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斯言也，多数绩学之专门史家闻之，必且嗤笑。然专门家之嗤笑，不尽足慑也。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今以历史与小说较，所异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现之境界一为虚，一为实也。然此异点，遂足摈历史于艺术范围之外矣乎？写神仙之图画，艺术也。写生写真，毫发毕肖之图画，亦艺术也。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斯宾格勒之论文化也，谓为“若干潜伏之理想情感性质之表露、之实践。惟然，故非纯粹单简之智力所能识取其全体。智力者，仅能外立以判物而已。文化者，吾人视之，当如视一艺术品”（见本志第六十一期张荫麟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夫岂惟文化，其他多数人类活动，亦莫不然。
要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一）正确充备之资料；（二）忠实之艺术的表现过去与现在之历史。能具此二条件否耶？如不然，将来之历史如何然后能具此二条件耶？艺术者，半存乎天才，非人力所能控制，以预期将来之如何如何。故兹略而不论，惟论资料。
（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
（二）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若可，则
（三）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
吾确信苟认识此诸问题之意义者，必深觉其于史学及人类知识之前途有綦重之关系。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记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此等功效自不能奏显于目前。然使人类而不必为明日计，使学术本身之前途而不须顾及，使真理之探求而不必穷可能之限度，则亦已矣。如其不尔，则举世以历史为专业之人，不可不急起而考虑此诸问题也。
此诸问题及其重要，本极简单明显。最可异者，自有历史迄今，对于第（一）问题，虽近世学者间有感及，然从未有加以详尽及统系的分析。至于第（二）、第（三）问题，则绝无提出者。岂不以史家之目光为过去所牢笼，遂并史学自身将来之命运亦无暇顾及耶？吾今为此论，非敢沾沾自喜，诚以此诸问题关系将来人类之历史智识者甚巨。而历史智识者几占人类知识全部之半，故不能指陈此诸问题之重要，以冀今后学者之注意。至吾今所能为者，仅发凡起例而已。
一切具体的科学，按其研究对象之性质，可分为二类。其一为直接的科学。其所研究之现象，可直接实验或观察。而同样现象，可随意使之复现；或依自然之周期而复现，至百千万亿次而无所限。故其叙述推理及结论之所据，非某时代某人特定的观察，而为人人所能亲见之事实。此类科学，如物理、化学其最著者也。其二为间接的科学。其所研究之现象，一现旋灭，永不复返。吾人仅能从其所留之痕迹而推考之。此种痕迹，又分为二类。其一，本身即为过去之现象之一部分者。如地层、化石、古动物骸骨及古器物之类是也。其二，为某时某人对某现象直接或间接所得之印象，如史传、游记之类是也。专以前一类为研究对象者，如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是也。其研究对象兼前后二类者，历史是也。从个人之印象，而推断事实之真际，其道何由乎？此则凡曾读西洋普通史学方法书者皆习闻之矣，曰由于多数独立坦白而能力充分之见证人之谐协。以非专门之语言之，今有一事，甲、乙、丙、丁等若干人同亲见之。彼等皆有明察此事之能力（例如耳目无疵、神经不错乱等），又无作伪欺人之意，又未尝互通消息，而其关于此事之报告有互相谐协之处。则其谐协之部分，可称为信史。此历史真理之根据，原则上虽不能与科学真理之根据立于同等巩固之地位，实际上尚为可靠之标准。虽然一部世界史，若逐事严格以此标准绳之，其得称为信史者恐不逾数十页也。其所以若此者，则以历史所由构成之印象，其质的方面及量的方面胥受种种限制，不能如理想所期也。此过去之事，后人所无可如何者也。（虽地下及地上常有新资料之发现，然其所能补之苴漏，不过九牛之一毛耳。）虽然，未来之历史亦将不能逃此命运乎？吾人对于未来史事之印象，不能有预先之控制，以提高其质的方面，而增加其量的方面乎？更进而言之，过去种种限制，其皆出于天然，而非人力所能打破者乎？欲解决此问题宜先知过去史料所受之限制为何。
以吾浅陋之分析，此等限制有十五种，可别为两类。兹分论如次。
（甲）绝对之限制
所谓绝对之限制者，非谓限制之本身皆为绝对不可变者也；谓其在过去所生之结果，后人无法补救也。吾人于不良之资料，自可摈弃怀疑，然终无法改善其质也。吾人虽能发现历史之罅隙，然有补苴之希望者极少也。此类限制为数有十一。
（一）观察范围之限制。历史智识之来源厥为事实之观察。然人类之活动，有许多为活动者以外之人观察所不能及者。
（子）个人之活动自守秘密者。凡个人不可告人之事皆属此类。历史上不可告人之事而关系极重大者何限。试以近世史为例，袁世凯当东山再起之日，是否已早定欺劫孤儿寡妇之阴谋；当其宣誓就大总统职之时，是否已预作黄袍加身之计。此皆无人能证明或反证者也。
（丑）个人之活动无发表之机会者。关于此项今举一极有趣之例证。吴沃尧在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已引为笑谈者也。《左传》记晋灵公使鉏麑往刺赵盾。麑“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试问此时赵盾假寐而未醒，鉏麑入室而无觉，谁能得闻其将死时心中之自语乎？
（寅）多数人之活动自守秘密者。例如……两军对垒时军事之秘密及外交上秘盟秘约是也。
（卯）多数人之活动无发表之机会者。例如历代奸雄之杀其党徒或爪牙以灭口之类是也。
（二）观察人之限制。凡科学上之实验观测，必出于洞明学理、久经训练者之手。今有不通天文学之人，持管以望天，天文学家必不取其所见以为研究之资料也。今有不识鸟兽草木之理之人，摹状奇禽异花之构造及特征，生物学家必笑而置之也。不幸过去之史事，具正确观察之能力者，多不得观察之机会。而得观察之机会者，却多为缺乏智识与训练之人。史家所得而根据之资料，大部分不啻寻常人持管之望天，乡愚对于奇禽异花之摹状也。关于史事有训练者之观察，与无训练者之观察之差异程度，可举一例以明之。
一九二〇年九月六日正午，纽约市华尔街突爆发一炸弹。此事之预谋者及其动机，至今犹未明也。《华尔街汇报》之编辑人，所居与爆发地密迩，闻讯立遣访员往查。其后彼又询问当场见证者九人。其中八人，皆谓当时该地车马甚多，或谓为数有十，有三人且坚确肯定，谓载炸弹者为一红色之摩托车。只有一退伍之军官谓炸弹实爆发于一货车以马引者，其车停于检冶局（The Assay Office）之门前，此外只见一摩托车停于货车之对面。此军官之言，其后证明为确实。该报编辑记此事毕，更附论曰：“吾人须注意者，此军官实为有专门训练之见证人。因曾为军官，故习于炸弹爆发之真相，习于正确之观察。其余八人，对于当地车数之重要问题，莫不谬误。……彼八人之报告非其所见，乃其所推断；抑且非其所推断，乃其所猜度。……鄙人为报纸访事员者，已三十五年，世界几已历遍，搜集新闻，权衡证据，素所习为。以鄙人之经验观之，吾侪（报纸访事员）大抵皆不自觉之说谎者而已。”（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May 30，1924.据一九二六年出版之A.Johnson，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一书，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所引）
夫今日之报纸访事员如是，昔之记史证者又何如。
（三）观察地位之限制。吾人对于一事物之印象，每视乎吾人观察之地位而异。历史记载每因观察者地位之限制，而不得正确之印象。此种限制又分为二类。
（子）距离之限制。例如观察一战事，与其仅在后方听炮声之远近，觇军队之进退，不如更亲临战场，观交绥之情形。然古今战史资料之来源，其得自战场上者有几耶？
（丑）观点之限制。例如甲、乙同在战场观战，甲在堡中外阚，乙在高山上瞭望，则冲锋肉搏之状，甲所能瞭睹者，乙不能也。空中飞机追逐升坠之状，乙所能瞭睹者，甲不能也。是故有时必须比较在数观点之观察，然后能得一事实之真象。然一事实而有数观点之观察者，历史上盖罕觏也。
（四）观察时之情形之限制。观察时个人自身之情形及外界四周之情形，有足影响于其印象之正确者。
（子）个人自身之情形。个人之知觉作用及观察能力，每蔽于一时之感情，而失其正。《大学》所谓“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是也。败兵丧胆，则鹤唳风声，皆为敌号，远山草木，尽是敌兵。此其例也。
（丑）外界的影响。
（天）物界。例如阴霾漫天，则近景不辨。巨响震地，则语声不闻。又如颜色之感觉，受光度之影响。晚间光度若减，则红、蓝不辨，故苟有证人谓在黑暗中见一红帽而非蓝帽者，则法庭必不信其证据。
（地）社会。若有一种共通信仰或感情，流行于社会，个人受其影响，先入为主，则凡与此种信仰或感情之对象相疑似之物，辄易被认为真。《左传》所记郑人相惊以伯有之事，即其例也。通常所谓精神传染（Psychic Contagion），所谓心灵的导引（Mental induction），所谓群众心理（Psychology of the Crowd），皆所以解释此种事实之名词也。
（五）知觉能力之限制。假设观察之人、观察之地位及观察时之情形，皆合于理想矣，然犹未必能得理想之印象。何也？以吾人之感官（sense organ）原为不可靠之测量器也。构成历史之要素，厥为空间、时间、动作、景物（scene）。然感官于此四者所得之印象，其差忒之度，恒出人意表。谓余不信，试观近代心理学家实验之结果。
（子）空间。
（天）大小。昔牟斯特伯（Münsterberg）氏尝仿效天文学家Foerstrer之试验，命一班学生，各言其所见满月之大小，与直臂所持在目前之何物相同。氏之报告曰：
吾所得之答案如下：一圆银币之四分一，中等大之甜香瓜，在地平线时如菜盘，当头时如果碟，吾身中之时计，直径六吋，一圆银币，吾身中之时计之一百倍，人头，半圆币，直径九吋，葡萄子，车轮，牛油碟，橘予，十呎[1]，二吋[2]，一角币，教室中之时钟，豌豆，汤盘，自来水笔（似指直径），柠檬糕，手掌，直径三尺。此足见印象纷歧之可惊矣。更有足使读者骇讶者，诸答案中，其惟一正确者，厥为以月比豌豆之答案。（以上见Hugo Münsterberg所著On the Witness-Stand，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
（地）距离。恒人之估算远近，大抵以物象明晰之程度为准，鲜有兼计及光度之强弱者。是故遇有烟雾，则近前之物模糊，而人觉其巨且远。天朗气清，则远处物体明晰显豁，人觉其小而近。
（丑）时间。时间知觉之谲幻，尤为昭著。据心理学家之研究，吾人不觉时间之分点，但觉时间之范围及延续。换言之，即吾人于一时间，但觉其起讫之界限也。对于一时间之觉认，与在此时间所作事之兴趣及注意成正比例。是故同一长度之时间，若当旅行艰苦之途程，则觉其酷长；若当聚精会神于动人之戏剧，则觉其飞速。此凡人所有之经验也。然有可异者，在回想中，则悠久而厌苦之期间，反觉其短；欢乐之瞬息，反觉其长。此表似矛盾之现象，可解释如下：吾人追想过去之时间，其长短之感觉，视乎此时间之内容（所历情节）存于记忆中者之多寡而殊。愉快之时间，其情节繁多；厌倦之时间，其情节单调，其在记忆中之遗痕浅而少。
复次，吾人对于事物之知觉（Perception）有一特点，即所觉者，非事物之种种属性。而为事物之全体。故知觉之定义，为感觉置在意识前之特殊实物（Consciousness of particular material things present to the sense）。今夫椅，有其种种特异之属性及部分，如椅柄也，椅脚也，靠背也，椅身也，然吾人非先见椅柄、椅身、椅脚、靠背各部分，然后合之而成一椅也。吾人张目看椅，即见其全体。夫此时感觉神经之受刺激者，自有多数。然吾人所见，却为一结合体，何为能如是耶？则以知觉之历程，乃以先前之经验代表新事物于意识中也。藉前此之识觉，已得知椅之性质，已造成习惯的反应。故不待分析各部，而即见其全体也。是故在大多数情形之下，知觉者实为粗略之重现的历程（Reproductive Process），过去之知觉与当前之知觉搀合为一体，而将新者改易范畴，使与过去符同。此心理学家之恒言也。吾尝有譬焉，知觉者，非逐物摄影，乃先搜集无数物像，然后对像认物也。若有与旧像大致无差者，则易被认为同物而不细辨。若有一种新事物，其像为旧所无，或不经见者，则或知其无，而为摄新像，或不知而以不同之旧像冒混之。此种对像认物之步骤，其正确之程度，视乎下列三者而殊。（1）预期，即已有先入为主之成见。如第（三）目（子）项及第（三）目（丑）项（地）条所举者是也。（2）速度。（3）对象之复杂程度。关于后二者，兹按动作与景物分论之。
（寅）动作。同一人观察一连续之动作（假定只能有一次之观察者），其所得印象之正确程度，与动作之速度及复杂程度成反比例。故稍为速而繁之动作，虽经训练之观察者亦无如之何。兹举一例如下：
昔在葛廷根（Göttingen）开心理学会议时，曾举行一极有趣之试验。受试者皆有训练之观察者也。离议堂（会议所在）不远，方举行一公共宴飨，并有化装（戴面具）跳舞。猝然议堂之门被冲而开，一村夫奔入，又一黑人追之，手持短铳，二人止于堂中而斗。村夫仆，黑人跃跨其上，发铳，然后二人俱奔而出。此事始末，历时不及二十秒。
主席立请在场之人，各作一报告，云将以为法庭审判之佐证。缴报告者四十人。仅就主要之事实而论，其错误少于百分之二十者仅一人，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者十四人，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者十二人，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十三人。复次，有二十四报告，其中细节百分之十纯出虚构，其虚构在百分之十以上者有十报告，在百分之十以下者有六。约言之，报告之四分一出于虚构。（以上见Walter Lippmann所著Public Opinion一书，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页，该书一九二二年出版）
夫以（一）有训练之观察者，（二）作负责之报告，（三）叙方现于其眼前之事，而结果如此，则不具此诸条件者，更当何如耶？言语亦为动作之一，旁听者所受之限制，亦适用上述之定律。故马丁·路德在瓦尔姆会议（the Diet of Worms）中所言为何，至今犹为聚讼不决之问题也。
（卯）景物。上节言动体之观察，此节言静体之观察。静体观察正确程度，与所观察物之复杂程度成反比例，与观察时间之长度成正比例。静体之观察视动体之观察有一优点焉。动作之速度（就历史事实而论）绝非吾人所能控制，而观察时间之长短，有时为吾人所能控制者。静体又分为二类：一为固定者，一为不固定者。前者如山川之形势，后者如战争中防御之布置。前者视后者有一利，前者可容许无数次之观察及覆勘，此类之观察之谬误（如实物尚存于今者）当属于相对的限制（详后）之范围。后者则或仅容许一次之观察，如动体然；且也，物体之过小及过大，皆足影响观察（当然仅指肉体之观察）之正确。以极微小之物体之为研究对象者，在自然科学中多不胜数，惟史学上则罕觏，兹可不论。因观察体之过大而影响观察之正确，其在历史上最著之例，如中国之河源问题是也。古传说谓：“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史记·大宛传》引《禹本纪》）此说荒诞固矣。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谓“河有二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中略）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其摧扫旧日神话，固为地理学智识之进步，然张骞之观察，较以今日地理学智识，实全属谬误也。
（六）记忆之限制。截至上文止，已略陈史事观察所受之限制。假设无此等限制，而能得理想之印象矣。然经若干时后，则此印象渐漫漶而模糊，或与他印象相搀合而混淆。是故科学之记录必随观察时为之，绝无依赖记忆者，惟过去历史之记录则不然，此其故有三：
（子）未有文字以前之传说，必待文字发明以后始能见于记录。
（丑）延长之动作，须继续注意者，吾人不能将其截断为若干部分，不能先观察记录毕一部分，然后及其他。因史事完全非观察者所能控制也，是故有时必待事毕然后能记录。此事所历之时愈长，则所需于记忆者愈多。
以上二类皆不可免者也。
（寅）亦有可免而不免者。自来有观察史事之机会之人，当其观察之时，而已预存作正确记录之心者鲜矣。预存此心，而知事后立即记录之重要而实行之者，则更鲜矣。大多数记录之产生，皆由于久后兴趣之感动及实际之需要。史料中之起居注及日记，可谓去观察时最近之记录矣，然试翻乙部之目，此二类所占之部分不过太仓之一粟，余则大抵记录于事后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者也。
历史所需于记忆者既若是矣。而记忆之可靠程度为何等耶？兹举一例以明之。约翰·亚丹斯（John Adams）者，曾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书之人也，其事在一七七六年六月。其后四十七年，亚丹年已八十八，追记其事，既叙国会委派独立委员会之经过毕，续曰：
委员会聚集数次。有人提议发表宣言，委员会乃派哲福森（Jefferson）先生与余负草创修饰之责。
此专任之委员分会遂聚集。哲福森提议命予属草。予曰：予不为此。彼曰：君当为此。予曰：噫，不能。彼又曰：君胡不为？君当为之。予曰：予不为。彼曰：何故？予曰：理由多矣。曰：理由何在？予曰：理由一，君为勿吉尼亚省人，此事当使勿吉尼亚人居首。理由二，予生平冒犯人多，为世所疑，且不理于众口，而君则反是。理由三，君文之佳，十倍于予。哲福森曰：有是哉？君意若决，予当尽其所能。予曰：甚善，待君草创就，吾等将再会。
越一二日，哲福森复晤予，出其草稿见示。予当时有无献议或修改，今已不忆。此文交付独立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审查，有无更易，吾亦已遗忘。惟其后报告于国会，经严格之批评，又删去词令最巧之数段，卒见采用。以一七七六年七月公布于世。（以上见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n Adams，卷二，第五一二至五一四页）
哲福森记此事则大异，谓亚丹斯之记忆，使其陷于铁案如山之谬误。哲福森致友人书之言曰：
五人委员会聚集，并无设专任委员分会之议，惟全会一致促予一人独任宣言之草创。予允之，予乃属稿。惟在交付委员会之前，予曾将文稿分示富兰克林博士及亚丹斯先生，请其斧正。……宣言之原稿，君已见之矣。其中行间有富兰克林博士及亚丹斯先生之改削，皆出彼等手笔。彼等所改易，只有两三处，而皆文词上之修饰耳。予当时乃重钞一清稿，以付委员会。委员会毫不加改，以付国会。（以上见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一八六九年刊本，卷七，第三〇四页）
然哲福森之记忆亦未尝无误。宣言原稿今犹在，其中改削确不止二三处，而亦不尽出富兰克林、亚丹斯二人手笔也。（参阅Becker所著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第一三六至一四一页）
（七）记录工具之限制。假设得理想之印象，而又不受记忆之限制矣，然此印象须翻译成具体的记录，然后能传达于他人。此翻译步骤之正确程度亦受限制。记录之工具可分为二：一图象，二语言文字。图象（指历史画之类）在史料上占极少数，兹略而不论。语言文字对于述史之限制有三。
（子）使用语言文字之能力因人而殊。即惯于操翰之人，亦每有词不达意之感。词不达意之结果有二：（一）因无词以发表，遂使印象消灭；（二）因用字不当，使人误会。后者尤为重要。因史家所用言词，与寻常日用者同，非如专门术语各有明确之定义也。虽极精于文字学之人，其用字亦难悉符字典上之公认标准。况有直接观察之机会而欲为记录之人，固未必精通文字也。寻常一字，其在各人心中所代表之对象，每或差歧甚大。此等试验，中国心理学家尚未闻有举行之者。兹姑引一外国文之例如下。（见Walter Lippmann所著Public Opinion，第六八至六九页）
一九二〇年在美国东部曾举行一字义试验。受试者为一群大学生。举alien（异邦人）一字，令各人下一定义。其结果如下：
与本邦为仇之人 与政府作对之人 立于对方之人
属于与本邦无友谊之国之国民 战时之外国人 外国人之谋害其本国者
来自外国之敌人 与一国家作对之人
读者须注意：（一）alien为极常见之字，且在法律上有极确定之意义；（二）受试者为大学生。结果犹如此也。
（丑）在文言不合一之国，载笔之士为求雅驯起见，必将历史人物之口语译成文言。修饰愈工，去真愈远。试翻二十四史及两通鉴，古人之言谈应对，其不遭此劫者有几？昔刘子元亦尝痛慨之矣。曰：
《史通》卷十六《言语篇》：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之语，罕能从实。而书文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则偏模《左传》；爱子长，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为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www.xing528.com)
（寅）异国文字互译。无论译者忠实及正确之情度如何，终不能使二者如一。故若（1）以甲邦人用甲邦之文字述乙邦之事，遇记言及迻载历史文件时，辄易失真。若此事实及文件在乙邦全无载录，则其失更无从纠正。二十四史中之蛮夷列传多有此例。或（2）一国之文籍原本已失，只有异邦译本，则其内容之正确程度有减。佛典中此例最多。
（八）观察者之道德。以上论史事之观察及记录，皆假定观察者为忠诚正直，决无虚匿欺人之心。又立志求真，绝不肯点窜装饰，以期悦听者也。然自来史家，具此等美德者有几耶？关于虚饰之动机及方法，西方论史法之书多有详细之分析，本文不必赘及，惟论其影响有三：
（子）史迹因隐匿而消灭。
（丑）因改窜而事实之次序关系及轻重皆失其真。
（寅）因虚造而无中生有。后者若能知其伪，则于史无伤。惟前二者所生之损失，有时无法可偿也。
（九）证据数量之限制。因观察者所受种种限制，故一人之孤证，虽为直接观察之结果，史家决不据为定论，而必求多数独立证据（直接观察之结果）之符同。证据愈多则愈善。虽然，一史迹而有多数独立直接之证据者实不多觏，甚或孤证仅存。此其故有三。
（子）有观察一史迹之机会者，未必为多数人。例如帝王之顾命，勇士之探险，亲见者必属少数。又如《史记》留侯传载张良与圯上老人之事若信，则除张良及老人外无人能知。
（丑）有观察一史迹之机会者，未必各作记录。例如随郑和下西洋者二万七千八百余人（《明史·郑和传》），而记其经历者（以吾所知）只有马欢之《瀛涯胜览》、费信之《星槎胜览》及巩珍之《西洋番国志》（此书见钱曾《读书敏求记》，无刊本，今存否尚未可知）耳。甚或仅有一种记录者，例如历朝之起居注是也。
（寅）同一史事之多数记录，经时间之淘汰，或人为之摧残，遂仅余少数，或惟存孤证。例如记宋南渡事者，《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之书无虑百数十种，而今存者几何？又如岳飞为中国史上最彪炳之人物，而记其事之书今惟存《金陀粹编》。
（十）传讹。一人之见闻经历未必亲为记录，记录亦未必尽。其未经记录之事，他人得知，惟藉口传。时或原记录已失，而只存他人之重述。无论口传与笔述，每经一辗转，即多受一重知觉之限制，记忆之限制，应用工具能力之限制，传述者之道德之限制。辗转愈多，则印象愈变而失其真。此外尚有传钞、传刻之讹，更无待举。
初民之传说及流俗之口碑，夫人皆知不可据矣；而不知虽近代极简单之事实，记录去传述之时甚近，传述者与所传述之对象关系极密切，且传述者为绩学之士大夫，又毫无作伪欺人之意，其谬误犹或足使人惊骇。例如苏玄瑛为清末民国初南方文坛上最惹人注目之人物。玄瑛既卒，其十余年深交之挚友柳弃疾为作小传。寥寥四百余言，于重要事实，宜若可无大剌谬矣。然试观柳氏后来自讼之言：
柳弃疾《苏曼殊年谱·后序》（见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三十五至三十七页）：曼殊既殁，余为最录其遗事，成《苏玄瑛传》一首，顾疏略殊甚。于曼殊卒年三十有五，竟不及详考，复误没于广慈医院为宝隆医院。……于曼殊少年事……第就闻于曼殊故友台山马小进君者述之。……嗣检旧箧，得日本僧飞锡所撰《潮音跋》。盖曼殊手写见畀者……宜可征信，因取校余传，则抵牾万状。试比而论之。传文称：“曼殊祝发广州雷峰寺，本师慧龙长老奇其才，试受以学，不数年尽通梵汉暨欧罗巴诸国典籍。”而《潮音跋》则言：“年十二，从慧龙寺主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旋……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是则曼殊祝发之地为长寿而非雷峰，本师为赞初大师而非慧龙长老，传文之误一也。且具足三坛大戒之所在雷峰海云寺，雷峰乃地名而非寺名，而赞初大师称慧龙寺主持，慧龙又寺名而非人名，传文之误二也。《跋》言曼殊从西班牙庄湘处士治欧洲词学，后至扶南，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其求学渊源如此，初无本师传授之说，传文之误三也。又传称周游欧罗巴、美利坚诸境，而《跋》（中）……历数游踪……均不出亚洲以外，即晚年与友人书所谓“当欧洲大乱平定之后.吾尝振锡西巡，一吊拜轮之墓”者，亦终未成事实，是传文之误四也。
夫使柳氏不检旧箧，或《潮音跋》已饱蟫蠹，将谁疑此小传中有如此之四大谬误耶？
（十一）亡佚。假设人类之历史为三百页之一册，则有记录之部分，只占最末之五十余页而已，而此五十余页又残缺不全，一页或仅存数字，或仅存数行，东缺一角，西穿一穴，而每页皆有无数之蠹痕。残缺之因，除受观察、记忆、工具及传讹之限制外，厥有三事：
（子）史迹之失载。不必言未有文字以前之史事，不必言先秦三代之史事，即就民国开国之史而论，当时硕彦，今尚多存。问有几人曾举其见闻经历为详悉之记录耶？有欲记录而无记录之自由者，如专制时代之惧犯忌讳（今日亦正如此），又如今日报纸之受政府检查是也。亦有载矣而经后人之故意毁灭者，如清初《东华录》之删改是也。
（丑）古籍、古器物之散亡。此其为例，举不胜举。如春秋、战国间之百三十年，为我国历史上变迁最剧之时代，而文献全无足征。顾炎武已尝痛慨之矣。如张骞通西域，我国历史上一大事也。《隋书·经籍志》有《张骞出关志》一种，而今亡矣。试取诸史之艺文志一比对，则凡有书癖者孰不痛心也。至论器物，远如楚子所问之鼎，近如宋人所著录之数百种古彝，今皆何在。
书、器之散亡，由于时间之淘汰者少，由于人为之摧毁者多。昔隋牛弘论图书有五厄：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节录）：秦皇焚书，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文、景、武、成之所搜求，刘向父子之所校录者）并从焚烬，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境大乱，一时燔荡，此三厄也。魏晋中秘书鸠集已多，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此四厄也。衣冠轨物，图书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及侯景灭梁，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宛然。萧绎平侯景，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江表图书尽萃于此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之五厄也。
清潘祖荫论古器有六厄：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六厄。《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弋戟之属；器者，鼎彝之属。秦政意在尽收天下之铜，必尽括诸器可知，此一厄也。《后汉书》曰，董卓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钟簴、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此二厄也。《隋书》，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陈所得古物多祸变，命悉毁之，此三厄也。《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九月，敕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余事付泉司，此六厄也。
凡关心文献之人，读此孰能不掩卷而太息。然潘氏不过就所闻杂举，抑何能尽。（例如《烈皇小识》卷六，记明思宗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据《燕京学报》一卷一期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文末所引。）至牛弘所举之厄，则自隋以后，何代蔑有。虽秦政之行，于史无偶。然若孟子所言，战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若清代乾隆朝之焚毁禁书与违碍书，其去秦政之行一间尔。以上皆论全部之亡佚者也。亦有小部分之亡佚，如古籍之佚篇脱简，夺句缺字。又如清乾隆时修库书，于宋明人之著作，或抽毁其章节，或削改其违碍字眼，皆是也。
（寅）亦有形式虽存，而内容已湮晦者。此在古史为例最多。此项又有三类。（1）古文字之不可识者，如罗振玉《殷契待问编》所录是也。以后人之努力，虽或当续有所发明，然孰能决其必尽有涣然冰释之一日乎？（2）字虽可认，而文句不能索解者，例如《尚书》《墨经》及《楚辞·天问》中之有须阙疑者是也。（3）句读之不明者，例如《老子》首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或谓当于二“名”字下作读，或谓当于二“无”字下作读。又如《庄子·天下篇》：“旧世法传之史尚多有之。”或谓当于“史”字下作读，或谓当于上“之”字下作读。谁能起老聃、庄周于地下而问之耶？
（乙）相对之限制
绝对之限制，使吾人对于史迹不能得理想之记录。相对之限制，使既得之记录复失其本来面目，或不得其真正之意义与价值。然相对之限制可因史学及科学之进步而逐渐减少，此种限制可别为四类：
（一）缘绝对之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觉者。此等谬误，上文多已举例论列，兹不复赘。在过去之历史中，此等错误恒经长久之时间，始能发见。在未发见之前，人皆信以为真。以今之视昔，而推后之视今，安知现在所认为正确真实者，其中无伪谬之处，而有待于将来之发现？以下各类之谬误，亦同此理。
（二）伪书及伪器之未经发觉者。例如梅颐之伪《古文尚书》，我国学界受其欺者千三百余年，至梅鹫、阎若璩辈始发其覆。如《峋嵝碑》，旧以为夏禹遗迹，今日则稍闻金石学者皆知其伪。
缘以上二种限制而生之谬误，史家与史料之作者各负一半责任。因史家若能知其虚谬，则不致受其欺也。以下二种谬误，则全由史家负责。
（三）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之不精密而致误（或史料固误，因而加误）而未经发觉者。此类范围极广，自史料之搜集，外证、内证（External and Internal Criticism）事实之断定，以及叙次表述上之种种步骤，皆有致误之可能。详细论列，不属本文范围，兹仅举二例如下：
（子）旧日中国学者以指南车与指南针混为一谈。日本山野博士证明指南车全为机械之构造，与磁针无关，其说甚是。然山野遂谓“指南车既为后汉之张衡及三国时代之马钧所创造，则（此字疑衍）斯时代之中国人仅知磁石有引铁之力而已，彼等何能应用（磁石之）指极性以造指南车乎？即使（当作假使）能应用，则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之记录中，除记磁石之引铁外，当然非论及其特征（指极性）不可，而何以必于宋时记录中始论及其指极性（见《梦溪笔谈》），并指极性之应用（见《萍洲可谈》）乎？是则宋朝以前之中国人，决不知磁石有指极性也。”（以上见《科学杂志》第九卷第四期四〇五页，文圣举译文）此言固似言之成理，吾人若不能发现宋以前有关于磁之指极性之记载，亦无以折其说。然予按王充《论衡·是应篇》有云：“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抵南指。”此寥寥十二字，已将山野博士之说根本推翻，而证明其判断实差一千余年。夫《梦溪笔谈》及《萍洲可谈》关于磁针之记载，及宋以前诸史籍中关于指南车及磁石之记载，未尝误也。山野因搜集证据未尽，而遽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遂铸大错矣。
（丑）此言事实之误也，亦有事实不误而因果关系误者。例如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此事实也。西汉以后，诸子学说衰微，此亦事实也。然若谓后者之因，全在前者，则成一问题矣。
（四）事实之解释。史家之解释历史现象，必以其时代所公认或其个人所信仰之真理为标准。而人类之智识，与时代俱进化。后世所证明为谬者，先时或曾认为真理，而史家莫能逃此限制也。是故某时代信天变为人事之感应，则史家言地震与君德有关。某时代信鬼神为疾病之源，则史家采二竖入膏肓之说。又如元时西人不知有煤炭，故《马哥孛罗游记》谓北京人采一种黑色之巨石为薪。明时中国人不知光之速度与声之速度之差，故《南中纪闻》谓“西洋鸟铳能初发无声，着人体方发响。”
以上论过去历史所受之限制竟。
近世科学之昌明，远迈前古矣。然近世及当今史事之记录，其有以愈于昔者几何？其能打破上述种种限制者至何程度？尚有何未尽之可能性？此皆吾人所当发之问题也。
以近百年科学及史学研究之发达，相对的限制日渐减轻，且可断言将来之减轻与努力之人数及分工之精密成正比例。
就绝对之限制而论，近今之历史，亦稍优于前世。以教育之发达，以印刷术之盛行，以出书费之比较低廉，故文字史料之量大增。以印本之多，流通之便，及图书馆博物馆之兴，故史料之保存易。此近世之优点一也。
史事可分为二类：一为动的事实，如革命战争等是也；一为静的事实，如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等是也。后者为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以今世社会科学之发达及其分工之精细，近世史之静的事实，得更详细、更有统系而更正确之描写。此近世之优点二也。
又近世有一种新史料，为古人所未能梦见者，厥为报纸。（中国在唐代已有朝报，然其性质不能与近日报纸比。）此种史料之重要，西方史家已深切感及，惟今日中国史家尚鲜注意之。五年前美国露西女士（Lucy Maynard Salmon）刊行《新闻纸与权威》（The Newspaper and Authority）及《新闻纸与史家》（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二巨书（均纽约之牛津大学出版部美国支部出版）。据《美国史学报》（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之评论，前书论国家及社会对于报纸自由之限制，后书言整理新闻纸上史料之方法，皆与本段所论有深切之关系。以予之固陋，恨至今未得读其书，详细之论列，须俟异日另为一文。今仅述个人粗略之分析。
自报纸发明以后，史事记录之优于前者，略有三焉。旧日史事之有记录，大抵为偶然之事，非如在报纸制度之下，有专负观察调查及有统系之记录之责者也。有之，惟中国上世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及后世起居注官。然其所及范围，远不如报纸之广也。此报纸之优点一也。报纸所载，以新为尚，消息灵通，为竞争标准之一。故访员观察一事实，或闻知一消息，必于可能之最短时间内，叙述传播之，绝无隔数月、数年以至数十年者，以是其所受记忆之限制较轻。此报纸之优点二也。报纸所记载之范围，视旧日所认为历史之范围为广。一般社会之情形，旧史所以为无足轻重而略去者，报纸所不遗弃。报纸实为社会之起居注。此报纸之优点三也。
然则报纸遂为理想之历史记录（所谓历史记录与历史著作殊）矣乎？曰：其差犹不可以道里计也。报纸记录之来源，厥为报馆及通讯社之访员，其删定者则为各馆社之编辑。就大多数而论，彼等于真理之探求，皆非有特殊兴趣也。今试执一访员或编辑而问之曰：“君何故为访员或报馆编辑？”吾知其答案当不为欲使人类之活动得科学的记录也。虽调查翔实为其职业之条件，然非其惟一而绝对之条件也。在不影响于其职业之范围内，鲜有能为真理而努力者也。以求真为目的与以求真为手段，二者终有一间之差耳。此其弊一也。且访员大多数无专门观察之训练。上引纽约《华尔街汇报》某编辑之言，谓以其三十五年访事之经验，而知彼等大抵皆不自觉之说谎者。细思此言，谁敢以求真之责付托于今之报纸访员乎？此其弊二也。又彼等因人数之分配及时间、地位、精力之限制，其消息之来源，大部分恃间接之访问，或个人、政治机关及团体之报告。其得自直接观察者，只占极微少之数量。此其弊三也。访员之访事及作记录，贵乎速捷，速则无暇细思复审。此其弊四也。为电报之省费，则叙述不能不省略，有时省略过甚，或不得其法，则事实之关系不明。至如演说谈话一经节缩，辄易失真。此其弊五也。访员既不可恃如此，而通讯社及报馆为经济所限，又决不能派多数访员同往观察一事，以求多数独立证据之符合。此其弊六也。因稿件之需求，通讯社及报馆恒采外来之投稿，不加复证，辄为刊布。此其弊七也。访员有访员之偏见及特殊之目的，通讯社有通讯社之偏见及特殊之目的（试以路透社及东方通讯社关于中国之通讯为例），报馆有报馆之偏见及特殊之目的，事实经此三道关头，而能不失其真者鲜矣，至凭空捏造更无论也。此其弊八也。报纸恒受政治势力之支配，其与政府之利益冲突时，则受政府之禁制（如检查新闻），其与政府妥协时，则供政府之利用（如欧战时参战各国之报纸）。此其弊九也。由是观之，则报纸非理想之历史记录明矣。
假设治天文学者仅研究古代观测之记录，而不思用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天体之运行，试问天文学智识之本质，能有进步乎？不幸今日之历史学正有类于是。举世之史学家及史学家团体，日日殚精竭智以搜寻过去人类活动遗迹，偶有半铢寸缕之发现，偶能补苴一微罅小隙，辄以为莫大之庆幸。夫此固未可菲薄，然所可异者，独无个人或团体，以现在人类活动之任何部分之科学的记录为己任，而一听其随命运之支配，时间之淘汰，以待后来史家于零编断简中搜索其残痕。真理所受之牺牲，有大于此者耶？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智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此等历史访员，更须组织学术团体，以相协助，并谋现代史料之保存。
历史访员制之实行，必有待社会之同情与赞助。关于此种制度在现代社会上所将遭遇之阻碍及破除此阻碍之方法，予尚无具体意见，抑且恐非待实验后不能确知。复次，此历史访员当与现在之新闻访员分立欤？抑当提高现在之新闻访员，使成为历史访员乎？此又为一问题矣。
所谓用科学方法观察记录当代人类活动者，其目的即求减轻过去历史记录所曾受之绝对限制而已。此诸限制除观察范围之限制外，几无一不可减轻者。兹针对上述诸绝对限制，于未来科学的观察与记录之法则，发其凡如次：
（一）有意遗传于后（consciously transmitted）之史料，其来源有二：一为历史人物之自述，二为见证人之记录。欲求见证人之记录之进步，须实行予上所称之历史访员制。欲求历史人物之自述之进步，须使历史教育普及，使忠信于后世成为公共之意识，使人人皆感觉有以信史传后之责任。至自述与察访相同之点，当然适用察访之法则，以下即略述此法则。
（二）历史访员须有精细之分工，各于其所负观察责任之部分，须有专门之训练。
（三）于同一事象，须有多数（愈多愈善）之访员，各为独立之观察。
（四）须有多数人作同一观点之观察，更须有多数人作不同观点之观察。
（五）关于时间、空间之测度，实物及自然环境之考验，须尽量利用科学原理及科学仪器。
（六）静物之观测，宜有充分之长时间，及充分之复勘。
（七）观察所得，须于可能之最近时间内记录之。
（八）观察者对于文字语言之应用，须有充分之能力。
（九）历史人物之语言，须力存其真。
（十）观察者当观察之前，于一己之心理方面及道德方面须有相当之省察。
（十一）观察者于其观察之记录，须与社会同负广播及保存之责任。
吾所希望于历史记录之将来者如是。其事项之简单，其义理之明显，几无待言。然以是世遂无言之者，吾不能避其浅显而不言也。务实际及讲实利之人，必且以此所言为梦呓。是梦乎？亦欲世人知有此梦，知此梦非无实现之可能，而求实现之，则于现世无丝毫之损，于将来有莫大之利而已耳。
（原载《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注释】
[1]呎，“英尺”旧称，一呎为英寸，已停用
[2]吋，长度单位，现写作“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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