽东指出的“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19]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受到连续自然灾害以及反动势力的多次围攻，也曾出现极度困难的情形。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下，革命根据地很快就挺过了困难期，开始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除了个别战乱和天灾非常严重的地区外，各革命根据地的粮食收成都有所上升。比如华北地区的粮食产量就比1947年上涨了7%，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上升了12%，晋绥地区的粮食增产了8%。再比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拥有862.6万亩的耕地面积，粮食年产量约111.6万石。1943年的时候，其粮食产量已达184多万石，比1937年的粮食产量上涨了65%。并且粮食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消费需求量，1943年当地共消耗162万石粮食，出现了20多万石的余粮。再到1944年的时候，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达200万石，同时不再从外地购粮，而是将多余的粮食输出外地。[20]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陕甘宁地区的耕地面积已经增加到5 672万亩，粮食产量也达到1 336.4万石[21]，与1937年相比，粮食产量增加1 200余万石，增长幅度近9倍。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情形也是类似的，粮食产量都在逐年增加，如晋察冀根据地，由于兴修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每年的粮食增产量都超过了100万石。[22]这为保证粮食供给，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