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学案：编修通史，国防设计委员会全国通用课本

1933年，张荫麟在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后，欲在国内大学觅教职。尽管留学时选修哲学与社会学专业，但他志在治史。他与吴宓通信讲述回国后的计划，吴宓将信件转给陈寅恪。陈寅恪对张荫麟印象深刻，便于11月2日给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教授傅斯年写推荐信：

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丹福大学得博士学位。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与胡、陈二先生，或即以此函转呈，亦无不可也。

陈寅恪如此推重张荫麟，似有深意。1926年7月陈寅恪任教清华到1929年秋张荫麟去美留学三年间，张荫麟似乎没有上过陈寅恪的课。两人交往，主要以吴宓为中介，三年中吴宓至少三次同时招宴张、陈二人。表面上看，年纪甚轻的张荫麟确实凭借“考证中国史性质”的论文在学界崭露头角，但陈寅恪治学外则考据，内含义理，陈寅恪之所以看好张荫麟，恰在于考据之外。此外，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列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的中国通史最初由各有专精的学者合讲，1933年起则请钱穆独任。时隔数月陈寅恪推荐张荫麟入北大教通史，或许以为钱穆蔽于西学，对其博通有所保留。

数日后傅斯年与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回函答复，拒绝张荫麟进入北大和史语所系统，仅安排其讲授“历史哲学”课程。以傅斯年之“元气淋漓”，不能罗致张荫麟当在于两人学术取向之分歧。傅斯年当年留学欧洲，原计划学习心理学与哲学，结果留学生活竟令傅斯年全盘否定哲学的功用，“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的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甚至庆幸中国没有哲学，而主张要“废哲学”。此外，有分析认为张荫麟进入北大的主要阻力或在胡适上，而与吴宓过于密切可能是胡适最不满之处，因为胡适认为吴宓办的《学衡》“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认为张荫麟“人是聪明的”，但“与他们一帮人相处，并没有成熟”。

最终，张荫麟由哲学系与历史系合聘，进入清华大学任教。虽然张荫麟求职之曲折与傅斯年相关，但其撰写通史课本之缘起又因傅斯年而生。“九一八”事变后，各书局制定的教科书多含排日内容，引起日本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遂有统一教科书之意，于是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义，编撰各科的全国通用课本，历史教科书的人选属意傅斯年。而傅斯年以为修通史并非其时，于是推荐张荫麟以自代。

在接受政府的任务之前，张荫麟已经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参与改良课本的讨论。该刊在1934年9月由张荫麟与容庚、洪业、容肇祖等人共同创办，自述“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且供给他们以新国民所应有的史地智识”为目的，其实是为因应“九一八”之后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应对教育界对史地教育不佳的指责。当时多将历史教育不善的原因归结为通史教本之不善，张荫麟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中也指出，“学生们国史智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重大的责任……故此，我们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并提出编撰理想的通史课本的做法：

设想一个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小团体，内中包涵国史各方面的专家和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而其中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和文章技术上的试验。大家愿意合力做成一部良好的国史教本，却没有一人愿意争居其功。大家推定一人为总纂。首先大家讨论出这部课本所应当包括的项目，拟成一个大纲。这个大纲不妨先发表，征求这个团体以外的史家的意见，然后由总纂作最后的去取。第二步因这小团体的分子各就所专的范围，从大纲中认定自己担任的项目，去广集资料，纂成长编。自然，在分纂的历程中，大家要时常交换意见。长编全部告成后，也可以刊出。总纂根据长编和对它的批评，乃开始作这课本的初稿。由初稿以至定稿，自然要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总纂的裁定。千万要记着，这个团体是友谊的，而不是仅以兴趣结合的。

几个月后，张荫麟意外接到傅斯年转来的政府邀请，自然乐意实践其理想中编撰通史课本的大业。这次修史专门成立了“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经费也比较可观，除张荫麟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购书费三千元，比初进清华时的月薪二百八十元优裕不少。因此张荫麟向清华请假，专事《中国史纲》的撰述。面对高、初中的修史任务，张荫麟提出先从高中部分着手，“由博返约，则约者易精”。编纂会以张荫麟、吴晗为核心，张荫麟又任总纂（主编），具体分工为汉以前由张执笔，唐以后归吴负责，其他专题又邀请专家撰述，包括千家驹、王芸生、贺昌群等，但结果除张荫麟认真撰写十篇以外，各人均未完成任务。张荫麟撰写的十篇中，九篇经少量文字修改，收入《中国史纲》出版。这十篇的篇目及发表情况如下（表1）：

表1　张荫麟所撰文章篇目及发表情况

这些篇章的特点，在于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及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之方式呈现，不掺入考证，不引用前人叙述之成文，又选择少数重要环节为主题，赋予所选主题透彻的叙述。张荫麟的通史在叙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今人王家范教授为其撰导读所言，“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亦堪称绝。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

然而在当时，张荫麟的通史撰述不无批评、商榷的声音。比如钱穆提出修通史当以政治为主，文化等其他方面宜略。张荫麟则回应这只是考虑初、高中教学重点不同所作的安排。但其实张荫麟的叙述重点在于“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与钱穆重政治的理念并不相类。除了钱穆之外，也有学者批评张荫麟的通史缺乏史观。对此张荫麟不得不有所回应。张荫麟认为：

什么是史观？这有两种说法：（1）把史观当作对于历史的鸟瞰，对于历史众方面的变迁和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大概的看法。这种史观不可不有，而且除了糊涂人以外不能不有。（2）把史观当作解释一切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之铁则。这种史观不可有而且只有糊涂人才会有……第（2）种史观我们是没有的，但第（1）种史观是有的，而说明这种史观的最好方法是具体的历史叙述，而不是抽象的名词，尤其是最易惹起蔽塞聪明的情感的流行名词。

其实当时所谓的流行名词主要是指唯物史观，对此，张荫麟在1933年写成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唯物史观的不满，认为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解释历史存有偏颇：

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包括生产条件，如土地、资本之所有者，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一切关系）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如耕种、罗盘及蒸汽机之发明等）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惟史实所昭示：许多文化上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

因此张荫麟主张贯穿史材之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但即使如此，张荫麟对于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历史研究成果仍有自觉的吸收。比如他批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史观，“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但同时又认为该书是“1930年代中国史学界两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觉得西周奴隶制度是其“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因此张荫麟在《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中便有奴隶阶级的论述，而这一章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不同。另外张荫麟对冀朝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著《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加赞赏，认为“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觏而可贵”。

张荫麟的通史编撰同样深受傅斯年领导的史学革命的影响，《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一篇宣称“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而商代文化这部分的叙述基本以当时史语所在殷墟发掘所得为依据。此外张荫麟还吸收了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周颂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研究成果。因此胡适、傅斯年对张荫麟的通史相当赞赏，胡适说“张荫麟从商朝写起，他的史学眼光是不错的”，傅斯年则称赞“非常之好的，可为大学之用”。(www.xing528.com)

张荫麟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修撰通史，一方面，要广泛征稿，参与研究，汇成长编，以确保其科学性；另一方面，作合理的想象和综合，结合优美文笔，作最后成稿，以保持其艺术性。留学美国时，张荫麟曾有译作《论作史之艺术》，在按语中张荫麟指出，“文中大意谓历史之目的自在求真，然所谓真者非枯瘪无味之谓也。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张荫麟叙述通史的笔法，可以参考他有关描写历史人物方法的谈话，“愈抽象愈不真，愈具体愈真；愈缺乏个性的愈不真，愈富于个性的愈真；愈缺乏情调（即生命力的表现）的愈不真，愈富于情调的愈真”，“唯有采取具体的写法，才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和‘美’，抽象的写法，难免有虚构和空中楼阁的缺点”。因此张荫麟主张通史的综合应该体现于“拣选”而非“抽象”：

大抵短史、简史、略史、小史，甚至通史等类书之通病，在知抽象而不知拣选。抽象与拣选奚以别？譬叙墨子，若于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上同、天志、明鬼、三衰、大取、小取等，项项而约述之，此抽象也。本书于墨子，只摘非攻、兼爱之目，而详阐之；非攻一节，则大部分为止楚攻宋事：此拣选也。

张荫麟的通史，文字之精美，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张荫麟对文学的追求有其自觉的意识，他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文而稍加变化，曾经称赞浦江清的《八仙考》对文白混合的成功尝试。贺麟就指出张荫麟的白话文“认真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这种文学上的追求，惟有让其翻译导师吴宓感到遗憾，“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未免误入歧途”。

张荫麟的通史在文学上显示出突出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在义理上略逊一筹。只是张荫麟提出以同情与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在考据学风弥漫的民国学界堪称少见。张荫麟为容庚新著《古石刻零拾》写序时指出：

自划于时间之一片段，置身其境，靡所不观，靡所不搜，靡所不问，日受浸渍与熏染，恣意神游而冥会，久乃深入共阃奥。摄挹其精魂，而豁然洞见一森总之小宇宙，其间万物，轮廓如削。以此灼观，而述一人之史，则若仿佛老友之平生；而述一地之史，则若追摹故乡之景物；而述一事之史，则若自叙萦牵梦寐之旧迹。此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也。

在《历史之美学价值》一文中进一步论述：

然则持审美态度之史家，其与史实之关系遂为明镜之与其对象，而其所述之史遂为镜中人影欤？曰是亦未尽然。任何观点之史都非史家所得而尽窥，其所得而窥者亦不能尽述，昔人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物相之于镜不必有所隐，而史相之于史家则不能无所隐。镜无所择于影，而史家则有所择而述。此喻之所以未尽切也，更切当之比对，其惟述史（就审美之史言）与写照乎？写照与摄影其目的皆在摹真，而异者，摄影于观点以外无所择，而写照则更有所择。写照与述史同者，其选择乃在细节之取舍而不在窜易。

审美的手法在张荫麟的通史中运用甚多。比如“商代文化”一节，“采用‘速写’的手法，就有意‘想象’和‘解释’”；“庶民”一节，因为记载残缺，“而作了一个‘悬想’，将‘公田’‘私田’作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又如推论小国对于其依附的霸国所负的义务，论“斩山填谷”的交通对军事的影响，“从两个传说中得其信息，这些都是十分准确的”。

除编修通史之外，张荫麟一度有志于近代史，并对收集近代史料抱有巨大热情。张荫麟对于近代史料的保存和局限性有着超常的领悟，他肯定报纸的史料价值，认为报纸“实为社会之起居注”，然而报纸距离理想之历史记录，“其差犹不可以道里计”，因此提倡历史访员制：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智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此等历史访员，更须组织学术团体，以相协助，并谋现代史料之保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清代以降的非善本书籍不甚被重视。张荫麟反其道而行，以为与其将来费力搜集，不如趁现在方便时加以保存。他在美留学时便告知容庚，如见有近代史料价值在一二元左右者，不妨顺手购下，将来用处很大。回国后他开始搜购近代史料，“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吴晗还讲过张荫麟急切访书的趣事：

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

后来因为接受编纂通史的任务，张荫麟将这些书转送给1936年招收的研究生沈鉴（镜如），供其研治清末民初历史参考。后来这些书籍因为抗战全部丢失，沈镜如后来回忆，20世纪50年代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辛亥革命部分，尚不及这批书详尽。

张荫麟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多，但他的学生李鼎芳、王栻却在张荫麟的指导下完成《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严几道》等论文，后来在学术上均有成就。1935年，张荫麟在清华大学一度接替蒋廷黻为研究生开设“清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此外他十分看重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曾经翻译英人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的《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又撰有《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和《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