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学案：宋史研究的精深成果

张荫麟自1925年便开始发表有关宋史的文章，即译作《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同年又发表《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但1935年以前共发表论文105篇，宋史方面仅有3篇，另一篇是1930年的《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这些早期的宋史作品应该属于科技史与哲学研究的范畴，意旨不在于宋史。

张荫麟曾自言治宋史有史料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而事实上，蒋廷黻的安排是张荫麟走向治宋道路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清华大学“以断代史中的某一时代或某一专业来设置课程，有计划地延揽和培训人才，培养出一个新式的教师群体，是蒋廷黻领导下的清华历史系的重要特征”。因此张荫麟进入清华大学之后，也需要割舍自己原来博通的理想，接受蒋廷黻为其所设的专研宋史的安排。张荫麟是最早在大学开设宋史课程者之一。1933年冬，张荫麟自美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任教。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因为开设本科与研究院共修课程，课程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断代史分为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等，其中宋史课即由张荫麟开设，具体时间是1935年上半年。

从1935年至1943年间，张荫麟治宋史九年，发表宋史论文27篇，是同期宋史专家中成果最丰富的学者（表2）。

表2　张荫麟宋史研究论著一览表

续表

张荫麟在有限时间内发表的上述众多宋史论文，内容涉及两宋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思想、人物、社会和文献各个方面，于考据、义理、文章无一不精，同时代专治宋史的学者一般只集中于某些领域。张荫麟对于宋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宋史学体系的构建与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的发轫两个方面。

《中国史纲》虽然仅写到东汉，但张荫麟对以下内容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构思。宋史部分已拟作五章：

（一）宋朝的开国与开国规模；

（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

（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

（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其中《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以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太祖发迹、陈桥兵变、北宋建立与统一、军制与国防、官制与科举、国计与民生等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问题，勾勒出北宋立国与各项制度的形成过程与概况。《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先是分别评述北宋前、中期与契丹、西夏的争战、和议情况及对北宋造成的压力，继而论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志向、变法措施及开疆拓土之军事运动，揭示自北宋初年便已存在的危机根源和北宋解决危机的变法运动的基本历程。关于《北宋四子之生活和思想》一文，张氏曾在文前有识语云：“予近撰《宋代思想的主潮和代表的思想家》一文，分三大段：（一）北宋四子；（二）王荆公及其‘新学’；（三）朱陆与南宋道学。”《北宋四子之生活和思想》分别评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人的生活、仕履及其思想之异同。按照原定计划，论述四子思想之后，继及王安石“新学”，然后是朱熹、陆九渊的道学，其实就是宋代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程与特征。以上三篇的文风与写作格式与《中国史纲》无异，是《中国史纲》宋代部分初稿无疑。宋代中国历史格局最为复杂，先后有契丹、西夏、金、吐蕃、大理、元等各政权与两宋并峙。张荫麟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至为合理，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年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这些问题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宋代断代史学术体系，张荫麟可谓是中国宋史学体系的首创者。(www.xing528.com)

张荫麟的宋史专题研究不但精深，而且多开风气之先。首先是宋代科技史和沈括的研究。张荫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在清华读书时，所发表的《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1924）和《张衡别传》（1925）两文，就曾启发和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张衡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是较早的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略。关于宋代科技史研究，他先后发表《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等，其中对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考证，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相当长时期内对指南车和记里车的模制和研究。燕肃是宋代卓越的科学家，但未受史家重视，其生平史料不易发觉，张荫麟积累十年写成《燕肃著作事迹考》，日本学者寺地遵称赞此文“对燕肃的研究有卓越成绩”，该文也不断为科举史家著作征引和利用。沈括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但直到近代才逐渐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沈括编年事辑》为近代最早全面研究沈括生平及其贡献的著作。

学术界最早论及王小波、李顺之变者当数日本学者重松俊章1931年发表的《宋代均产起义及其系统》，但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尚不能为中国学界及时了解。1937年张荫麟发表《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一文，分别考述王小波、李顺乱事之起因、性质、发展过程、结局等问题，不仅是首篇关于王小波、李顺的专题研究，并且提出这次民众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因为“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此文一出，王小波、李顺的英雄业绩得为世人所知，史学界因此多有注意，此后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通史对王小波、李顺之事大书特书，多沿袭张荫麟之研究而已。此后两年，张荫麟又发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证明北宋包括王小波、李顺在内的数次社会骚动的发生与土地集中无甚关系。该文通过对《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中书备对》等文献中保留的北宋不同时期的主、客户之户数加以整理列表，从全国及各州军主、客户的比例来推断土地占有的集中情况，其研究方法颇具独创性。该文是宋史研究领域较早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且张荫麟对北宋户口数字的利用并非盲目轻信和简单使用，而是对其中数目的形成过程及反映客观事实之程度做了必要的分析和估计。在实际运用中不是利用其具体数字，而是综合各州军之情况，归纳其中所反映出的主、客户比例及背后隐含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一研究思想反映出张荫麟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和缜密、严谨的学术思维。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誓约与宋太宗之继统问题，是对宋朝政治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而早在1941年，张荫麟就发表了《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两文，对宋太祖之“誓约”“金匮之约”及“政事堂刻石”诸问题之真相做出精辟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可信的论断。如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是也”，张荫麟经考辨后进一步指出：

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

其论断并不止于辨真伪，更及此事之深远影响。虽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因涉及宋代政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节，故自此文发表以后，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伪便成为宋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宋太宗继统的核心问题便是“金匮之盟”问题，对此清代古文学家恽敬曾有疑问，但未为专论。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首次考辨这一问题，列举“金匮之盟”的五大破绽，继明人郑瑗之后首次揭示并分析太祖与太宗不协之问题。张说一出，后人论及“金匮之盟”便以此为据，或据此发挥。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便有吴天墀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分别考察“金匮之盟”、太祖之死等一系列围绕太宗继统而发生的史实问题，1944年邓广铭也有相关讨论。之后数十年中，太宗继统问题仍是学界讨论不休的问题，多数学者皆以张荫麟的考论为起点。

1940年，张荫麟发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文，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农奴制之存在于南方、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该文的创发主要在于对宋代社会南北差异表现的揭举上，特别是对前两个问题的考论，一方面首次引用《宋会要辑稿》食货类中仁宗天圣三年十一月解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和广南州军田客的诏令，揭示南方农奴制存在之事实以及四川之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则列举大量史料揭示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杀婴习俗，进而就宋代社会在此方面之南北差异及财富分配之差异原因做出合理之解释。其中农奴问题后来成为中国宋史学界关于宋代生产关系变化和日本学界唐宋变革期争论的焦点问题，杀婴习俗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津津乐道、不断讨论的议题之一。

《南宋亡国史补》主要从军备、民生与国计方面考察南宋亡国之原因，每一考察均从宋初溯其渊源，究其必然，言简而意赅，并且指出：“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不得不亡也。”对赵宋武备之内重外轻，财政之楮币与公田法诸问题之论述，无不发轫后来。另外《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宋史·兵志〉补阙》《〈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所考究的问题也多是首次揭举。

1938年9月至1940年7月期间，张荫麟为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过宋史，课程以《宋史纪事本末》为教本，要求学生从中自选六十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过百字。课上只讲专题，每两三周则提出一个问题，指定几卷书，要学生从中找材料，去解决那个问题，问题逐渐越来越难，指定的书越来越多，最后不再指定，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看，用这种方法一步步指导学生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

张荫麟英年早逝，执教生涯不足十年，但为宋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清华开设宋史课，学生中治宋史者为丁则良；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弟子有李埏；在浙大执教时，则有弟子徐规等。

丁则良（1915—1957），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出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47年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因被错划入“右派反党集团”，1957年8月自沉于北大未名湖。丁则良治宋史主要是在20世纪30—50年代，陆续发表《王安石日录考》《杯酒释兵权考》《沈括生卒年考》《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性质》《宋代土地问题》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其研究议题明显受张荫麟影响。1945年发表的《杯酒释兵权考》一文，几乎穷尽相关史料，后世相关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

李埏（1914—2008），云南路南人。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史学系从张荫麟治宋史，颇受赞誉的《北宋楮币起源考》即在张荫麟指导下完成。后来李埏在北京大学从姚从吾治宋史，仍写信向张氏求教，1942年夏应张荫麟之邀赴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1943年因母丧返归故里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执教。李埏主治唐宋经济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不自小斋文存》等。1996年至2002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培养了大量宋史研究专门人才。

徐规（1920—2010），浙江苍南人。1939年秋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中文系，1940年赴遵义浙大总校，转入史地系研习历史并成为张荫麟的弟子，修学张荫麟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并在张荫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李焘年表》。1946年，徐规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硕士学位，浙江大学回迁杭州后留校任教。1949年浙江大学史学组被撤销，徐规先后任教于温州中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与1998年新组建的浙江大学。徐规治宋史以人物谱传、史事考评、文献整理为重点，有论著百余篇（种），主要著述收入《仰素集》，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