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学案：留学期间的观察与变化

1929年，张荫麟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哲学。选择当时僻处西部的斯坦福，主要出于经费不足的考虑。当时清华提供的公费为每月八十美元生活费，若去东部留学往往入不敷出。张荫麟还要供养在国内念书的弟弟，为了省钱常常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

清华公费留学生可以任意选择科目深造，张荫麟立志修史，但无论是对当时中国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对西洋史学均不十分满意，还曾表示对那些不懂装懂的汉学家不必太客气，因此认为不值得跟洋人学习史学。而哲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缺少的门类，西学之精华，张荫麟曾对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产生兴趣，在清华时选修过金岳霖的哲学课程。而梁启超也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因此张荫麟决意通过哲学的修学走出自己的治史道路，在致张其昀的信中声称“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91年，僻处美国西部乡间。张荫麟留学时的居所相当舒适，居校区中一小楼，书案当窗，树荫掩覆，昼夜静甚，可以让张荫麟百无萦虑，日惟展卷与古今贤哲对晤。斯坦福大学当时规模不大，社会科学院又以哲学系最小，只有三位全职教授，两名资历较深，系主任史阿特是杜威的学生，长于伦理学与逻辑学，另一位教授布朗专攻科学哲理。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直接升入大三，第一学期选修伦理学、希腊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开始他比较紧张，“惧贻祖国羞”，结果三门功课分获A、B、C，“始大放心，从此可如在清华一般逍遥自在矣”。此后张荫麟又修哲学概论、欧洲史、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美学、神学、康德哲学、人体心理学、经济学基础等课程。他不喜杜威学派，对哲学系的师资与课程设置不甚满意，而热衷于英国哲学家摩尔的学说，因此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后，以《摩尔、杜威伦理观之比较》为题撰写硕士论文。此后他又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完成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当代社会学研究趋势等课程。1933年11月，张荫麟经口试，被经济系博士委员会鉴定为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选题“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也顺利通过考核，并计划于次年春季完成。

虽然修学哲学与社会学，但张荫麟撰述通史的志愿从未动摇。他认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重在历史形势的述写，文笔壮美，是心目中理想的通史样本。张荫麟也留意寻找珍稀史料，归国时还特意从欧洲绕回，参观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得观敦煌写本十余种。(www.xing528.com)

留学期间，张荫麟也留意国内学界的发展状况。归国前后，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张荫麟先后发表两篇书评，认为哲学史须负有两种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阐明；二是历史的，要考查各家学说的起源、成立时代、作者生平、思想发展、学说的相互影响以及外部环境对学说的影响等等。而冯友兰的著作比以前同类著作精密得多，但关于历史方面则不能同样令人满意。

张荫麟的政治态度也在留学期间有所变化。清华时代他持单纯的民族主义，反对教会化、洋化，不满抛开传统文化而谈政治革命。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他的思想由民族主义演变为一种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鼓吹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很多读书人政治趋向发生变化，张荫麟更是作文《为东省事件复容希白教授书》，并由此前的倾向费边式改革，转而认为布尔什维克也有试验之价值与必要。同时张荫麟对国内左翼文人颇多赞赏，比如其曾撰文《读〈南腔北调集〉》，称赞鲁迅“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已为一切感觉敏锐而未为豢养所糟蹋的青年们所向往”，代表着“正义的命运”。张荫麟还主动寄笺结交当时已倾向共产革命的张岱年，“对于你的学术观点和社会理想深表同情，愿附朋友之末”。这时张荫麟翻译的选题，也已摆脱吴宓的古典主义取向，转而译介革命文学作品。1936年10月，张荫麟起草的《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主张中日交涉应在不辱主权的原则下公开进行，并坚决抵制日本对华北的各种侵略举动。《意见书》后经顾颉刚等人修改，得到一百零四人署名，再通过燕京大学师生将宣言寄往全国各地，反响巨大。