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一名在我国近渐流行，其去成为口头禅之期殆亦不远。毕竟“辩证法”为何？在我国文字中，吾人尚未见有满意之阐说或批判。言辩证法者必推黑格尔。黑氏书中“辩证法”一名所指示者，以吾人所知，盖有四种不同之对象。此四者逻辑上并不相牵涉，其中任一可真而同时余三者可伪。
第一，“辩证法”本义，其说略如下：凡得“道”（绝对真理）一偏之见执，若充类至尽，必归入于其反面，因而陷于自相矛盾。原来之见执可称为“正”，其反面可称为“反”，于是可有一种立说超于二者之上而兼容并纳之，是为“合”。若此之立说仍为一偏之见执，则“正”“反”“合”之历程仍可继续推演，至于无可反为止。此所止者是为绝对真理。换言之，即黑格尔之哲学。是故对于一切一偏之见执，皆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术破之，此即所谓“辩证法”。（以吾观之，谓许多谬说可用此法破之，信然；若谓一切谬说皆可用此法破之，则黑氏未尝予吾人以证明，吾人亦无理由信其为然。）黑格尔以为此乃柏拉图语录中之苏格拉底所常用者，原非彼所新创。
第二，可称为认识论上的辩证法，略谓吾人思想中之范畴，或抽象的概念，试任取其一X而细察之，则知X与其反面，实不可分别。吾人若谓一主辞A为X，则同时亦必须谓A为X之反面，如是则陷于自相矛盾。进一步考察之，则可发现一更高范畴Y，融会X与非X者。于是X为正，非X为反，而Y为合，是为一辩证的历程。然Y又或为不固定范畴，如是，则辩证之历程可继续推演。黑氏以“泛有”之范畴为起点，经历若干连续之辩证历程（其中不尽经“合”之阶级而转换，于上界说之辩证历程为例外者），以达于“绝对观念”，是为最高范畴，无可再反。（附注：以吾观之，黑氏哲学中此部分完全谬误，彼所谓相反而不可分之二范畴，大抵一观念之二名耳。彼误以同实之二名为代表二实，遂造出一大座空中楼阁。试以彼“大名学”中之第一品[Triad]为例。彼以为“泛有”[即仅是有，而不决定有何属性]与“无”相反而不可分，而“有”与“无”之合为“成”[由无而有谓之成]。夫黑氏何不径曰“有”与“无”相反而不可分，而必以“泛有”与“无”对。盖“泛有”实即无有，实即无之别号，犹OXI为O之别号也。“泛有”与“无”，异名同实，可混淆以为相反而相同。而“有”与“无”则二名异实，不能妄指以为相合一也。夫“泛有”之非有，犹OXI之非I也。谓“泛有”与无相反而相同，即谓无与无反而同，犹谓OXI与O相反而相同，盖无意义之谵呓而已。此则黑氏书中所最富者也。）
第三，辩证法即变相之所谓“本体论证”（Ontological Proof），其大致如下：先从二观点在思想上建设一概念之系统，乃究问此系统有无客观的对象，继从此系统本身之性质，而推断其即所求之对象。（此种方法康德在《纯理论衡》中早已驳倒。）
以上三种辩证法皆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今所欲讨论者，乃第四，历史中之辩证法。以极普通、极抽象之形式表出，其说略如下：一民族或社会当任何历史阶级之达于其全盛时，可视为一“正”辩证法三阶之第一阶。然此阶段之进展中，即孕育与之对抗之势力。此势力以渐长成，以渐显著，可视为一“反”。此一正一反，互相冲突，互相搏争。搏争不可久也，结果消灭于一新的大气体中。在此新全体中，正反两元素，无一得申其初志，然亦无一尽毁，惟经升华融会而保全。此新全体、新时代，即是一“合”，一否定之否定；于其中“正”与“反”同被“扬弃”（aufgehoben，近来国内“革命文学”中常见之“奥伏赫变”一名即译此）。所谓历史的辩证法大略如是。专从此观点考察历史之结果，是为一种辩证法的历史观。以上历史辩证法之抽象的形式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所同主。马克思自承为传自黑格尔之衣钵者即此。(www.xing528.com)
（现时流行之所谓“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即指此种辩证法，与前三种辩证法逻辑上无涉。）然其具体之解释，则马克思与黑格尔大异。略去其形上的幻想（涉及“世界精神”“民族精神”者），则黑氏历史辩证法之具体观念如下：
任何人群组织之现实状况，恒不得完满，其中却涵有若干日渐增加而日渐激烈之先觉先进者，憧憬追求一更完满之境界。现状之保持者可视为“正”，而理想之追求者可视为“反”。此两种势力不相容也。守旧与维新，复古与解放，革命与反动之斗争，此亘古重演之剧也。然斗争之结果，无一全胜，亦无一全败，亦可谓俱胜，可谓俱败，于是产生一新组织社会。在其中，理想实现其一部分，旧状保持其一部分，是为“合”之阶段。黑氏认理想为一种支配历史之原动力，为“世界精神”之表现。而马克思则以为理想不过经济制度之产物。马氏历史辩证法之具体观念，特别侧重经济生活。其说略曰：一人群之经济组织范围其他一切活动。过去自原始之共产社会崩溃后，在每一形成之经济组织中，包涵对峙之两阶级，其一为特权阶级，其一为无特权阶级；其一为压迫者，其一为被压迫者。经济组织之发展愈臻于全盛，或益以新生产方法之发明，则阶级之冲突愈剧烈。压迫阶级要求现状之维持，是为一“正”，被压迫之阶级要求新秩序之建立，是为一“反”。此两阶级对抗之结果为社会革命，而最后乃产生一新经济组织，将对抗之两势销纳，于是阶级之斗争暂时止息，是为一“合”。经济组织改变，则政治、法律，甚至哲学、艺术亦随之改变。
以上两说乃同一方法之异用。然以吾人观之，皆与史实剌谬。试以我国史为例。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世官世禄（即以统治者而兼地主）之贵族阶级之消灭，此乃社会组织上一大变迁。然此非由于先知先觉之理想的改革，非由于两阶级之争斗，亦非由于新生产工具之发明。事实所示，不过如是：在纪元前六七世纪间，沿黄河流域及长江以北，有许多贵族统治下之国家，其土地之大小饶瘠不一，人口之众寡不一，武力之强弱不一。大国之统治者务欲役属他国，扩张境土，小国之统治者及其人民欲求独立与生存，于是有不断之“国”际战争。其结果较弱小之国日渐消灭，而终成一统之局。因小国被灭，夷为郡县，其所包涵之贵族亦随其丧失原有地位，是为贵族阶级消灭之一因。君主与贵族争政权，而务裁抑窜逐之，是又贵族阶级消灭之一因。贵族阶级自相兼并残杀，是又其消灭之一因。凡此皆与阶级斗争、生产工具之新发明，或理想之追求无与。即此一例，已摧破黑格尔与马克思之一切幻想。（关于黑氏及马氏历史辩证法之陈述，可参看B.Copsoer：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Vol.Ⅱ，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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